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事件与接班人问题（上）

 　　[摘要]1959年庐山上发生的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出了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酿成了一起震惊世人的历史冤案，史称彭德怀事件。对于彭德怀事件的前因后果，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对于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的影响，却鲜见有人论及。笔者不揣浅陋，对此作一点探讨，借以抛砖引玉。

　　一、彭德怀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曾表示过，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所以，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1](P147)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2](P41)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中央再次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此后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起因缘自反冒进事件。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却搞了针对他的反冒进，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但当时他的意见不占多数，他不得不作了妥协。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最明显的标志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一文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3](P402)可以说，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4](P793)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毛泽东认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所以，当会议上有的中央委员公开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5]时，毛泽东是欣然领受的，两个月后，这位中央委员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说：党内有一些人屈服于苏共二十大的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又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3](P214)这些话，明显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因为正是彭德怀等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曾经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1958年，毛泽东不仅严厉批评了对他不搞个人崇拜，反而针对他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在许多会议上一再谈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

　　1958年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在5月20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5月23日，他又重复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份）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12月23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3](P212)

　　毛泽东一再讲党内可能会分裂。他主要是在怀疑谁呢？在当时，他没有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出了答案：“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6](P197)可见，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举动是早有戒心的。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毛泽东是一个深深的刺激。毛泽东一直担心有人会在他去世后否定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等不到他去世就已经发生了。彭德怀除了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之外，他在小组会上的一些发言也是很有刺激性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讲：“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7]“‘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8]张闻天也在发言中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6](P128)这等于是批评毛泽东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此外，张闻天还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6](P128-129)，弦外之音，也是对毛泽东言行不一的批评。这样公开批评毛泽东，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10年来党内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更加刺痛毛泽东的是庐山会议上批“彭、黄、张、周”时揭发和交待出的私下发表的种种言论。这里试举几例：

　　张闻天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那套办法，很厉害。[6](P280-281)

　　黄克诚交代：（1）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他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2）彭德怀给他谈过“集体领导问题”。（3）彭德怀过去曾给他谈过：“主席说要下毛毛雨，但给送去文件又不看。”（4）彭德怀同他说过：“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5）彭德怀给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6](P281)

　　黄克诚交代：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6](P322)

　　彭德怀交代：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6](P285)

　　周小舟在交代中承认自己曾经讲过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并解释这个话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6](P282)周小舟还交待，7月23日晚上，他讲过：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主席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6](P283)

　　周小舟在交代中还提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6](P332)（这三条意见是：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6](P34-35)）

　　不难想象，毛泽东听到这些议论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8月11日，罗瑞卿在批判会上说：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6](P282)

　　8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中愤而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9](P391)不久，毛泽东又指示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等编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告诉他们：“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9](P463)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们”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8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长达800字的批语，其愤怒之情一览无余：“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坚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说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9](P447)）

　　如果说在彭德怀事件之前他还只是怀疑党内有出“赫鲁晓夫”的可能，那么在这之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把党内出“赫鲁晓夫”看作一种现实的危险。从此以后，对于任何怀疑他本人和他所首创的“三面红旗”、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的倾向，毛泽东都极为敏感。而他最担心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日夜思虑的中心问题。

　　最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就公开宣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6](P189)；“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6](P207)。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3](P410--411)这些话可以说是说到毛泽东心坎里去了。林彪能在三个月后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这番表白应当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彭德怀事件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始终考虑的是多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他没有把接班人选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这个序列中就包括他在战争年代的爱将林彪。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间唯一一次增补政治局委员。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一道，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把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考察的意图已清晰可见。林彪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迟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投给谁了呢？他没有投给自己，但也没有投给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10](P40)毛泽东的这一票实际上意味着，在接班人的人选上，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仅就私人感情而言，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林彪。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亲自登门看望，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认为林彪可用。[11](P676)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林彪也就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林彪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彭德怀的信7月14日下午交给毛泽东，7月17日林彪即被召上庐山。他显然是毛泽东紧急调来的“援兵”（林彪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是先到的援兵”。[6](P214)）。林彪深知他这次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自己的“表现”被毛泽东打了“合格”乃至“优秀”，自己便会朝着通向第一接班人的道路大大迈进。

　　因此，在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发言批彭，一开始便直击“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他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6](P189)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彭，虽然讲话次数不多，但出语惊人，上纲上线，必欲置彭死地而后快。他说彭德怀“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写信的目的是“发表以争取群众”，“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6](P204--206)“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6](P215)“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6](P217)

　　彭德怀事件中林彪的“出色表现”，为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可以这样说，在毛泽东的接班人序列上，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在彭德怀事件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林彪的地位开始步步上升，构成了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强大挑战。（未完待續）

　　何云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