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同紀登奎有過多次談話，他主動地向我們講過一些他的“文革”經歷和史實。
紀登奎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專案組的一辦管高級幹部，二辦管軍隊高級幹部，三辦管公檢法幹部及“五一六”專案。因此，紀登奎有權力有資格查閱黨的絕密檔案。
偽君子劊子手
紀登奎曾經告訴我，有次他去西山的黨史檔案館，查閱賀龍的檔案資料，看完材料出來時，渾身發涼，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中央專案組領導的賀龍專案組的定案材料，把賀龍定為“叛徒”。但是，在檔案館裡保存著國民黨派人策反賀龍的全部原始檔案，包括賀龍向上邊的請示及答覆，賀龍槍斃說客的決定等材料。紀登奎的意思是，證明賀龍並非叛徒的原始檔案完整地保留在檔案館裡，他親眼看到了、讀過了。但是周恩來負責的賀龍專案組，仍然要將賀龍定性為叛徒。他從檔案館出來，想一想這樣處理賀龍元帥，令人不寒而慄，驚出一身冷汗。
周恩來向賀龍骨灰七鞠躬。
紀登奎原來不知道，後來才看到了保存完好的賀龍檔案，震驚萬分。而長期處在黨內最高領導地位的周恩來，肯定知道這些檔案的存在，證明賀龍不是叛徒的原始檔案就在北京西山，對過去的歷史結論，作為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一定一清二楚。但是，為了適應“文革”的形勢，適應毛澤東要求打倒賀龍的要求，周恩來主管的中央專案組認可賀龍專案組的結論，報送毛澤東，將賀龍定性為叛徒，致以死命。
周恩來在這個慘劇中不僅是“違心的”，而是直接動手修改、審定賀龍是“叛徒”的專案組的報告的冤案製造者和殺害元帥的劊子手之一。對於賀龍的死，周恩來在1975年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說：“薛明啊，我來晚了……我沒有保護好他”。這是對家屬、對輿論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脫責任的演戲手法。而他面對賀龍骨灰的七鞠躬，則是周恩來受到良心譴責，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檔案可以證明賀龍不是叛徒，但是卻親自把賀龍從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並且以賀龍專案組名義定性為叛徒，置之於死地，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饒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認罪，是祈求賀龍饒恕他的醜惡卑鄙的靈魂。周恩來這一招能騙過不少世人，但騙不了賀龍，也騙不了紀登奎，他看到檔案後渾身冰涼，因為他發現了周恩來也是陷害迫害賀龍的當事人，掩蓋真實史實的偽君子。
當然，他對我沒有這樣明白地講出來，他多次以“愚忠”形容周恩來這個人。但是，把陷害說成“沒有保護好”就不僅是“愚忠”了，而是偽君子。當然，這不僅是周恩來一個人的悲劇，這是毛澤東培養的那一代領導人和許許多多高、中、低級幹部的共性，而且具有可遺傳後代的嚴重後遺症，這是更可怕也更可悲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三個自信”的悲劇。
我們還應感謝鄧穎超的秘書趙瑋提供了重要證明。趙瑋在香港鳳凰衛視的專題訪談節目中，講述了她在鄧穎超身旁工作時的親身經歷，她回憶，鄧穎超在“文革”中工作非常繁重，不能很好休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專案組的所有材料都要送到趙瑋處，趙每一份都要認真讀過，然後交給鄧穎超；鄧也是每份都要看過，再交給周恩來；周也是每份都看，因此，周恩來、鄧穎超對中央專案組一辦、二辦、三辦經手的所有專案，都是負責人，都瞭解辦案進展情況和最終處理結果，這樣，周恩來對於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死於專案組監護之下，更多的老幹部冤死於秦城等監獄中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絕不是“沒有保護好他們”，而是周恩來的手上沾有“文革”中死難者的鮮血。而他只向賀龍的骨灰七鞠躬謝罪，其他死難者呢？（《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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