——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述評
但中共既已建黨，便屬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也就與此前自發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有了性質上的區別。那不再是交流讀書心得和泛泛討論熱門話題的同仁聚會，黨組織需按照國際的指令開展各種活動，身為黨員的個人，更須嚴格執行黨所派遣的任務。從事此類活動，就不像陳獨秀自己貼錢辦刊物那麽簡單，自然要涉及到活動經費以及參與工作的成員靠什麽吃飯的實際問題。最初，就是否接受國際撥款的問題，曾發生諸如避免“僱傭革命”說之類的爭論。後來陳獨秀不慎被巡捕房抓去，待由馬林花大錢請律師將陳保釋出來，陳也就自動放下了他那書生氣的清高架子，不再迴避令知識人感到手短的“阿堵物”了。一番爭論後，他們幾經商議，決定接受莫斯科的盧布，凡參與工者都可領取每月大約30元的“生活費”補助。作爲湖南分部的領導，毛澤東應該也會拿到他所得的一份。那筆錢並不算多，但至少比他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8塊月薪要豐厚一些。所謂職業革命家，說白了，就是吃上了革命飯的無業人員。按照Alexander V. Pantsov在他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所說，莫斯科的經費到1922年底更有增額，但拿到每個成員手中的補貼則有明確的條件。當時張囯燾、蔡和森等人正在對馬林全力倡議的國共合作頑強抵制，弄得雙方的關係勢同水火。馬林則仗著他共產國際代表的權威在中共二大後召開的中央執委會上正式宣佈同國民黨合作，規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Pantsov就領取補助的問題如是說：“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抉擇：他們要麽聽命莫斯科，照舊領取補助，否則就一無所得。考慮到自身的處境，他們只好做出理性的決定，一致同意加入國民黨。”16
張囯燾也許是從他自己的立場出發來概述別人的情況，在回憶中共三大的文字中，他硬是把毛澤東說成支持他反對國共合作的一派。但按照楊奎松近來披露馬林本人筆記實錄的説法，情況卻恰恰相反。楊的轉述強調，毛澤東一直在緊跟馬林，致使中共黨内不少同志將他歸類為“馬林的人”，而這樣的歸類，在當時實在談不上有多麽光彩。毛爲人行事一向都很現實，他顯然看出，面對莫斯科的指令，中共這個小組織終究是胳膊拗不過大腿。多年後提起此事，他仍坦然訴説，那時他還年輕，“素以爲領袖同志的意見總是對的”。17 可見與去過莫斯科，見過列寧，對那裏的複雜情況有更多了解的張國燾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那時的革命見識還比較淺薄，對待莫辨其來頭的國際代表，他自然傾向於敬仰和聽從。馬林在中共一大後路經長沙，毛澤東曾熱心接待和彙報工作，顯然給馬林留有較好的印象。如果說1922年7月，毛沒能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可能與馬林暫時離去不無關係，18 那麽1923年6月，毛在廣州的中共三大上獲選為中央局五個成員之一，就顯然與他在會上的表態頗受馬林賞識有很大的關係了。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結果是，張囯燾因對抗馬林而當場落選。在新選出的中央局中，陳獨秀任委員長，毛任秘書，負責黨的内外文書及通信開會記錄，並管理本黨文件。自從在一師讀書時專擅文牘工作以來，毛一直都熱衷在抄抄寫寫上為他介入的活動或組織製造聲勢，直到中共三大的當選，他才算實實在在地握住了有職有權的筆桿。毛此時已是跨黨的國民黨黨員，按照中央的決定，他“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上回湖南開展工作，數月之間，在湘區各地組建起不少國民黨的黨部。毛以他實際工作的成績表明，中共的跨黨人員可極大地助長國民黨的擴展，他們能夠發揮的積極作用有時甚至勝過國民黨自己所搞的宣傳。毛因此而提高了他在國民黨内的地位，並獲邀赴廣州參加1924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執委候補委員。
與中共的情況相近，孫中山接受的俄援也附有一系列條件：他不得不接受鮑羅廷前來中國充當顧問，幫助他改組國民黨。莫斯科如此看重國民黨，並熱心付出代價，就是要按照俄共的模式重組國民黨。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正遭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干涉，列寧一心要把發生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納入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佈局，順著俄援的傳送帶推行他革命輸出的計劃。但就孫中山這一方面來看，也不能說他僅為獲取金盧布和軍火便完全照莫斯科的旨意辦事。孫的言談中多次抱怨中國人一盤散沙，特別是面對辛亥革命後國民黨組織渙散，革命精神鬆懈的現狀，他本來就很想重整旗鼓，強化他這個“總理”的集權。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並非莫斯科單方面硬給孫中山穿上的小鞋，而是孫在急於進行其黨務改進的情況下正好可以拿來應用的他山之石。但孫中山忽視了俄共組黨模式與其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内在關係，儘管他多次說絕不要輸入蘇俄的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制度，但隨著改組後的國民黨漸趨組織嚴密和日益革命化，其章程和建構便更加接近俄共，而與宋教仁當初所欲導向的議會政黨有了很大的偏離。一盤散沙固然有組織鬆懈之嫌，但就參加議會政黨的個人言行而言，卻有不受基層黨組織嚴密控制的自由，黨員只需在競選時保持共同的政見，在其他方面絕不會受到意識形態和黨紀的約束。孫中山當時只圖在列寧的組黨形式下再造國民黨，於是放手讓鮑羅廷這樣的俄共黨官代筆起草國民黨一大的黨章，該黨章被公認與共產黨的黨章十分接近。孫中山一方面挪用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強化國民黨的組織，一方面卻自相矛盾，還要把他“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軟内核包入那借來的甲胄，進而加固他“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基礎。爲此，一大會議上又增發《大會宣言》來通融共產國際，對三民主義做出新的解釋，在與鮑羅廷討價還價一般的磋商中達成了一些模棱兩可的協議。結果是國民黨雖照搬了不少俄共的組黨形式，卻並未完全克服議會政黨固有的散漫，依然在黨員的接收上來者不拒，在半變不變中拖拉著固有的慣性。後來雖從軍政轉入訓政，其軍事獨裁性質的一黨專政卻始終呈現弱勢，連它的發威逞兇都顯得比較笨拙。這一點胡漢民說得很清楚，他承認“本黨是採取俄國政黨的方式，但本黨現在所有的毛病，在他們那裏都沒有。”19
張囯燾是帶著應付的態度去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因此他無意加入國共聯席的合唱。在他的眼中，發言踴躍的毛澤東“常依據孫先生的説法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明顯與一味批評國民黨的李立三持不同的論調。20 在張囯燾筆下顯得右傾投機的毛澤東，在國民黨内右派代表的回憶中，卻被描繪為“像一個才到城裏的鄉下人”。他們指責毛一再抵制“老同志”的提案，左得蠻橫，說他“不像是個能登大雅之堂”的人物。據他們的描述，毛澤東先是跟著李大釗起哄，制止了方瑞麟反對共產黨員跨黨的提議；緊接著又厲聲反對黃季陸所提的“比例選舉制”，初次上陣，即流露出維護集權和扼殺少數人自由發言權的蠻勁。21 就這樣，在國民黨一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全力支持國共合作的表現頗贏得國民黨少壯派的好感，在當選中執委候補委員後，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任職文書科代理主任，並兼任胡漢民主持的組織部秘書。毛於是繼續發揮他文牘工作的專長，在胡漢民的秘書任上幹得特別賣力。作爲跨黨人員，他在某些方面甚至顯得比國民黨黨員還更加國民黨。那時候鮑羅廷的路綫支配國共兩黨，中共的很多跨黨成員都熱心投入國共合作的工作。在上海這個他已多次逗留的大都會，毛澤東如今出入辦公室，忙於接待和出席會議，至此才幹出了初步入圍的感覺，算是在國民黨機構中找到了他在本黨同志中尚未有過的位置。那年6月，楊開慧與她母親帶上兩個孩子來到上海，住進了毛在英租界的寓所。有妻子在一旁做協助他的工作，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在革命僚屬位置上初步的得意。
有一次毛代表執行部參加青年團的集會，聼到毛在會上的言談，與會的共青團國際代表達林（Sergei Dalin）十分吃驚，他會后即寫信向維經斯基彙報毛澤東出格的言論。他說毛“認爲國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應接收為共產國際成員。”還說毛在談到農民問題時竟然主張“取消階級路綫，不要做貧農的工作，而要聯絡地主和紳士。”達林顯然反對毛的説法，因此他要求執行部給青年團另派代表。22 達林的小報告反映出莫斯科兩個司令部在不同時期發出的不同聲音傳達到國共方面所造成的混亂和牴牾。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偏重蘇俄的國家利益，因而更支持國民黨為主導的國民革命，他一心要把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導向反帝囯主義的世界革命，就他的盤算來説，優先發展國民黨的勢力遠比栽培中共的小組織更易見效，也更有前途。相比之下，共產國際的策略則更想促使中共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急於靠中共的力量開展階級鬥爭，大搞城市暴動。這兩條並不協調的路綫更攪入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明爭暗鬥，時而重合，時而衝突，不但在中共内部引起左與右的分歧，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也造成了持續的緊張。毛澤東那時涉水尚淺，正在那波濤詭譎的激流中趁勢弄潮，他只顧把更多的熱情投入工作，積極表現他的能力，還不太會把握那左右搖擺中的航向。
毛澤東一時贏得稱讚的工作表現不久就變了味，受到左浪右潮的強烈衝擊，他被迫辭去執行部的職務。那年歲末，他怏怏返囘湖南。後來他對斯諾如是説：“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23 但楊奎松指出，所謂生病，很可能是毛的託詞。毛的黯然離去，主要是共產國際的指導路綫急劇左轉，馬林偏重國民黨的方針遭到否定，緊跟馬林的毛澤東隨之受到連累。24 他不只在執行部幹不下去，連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四大也無緣參加。雙數的黨代會對毛似乎總潛在著排斥，他後來借用有關七言律絕格律的一句口訣自嘲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四
從毛澤東 “孩兒立志出鄉關” 那首詩的告別口氣來看，他自從赴東山高小讀書，就打定主意，走出落後的鄉村，要到城裏幹一番事業。後來他辦雜誌、搞教育，發起各種請願抗議活動，運作的範圍都在城市。其間他多次赴北京和上海活動，都試圖在那裏落腳，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1921年初，他趁囘韶山過年之機，處理了父母死後的家產，把兩個弟弟和堂妹全帶到長沙，安排他們就業或讀書，一家人算是從農村的老家連根拔出。在那個農村人口向城市零星流動的年代，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多湧入城市尋求個人的發展，毛澤東把弟妹帶領到城裏，當然是要他們有更好的前途。正是在這一人口遷徙的新形勢下，前現代中國無所謂差別的城鄉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懸殊差別。鄉間的人才漸趨流失，與城市的飛速發展相比，農村地區的文化生態日益荒蕪，在很多方面反出現了今不如昔的情況。這正是毛澤東1926年回韶山休養那一段時間目睹的現實。
關於毛這段短暫的休養，借用湯因比（A. J. Toynbee）的歷史論述，可謂他由“退隱”到“復出”的突破性“變容”。毛是在一時的失意後被迫退回到他本來要告別的老家的，返鄉後他仍在替國民黨做組建黨部和召集農會的工作。在參與當地農民“平糶阻禁”穀米的活動中，毛早年記憶中沉睡的暴亂意識隨之覺醒，那時候他不太贊同的做法，25 現在他看在眼裏，居然看出了可以鼓動的暴力以及搞武裝革命所需的人力資源。中共二大中宣言已經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毛澤東緊跟著在中共三大上強調了農村中富有的人力資源。他告訴大家，“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爲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局面。”26 毛澤東此時是否讀到列寧有關“農民問題”的論述，我們尚無法判定，但在強調農民對共產黨的奪權鬥爭有重大“利用價值”這一要點上，毛顯然無師自通，可謂與列寧所見略同。27 由此可見，從毛澤東在鄉間組建農會，到後來帶領紅軍大搞暴力分田，其中心目標在於壯大中共的武裝力量，並從農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補給，從起點上便沒有樹立改善農村經濟和造福全體農戶的建設性目標。帶著這個已經明確的想法，毛於1925年9月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踏上了他復出的征途。
到達廣州後，毛澤東代理汪精衛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在次年5月離任前，他召集會議，擬定通知，發佈宣言，緊握他有職有權的筆桿子肆意揮灑，寫了很多強化國民黨革命聲音的文字，幹得比在上海執行部更加有聲有色。從他1925到1926所寫的二十多篇文字可以看出，作爲中共跨黨人員，毛澤東儼然已化身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對黨内的右派言行，他極盡其批判討伐的能事，一時間大有將國民黨左派同化為共產黨之勢。1913年，針對孫中山挑起“二次革命”的事件，梁啟超擔憂“革命復產革命”的時候，俄共尚未成事，中共更未出生。梁之所以反對南方的軍事力量打起革命旗號，企圖用武力解決議會政黨中發生的糾紛，就是恐怕國民黨的激進化會釀起“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果然在十來年後，隨著俄援操縱下國共合作，國民黨利用中共的活力壯大了揮師北伐的聲勢，中共也寄生在國民黨的暖巢内，豐滿了自身的羽翼。隨著雙方在壯大各自組織上互相受益，兩黨間惡性的互動也日趨嚴重，所催生的“亂暴的勢力”遂暴漲為國民革命中的逆流。
毛澤東當時還談不上有什麽自己的主見，他那些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買辦和土豪劣紳的口號，以及抨擊右派的政治泛文，多是在迎合莫斯科朝令夕改的模糊信號，反映了斯大林那個時期忽左忽右，左右交錯的荒謬指令在中共黨内影響。在討論中國革命的講話中，斯大林高捧國民黨，說“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軍事封建生活方式，以及爭取國家獨立和聯合革命民主力量的鬥爭中，國民黨代表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的革命聯盟。”但在堅持把國共的黨内合作作爲目的本身的同時，他又強調共產黨人應力爭將“資產階級的代表”從領導崗位上，最終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接下來，他又打折扣說，如果時機還不成熟，而國民黨的勢力更爲強大，中共仍得為留在國民黨内而委曲求全。28 斯大林這類站著説話不嫌腰痛的主張害得中共左支右絀，進退失據：一方面，作爲領導人的陳獨秀因受鮑羅廷處處掣肘，為中共繼續留在國民黨内而做了很多被指責為右傾投降路綫的事情。另一方面，毛澤東的言論則將火力對準所謂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對毛排斥最厲害，特別讓毛感到難以共處的國民黨右派人士。毛與他們的對立不只緣於政見的分歧，更爲本質的衝突乃是雙方在價值階序上的差異。對毛來説，他們的存在幾乎成爲妨礙毛在國民黨内繼續寄生下去的天敵，這種異類間本能的拒斥力才是他力求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最終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的根本原因。總而言之，毛澤東筆下的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實質上已讓他放大為中共跨黨成員企圖取代國民黨的奪位之爭。
毛那類為國民黨更加革命化而搖旗呐喊的文章，後來基本上都沒收入中共官方所編的四卷毛選，翻檢一下日本版的十卷本《毛澤東集》，不但可重睹所有被刪除的粗率文字，還可一窺正版毛選所收那兩篇革命討伐檄文更爲猙獰的原貌。其中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係由原來發表的兩篇文章刪改合併而成。這兩篇文章一篇題曰《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另一篇題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提起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馬克思早在1852年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就指出，階級的存在和階級鬥爭的問題早已為前人所論及，那並非他的功勞。他自詡的功勞計有三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第三點他說得很模糊，在另一處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産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産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29 這後兩點，讓那時的革命青年讀起來，也許特別動聽而富於理想，時至今日，早已以其烏托邦的破滅讓中國人吃夠了那消滅差別的苦頭，無需我在此多費筆墨細訴其罪惡的後果。先哲孟子對企圖消滅差別的言論早有經典的駁斥，針對許行無視商品價值的主張，孟子斷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滕文公上》）不只是物，人與人的強弱、智愚、賢不肖之分也是生下來就存在的，正是存在著此能力、德性上的本質差別，人群中自發自然地形成了分工協作的秩序，即使在沒有階級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著男女、老少、從酋長、巫師到普通成員的等級差別。只要人群中存在著等級的差別，只要社會生産活動需要分工的秩序，階層的差別就會存在。無視差別和人爲地取消差別，只會破壞已經形成的社會秩序。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産力的發展，科學知識的發達，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斷改良，但從來都不是，也絕對不會是殺戮搶奪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所謂“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的“階級”，乃是說直到生產有所發展但又相對發展不足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情況，比如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出現了“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僱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以及“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固然存在著馬克思認爲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但就促使生産力發展這一點來説，馬克思並不否認，這樣的生産關係仍有其歷史進步的意義。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屬於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範疇，他關注的是社會各階級及其所從屬的經濟結構，所代表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互關聯。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說過，只有“‘粗俗的’人的理智才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把階級矛盾變成了各行業間的爭吵。……現代階級差別絕不建立在‘行業’的基礎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階級內部造成不同的工種。”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就是從馬克思所嘲諷的那種“粗俗的人的理智”出發來看問題的。
毛對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並無興趣，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也無意於理論的研究。
他在延安的時候就說過：“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識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30 毛澤東從事的“實際的階級鬥爭”就是把有權勢、有財產、有知識的人劃歸打擊的對象，同時組織和鼓動一切可用以打擊他們的“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稿中，毛劈頭就提出，“無論哪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分析則有五等，即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毛的三等人劃分完全根據有產或無產，錢多或錢少，平白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捏造出層次不同的敵對關係。這個三等人的劃分模式其實並非毛所獨創，而是取自中國傳統品鑒人物才識品質的價值階序，傳統的階序超越階級和性別，是一個與天道和常理同在的客觀標準，無論貧富貴賤，在評判不同人優與劣、智與愚、賢與不肖的問題上，均按此恆定的標準統一劃分。打個比方，這就象現在測試孩子的智商那樣，管你是富翁的兒子還是窮人的女兒，智商的高低均有統一的測試標準。但三個等級用到了毛的手中，原有的階序卻完全遭到扭曲和顛倒。毛的邏輯是小説《動物農莊》中那些佔領了農莊的大肥豬宣佈的邏輯，豬總是堅持，四條腿最好，兩條腿最壞。更爲荒謬的是，他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樣的洋尺度作爲衡量敵我的標準，進一步帶入各行各業，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僱農是無產階級……”31 經毛澤東如此任意的一番硬套，城市與鄉村的劃分、工商業與農業生産的區別、前現代與現代在社會結構上的差異，全都攪成一潭渾水，由著他在裏面恣意抓魚了。財產多和生活境遇好的人群全被打入革命的敵人一方，財產少、沒財產和生活境遇差的人群均被拉到革命陣營之内，而在這兩者之間，則屬可敵可友的人群，他們可拉攏時即為友，拉不攏時就是敵。因爲毛澤東只關注他要搞的“階級鬥爭”，而且把“鬥爭”（struggle）這個在西方原來的意義上多強調兩個階級之間具有衝突、對抗關係的字眼重點擴大為人與人的惡鬥和武裝奪權。他不考慮，也沒興趣研究不同階級所代表的生産力如何，所從屬的生産方式怎樣，更談不上據此以判斷哪個階級的歷史地位更進步，哪個階級的歷史地位較落後。他只滿足於抓住現成的批判武器，按照莫斯科“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及官僚買辦” 的指令，去給眼前的人群排隊戴帽，劃出敵我對壘的陣容。列寧已給帝國主義做出明確的界定，說它“是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後階段。”毛死記這個教條，終其一生都堅持反帝的立場，而且一路上逢“資”必反。可悲的是，他至死都不懂得，“資本主義並不一定非發展為帝國主義不可，帝國主義之所以可能，實在於文化力量之不均衡，或者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均衡。有了強弱，才有侵略。……中國人由反帝而反資本主義，殊不知中國之所以受帝國主義侵略，正由於資本主義不發達。”32 像蘇俄這樣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其所作所爲之所以對中國構成的危害更甚於西方列強，也是因爲其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緣故。至於在莫斯科誤導下，中共硬要把民族主義的國民革命偏斜到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路綫上，更是歧途上的歧途。民族若未獲解放，無產階級便絕對談不上獲得解放。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稿中，毛還寫有更爲恐怖的文字。關於大資產階級，他在其中特別圈入了“反動派知識階級”，這些人計有“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他斷然劃定，“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除此以外，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被他歸類為“民族資產階級”，這些人計有“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人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他特別指出這些人的危險性，因爲他們“政治的主張為國家主義——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33
毛澤東把這麽多職業和社會地位不同的知識分子劃歸反動派和民族資產階級，有兩個出發點值得注意。其一，在他圈定的敵對人員中，東西洋留學生和大學教授與學生幾乎讓他一網打盡，全被打入與小知識分子敵對的一面。毛爲什麽一再把火力對準“東西洋留學”和“大學”中的人群呢？就毛本人沒進過大學門也沒留過洋的經歷來看，他這種知識越高越反動的尺度明顯反映出他的“酸葡萄”心態和羡憎情結。這種敵視知識分子的情緒在他一生中從未間斷，且有增無減，通過他身上的一連串發作，也傳染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至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肆虐的頂峰。其二，他特別提到了“國家主義”的危害，這一點需要回到當時的論辯語境中作一詳盡的討論。
在國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與之鼎足三立的政黨，名曰中國青年黨。該黨的宗旨是：“本國家主義的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内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按照王奇生的述評，青年黨之所以採用“外抗強權，内除國賊”這個五四愛國運動的口號，是因爲他們並不認同國共兩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在他們看來，國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聯此軍閥以倒彼軍閥”，“聯赤帝國主義以倒白帝國主義”。這個“赤帝”所指的就是蘇俄。青年黨提倡聯合農工商學各界實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國家，不偏向任何階級。他們“認爲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國内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發展，勞資階級尚不懸殊的時期，主張階級鬥爭會助長混亂，妨礙國家統一。”因此他們特別警惕蘇俄對中國的革命輸出，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賴任何歐美國家。34 青年黨辦有《醒獅週刊》，闡發其國家主義的主張，揭露赤俄的危險用心，因而又以“醒獅派”著稱。此外，以梁啟超爲首的研究系知識分子也與青年黨持相近的觀點，認爲對歐美蘇俄諸國，到底該持什麽態度，均應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爲中心：有益中國者，自然可友；有害中國者，必視其為敵。比如張奚若當時即特撰《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強調蘇俄為害中國更甚於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梏桎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毫無緣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35 文中“他們的中國朋友”，所指的就是中共。楊奎松據最新發掘的相關文件指證說，對蘇聯在外蒙古繼續駐兵及享有特權的問題，“國民黨人多半持激烈的批評態度”，但“身為國民黨員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卻公開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消息傳出，孫中山明顯地表示了不滿。”36 中共在國民黨内部之所以受到排斥，在持國家主義立場的保守派人士中之所以引起強烈的反對，首先就是因爲他們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内應蘇俄，幫兇“赤帝”，暴露出他們的國賊嘴臉。
“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兩個新字眼，當時均為英文“nationalism” 一詞的中譯。帝制崩潰後的中華民國正是在此語境中跌跌絆絆走上其建國之路。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現實，“民國”和“國民”這兩個新用語與西方脈絡中的nationalism在觀念上有了一定的相通之處，因而今日英美出版物有關民國歷史和國民黨的英文論著中，在翻譯“國民革命”、“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這些關鍵詞時，對“國民”這一定語都通譯為“nationalist”。37 就這個意義而言，無論對孫中山或蔣介石來説，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國家主義，也就是戴季陶所說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毛澤東在他跨黨工作期間，關心的只是共產黨一黨的奪權問題，他和他的本黨同志滿以爲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一切差別，不再有貧富之分，中國就會得到徹底的改造，卻根本沒去深思追隨蘇俄和實現其世界革命會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麽災難。在他們這些領取盧布補貼的職業革命家看來，蘇聯已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而中國尚在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之下，中國只有緊跟蘇聯走，中共才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因此，毛澤東從一跨入國民黨機關搖起筆桿子，就對國家主義的主張大肆攻擊，對各類讓他感到英雄氣短的知識分子，一律都給貼上“資產階級”這個帶有詛咒的標簽。
五
中共二大的宣言已將農民的階級構成分為三種：富足的農民地主，獨立耕種的小農，佃戶和農業雇工。根據此粗淺的劃分，毛澤東在其《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中再細分爲八種：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遊民。毛如此條分縷析，按財產、收入和生活水平給農民定家庭成分，唯一的目的就是羅列出等差，據以細分他們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從而確認應予打擊的對象，必須依靠的群衆，以及可能團結力量。毛對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有兩點最具有顛覆性，一是把貧富的對立推向極端，二是煽動無業流民作革命先鋒。對這兩個方面的深遠危害，我們必須在此作深入的剖析和批判。毛從五個方面強調地主對貧僱農的嚴重剝削，把這兩個階級之間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對抗描述為農村的，乃至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正是抓起這條導火索，中共煽動窮人，引爆了土地革命。早在1921年出版的《共產黨》（第三期）月刊上，有一篇題曰《告中國的農民》的文字就在劃分出農村的四個階級——土財主、中等農民、下級農民和窮光蛋——之後，號召“窮光蛋”從“土財主”手中搶回被搶去的土地。這種公然號召搶劫富裕農戶的“革命行動”顯然從上述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綱領中引入，絕非國產的觀念。縱觀歷代的民間起兵，造反的矛頭也多指向暴虐的朝廷和官府，而非以劫掠富裕的農戶為務。打家劫舍，不分貧富一起搶的土匪流寇，在任何朝代隨時隨地都曾出現，他們是官方和民間共同的敵人，基本上都以被消滅而告終。他們在很多方面才是共產黨的前世今生。共產黨之所以從一開始即力挺挑起窮人鬥富人的階級鬥爭，就是看準了農村的貧窮人口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煽動了他們的不平之心和搶奪欲望，便可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軍召集到取之不竭的兵源。該文明確指出：“你們自己快起來搶回你們被搶的東西，你們一起來，自然有共產主義來幫你們的忙的。”與這篇文字相呼應，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毛澤東乾脆以農民運動代替國民革命，他如此武斷地說：“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因此乃知凡屬不重視乃至厭惡農民運動之人，他實際上就是同情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實際上即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對帝國主義。”38 在那一場國共合唱的農運進行曲中，國民黨本想通過開展農運贏得更廣泛的支持，比如為揮師北伐製造聲勢，在北伐軍進軍途中獲取沿途農民的幫助等等，卻並未預料到群衆運動爆發後可能被中共導向的亂局。中共在莫斯科的指令下鼓動農運，其目的在於開展土地革命，最終造成“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恐怖局勢，好帶領窮光蛋名正言順地搶奪土財主的財產。39 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並非毛澤東所首倡，中共只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令辦事，毛不過比其他人幹得更過激罷了。在稍後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上緊螺絲，加大馬力，把這場革命定性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即“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
嚴格地說，中國農村從來也沒有出現歐洲那樣“鄉紳”與“農民”對立的（gentry vs peasantry）的階級分化。所謂“地主”，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過就其擁有土地數量的多少而定名，一旦他們失去土地，就不再是地主。而身為貧下中農者若能勤儉持家，善於經營，像毛澤東的父親那樣有所積累而購置了田產，也照樣會上升為富農或地主。地主也好，貧農也好，從來都不具備西方那種階級意義上的“身份”（status or honored position）。兩者只有貧富之分，並無家世血統和社會地位上的貴賤之別。拿西方意義上的“階級”硬套在中國農戶的頭上，都是共產黨製造的歪帽子。因此，富裕農戶與貧困農戶的矛盾衝突並非中共挑撥的那麽嚴重，對全體自耕農和佃農來説，真正嚴重的威脅反而是被毛澤東看好的無業遊民。正因爲並不存在嚴重的階級矛盾，直至上世紀20年代，鄉村社會仍處於相當保守的狀態，窮人的數量雖遠多於富人，但絕大多數窮人世代都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他們恆定的生存狀態本身即構成鄉村社會保守勢力的穩固基礎。要打破此貧富不等的農戶基本上還能和諧相處的局面，發起毛澤東所呼喚的那種暴烈行動，在任何一省的鄉村都絕非易事，除非有一小撮“革命先鋒”跳出來帶頭鬧事。
毛澤東從小在農村長大，見識過“吃大戶”之類的騷亂事件，他深知，鄉間有不少遊手好閒，愛佔便宜的人物，只有此類不顧臉面的無賴敢打敢衝，好聚衆鬧事。在鄉人眼中，他們是地痞流氓，平日走在人面前多擡不起頭，更翻不起浪。但一旦發生了什麽動亂，這夥人便會跟風起閧，大幹趁火打劫的事情。毛稱他們為遊民無產階級，說他們的“人數説來嚇人，大概二千萬以上。” 說“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因此他向國共兩黨建議，“對於遊民無產階級則勸他們幫忙農民協會一邊，加入革命的大運動，以求失業問題的解決，切不可逼其跑入敵人那一邊，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40 他們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物？如果你能讀到《報告》的原稿，當會從毛澤東露骨的描述中一睹他們的無賴形象。被鄉人斥之爲“痞子運動”的農運何以能搞得火爆？按照毛的交底，原來是“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人物登上了農運的舞臺，做了革命的先鋒。毛為這些被正經人唾棄的邊緣人叫屈，說他們“從前為紳士們所看不起……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云云，現在他們發起“痞子運動”，帶頭去地主家“殺豬出穀”，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打滾撒野，終於有了耀武揚威的一天，毛因此對他們拍手叫好，讚揚他們“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最後毛毫無顧忌地總結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說得如此誇口，都不怕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對毛這些矯枉過正的言詞，連與他一起搞農運的李維漢和陳獨秀都覺得太不像話，建議毛刪去。後來因考慮到維護中共的“偉光正”形象，該文收入毛選時曾做了大量的刪改。41
儘管如此，《報告》的暴力示範依然空前絕後，在把“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改裝成“革命行動”的運作上，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可謂惡力昭著，危害至深，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劣化發展的趨勢。地痞流氓混入農會組織，紛紛掌權做了小頭目，在當時僅猖狂於一時，爲害尚其小焉，其禍及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中國社會，至今猶盤根錯節，已成爲改革途中難以清除的障礙。經過歷次運動的衝擊和清洗，從高層到基層，黨政領導及其周邊的積極分子多由此類“革命先鋒”的人群中提拔而來，他們的黨性中多少都混雜了痞子的成分。此外，諸如戴高帽子遊街，非法抄家，聚衆鬧事的打砸搶，濫用私刑等鄉村的暴民行爲，經毛在《報告》中大力推薦，遂成爲中共唆使群衆鬥群衆慣用的懲罰模式，在歷次運動中被不斷發揚光大，至文革達到了罪惡的頂峰。而“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句毛式話語，則成爲運動中折騰群衆的指導方針。通常，若不縱容惡人無賴跳出來帶頭做過份之擧，群衆便很難充分發動起來，而群衆一旦發動起來，勢必造成一發而不可收的亂局。等群衆搞得太過火，群衆也出夠了氣，發盡了威，要整倒的人也整得差不多了，這時候上級出面煞一煞車，聊作個恰到好處的收場。“矯枉過正”到最後，“正”已摧殘殆盡，正好為擧枉措直的實施鋪平了道路。至於《報告》行文中多處噴出的粗話，什麽“農會的人在場放個屁也是靈的”（見原稿）；什麽“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等等，可謂毛澤東本人粗俗本質的自然流露，那是他揮筆舞弄之際按捺不住要一吐爲快的情緒渣滓，可謂他“我是粗俗我怕誰”的不打自招之表白。這種以粗賣粗的表達方式更作為可效法的句型汎濫成災，形成了上自官方報刊，下至群衆口頭的語言暴力。在中國大陸，現代漢語至今仍充斥粗俗化的表達，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其人。（未完待續）
注釋：
16 See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2 ), p.116. 該書p.135-136 對中共成員接受莫斯科盧布津貼和陳獨秀、李大釗寫信索要經費的細節更有詳盡的敍述，那些最初不屑“僱傭革命”的人後來也都不自覺地被僱傭了。
17 參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6-9。
18毛澤東對斯諾說：“那年（1922）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來想參加，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能出席。”（《西行漫記》頁150）毛的記憶顯然有誤，他說的會期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據《毛澤東年譜》所載，那年7月他並未離湖南。
19參看《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式》，頁353。
20同註12，頁319。
21 沈雲龍：《中國共産黨之來源》第一卷，見“自由人”網站（http://freeman2.com/cchb01.htm#[1:4] ）此外，可同時參閲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4-95。
22同註16，p.137.
23見斯諾：《西行漫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150。
24同註17，頁11。
25毛澤東告訴斯諾：“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里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人接濟，他們開始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儘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裏去。其中有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又覺得村民的方法也不對。”見《西行漫記》，頁125。
26同註12，頁294。
27張煥卿在其《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一文中指出：“列寧對農民的關注，却是完全基於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用價值’，並不是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換言之，列寧只把農民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項政治工具，而不是以解決農民的生活 問題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項目的，他說：‘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需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强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見“博訊網”（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5/4_1.shtml ）
28 See Mao: the Real Story, p.150.
29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頁462。致約·魏德邁信見舊版選集第四卷（1972），頁332。
30《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頁21-22。
31 原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見日本版《毛澤東集》，第一卷，一山圖書供應，1976，頁162。
32參看胡秋原：《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學術出版社，1980，頁247。
34同註30，頁164。
35參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事業下的民國政治》，社會文獻出版社，2009，頁78-83。
36同註21。
37楊奎松：《四份相關的材料：與外蒙古有關》，見“萬維讀者網”（http://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426811）。
38參看康正果：《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見所著《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一書，聯經出版社，2011，頁119-237。
39同註31，頁167。
40參看《變奏》一書頁56-57：斯大林指令中共在各省開展土地革命，“一切權力歸農會和村委會”；“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堅決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聯共（布）中央致電要求汪精衛“支持土地革命和農民”，建議汪從“下面農民運動首領中”找人幫助政府工作。
41同上，頁158-159。
康正果，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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