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遠在國外訪問的劉少奇對禍起蕭牆的情況毫無所知，甚至在回國後，奉命緊急飛往杭州，參加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專門解決彭真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途中，還被蒙在鼓裡，仍把從國外帶回來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一份。面對毛咄咄逼人的攻勢和黨內力量對比的懸殊形勢，劉少奇沒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認了毛對自己頭號幹將的開刀問斬。這樣，彭真成了文革祭壇上的另一個犧牲品。
劉少奇的軟弱退讓，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附和屈從，令毛澤東更覺得可以無所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繼續放手大幹。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為文革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通過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來，這次會議完全是由毛澤東一手策劃的，特別是對會議所要通過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是煞費心思，親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內容，並饒有深意地在結尾處加了一段點睛之筆，點出文革鬥爭的目標就是那些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但是在會議期間，毛卻有意滯留外地，躲在幕後，“委託”劉少奇出面主持會議，讓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與此同時，毛又與林彪達成默契，讓他在會議上唱主角，作一個和當年七千人大會時一樣有份量的發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預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發言，從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開始，危言聳聽地大講“防止政變”的問題，製造中央內部有人搞政變、顛覆的恐怖氣氛。然後，他又對毛澤東大加吹捧，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隨即成為會議的主調。與會者人人自危，紛紛在發言中對照林彪的講話，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劃清界限。會議的氣氛非常緊張，形成人人過關的場面。多年賦閒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裡，在發言中走了題，被責令“脫褲子”檢討，招來眾人圍攻批鬥。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中第二個發言，談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周氏在文革發動之初，在黨的正式會議上的首次發言。與林彪的講話相比，這篇講話，尤其是第三部分，雖然語不驚人，但實際分量也很重，給與會者不小的思想觸動。同時，它透露出周恩來晚年的政治心態，成為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內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
周恩來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為清除政治隱患而對彭、羅、陸、楊所採取的措施，宣揚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是有預見的，早就有感覺和材料，抓得準，抓得狠；並聯繫彭真等人當年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的表現，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的道理，來說明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原因。
周恩來還在講話中闡述了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剝筍”政策—不斷清除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分子，像層層剝筍一樣，剝掉他們，說﹕“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通篇講話的中心，話雖不多，卻是他在審時度勢之後所精心選擇的話題，刻意向毛澤東所作的內心表白。他表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 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態度，周氏甚至提出：“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因為這兩個人在最後關頭都經不起考驗，變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臨死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而李秀成在被俘後向清廷寫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保持晚節”問題本來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張在黨內曲高和寡，不為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這一武器，專門用來對付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日益嚴重的離心傾向。他在各種場合提醒黨內老同志要保持“無產階級晚節”，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甚至還刻意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引經據典，用《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強調一個人保持晚節是最難的。文革前夕，毛更進一步在這件事情上做文章，對史學界評論李秀成自述一事，親筆批示﹕“晚節不忠，不足為訓。”
毛澤東的這種敲打，在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時間，人們紛紛以此來自律互勉，唯恐在跟著毛幹了大半輩子革命後不能保全自己的晚節。像軍中老帥葉劍英就在批羅瑞卿的會議上有感而發地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如此。羅瑞卿同志的晚節不能保全，對我們是個極大的教訓。”
不過，要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對此受觸動最大的還數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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