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表態，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1）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毛澤東本來是想在這次會議上以搞“獨立王國”的罪名，一舉解決彭真的問題，打掉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內部試探了周恩來、鄧小平的態度後，卻得不到兩人積極的響應，劉本人更是不會贊成，所以只好暫時作罷。

散會後，劉少奇出訪東南亞。一直在一旁觀風的康生趁機奏了彭真一本，給苦於一時找不到藉口的毛澤東提供了炮彈。康生利用陪同接見外賓的機會，當面向毛匯報了不久前，彭真讓中宣部給上海市委宣傳部打電話，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批評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一事，說這是彭真“整到主席頭上了”。

這一下，毛澤東終於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師出有名了，說服黨內多數人相信彭真等人確實正在陰謀反對他本人，“修正主義上台”的危險迫在眉睫，必須發動一場革命來徹底摧毀他們。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於是，毛澤東決心利用劉少奇出訪的機會，揭開彭真問題的蓋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並讓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傳達他的意見。

當時，因劉少奇不在國內，鄧小平去西北視察工作，中央一線的領導人中只有周恩來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態度如何攸關事態發展。對周的態度，毛心中有數，早就算計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點，知道自己正在面臨著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選擇。所以他並沒有急於表態，而是有意壓了一下，以便有時間可以從容考慮一下。實際上，周已經覺察出毛對彭真日益不滿的態度，而且也看出這是衝著劉少奇而來的。

平心而論，從個人關係上來說，周恩來對彭真的為人並無太多好感，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期間。當年彭真追隨毛澤東、劉少奇整肅黨內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唯我獨革，不能容人的霸氣，讓他很不以為然。不過，當時周氏自覺理虧，並沒有過多計較，長期以來，還是一直把彭作為黨內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來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於毛澤東、劉少奇對彭真的欣賞和重用，讓他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而對他尊重有加，乃至以黨的副主席之尊，主動向他請示匯報工作。對此，彭真曾多次對自己下屬不無感觸地提起這一點。

即使在後來毛澤東已對彭真表現出明顯不滿以後，周恩來也並沒有馬上就跟著變臉。如前所述，當毛在三月杭州會議上，根據江青的告狀，為滬劇《蘆蕩火種》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評彭真在北京搞“獨立王國”時，周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為彭真緩頰，表示﹕我還沒有什麼感覺。 讓毛澤東碰了一個軟釘子。

這次，周恩來無法再這樣做了。從毛澤東充滿火藥味的談話中，他已經看出毛拋出彭真的決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這時再為彭真講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引火燒身，把自己也給牽累進去。因為毛在這次嚴厲斥責彭真包庇資產階級學閥和反共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點了周的名，說﹕“周同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儘管周恩來此時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對局勢的發展也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有一個信條支配著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著毛澤東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節。這是自延安整風以後，他始終恪守的政治準則。此外，毛的政治謀略、駕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脾性，在黨內都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任何企圖與毛澤東硬頂的作法，都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對這一點，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

經過兩天的考慮，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

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作者注）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周恩來的表態，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彭真不得不向毛寫了書面檢討，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的錯誤和缺點”。

這樣一來，整個局勢急轉直下，彭真已經注定要下台，回家檢討休息了。由此毛重新奪回了對中國政治中心的控制權，在與劉少奇的較量中贏得了第一個回合。

不僅如此，周恩來的表態對不在北京的劉少奇、鄧小平，也是一個有力的牽制。縱使他們有心對彭真援之以手，也會因黨內力量對比的形勢而感到孤掌難鳴，況且他們目前遠離京城，鞭長莫及，等他們回來以後，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好忍痛演出“揮淚斬馬謖”的一幕了。
根據周恩來給毛澤東報告中的提議，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貫徹毛的指示。會上，鄧表態擁護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陳伯達這兩位後來文革中的紅人充當炮手，系統批判了彭真在學術批判問題和歷史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周則以監軍的身份坐鎮會議，和鄧一起指出彭真所執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並一起檢討了常委“失職”的問題。書記處會議作出兩項決定﹕一、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撤銷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二、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草擬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 這就是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揮機構中央文革小組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