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活動聲勢浩大
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習近平上任後的2013年2月23日。元宵節前一天，大約1000名“紅二代”參加了在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舉行的春節團拜會，規模空前。會上習近平得到廣泛肯定和讚揚。
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在八一電影製片廠舉辦新春團拜會，聲勢浩大。
這次聚會的發起者、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女兒胡木英說：“蛇年給我們帶來希望，因為現在黨的領導明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方向。”她還說，“我們要以行動來證明，我們這些老幹部子弟對得起‘紅二代’的稱號。讓我們為實現中國夢而共同奮鬥！”
胡木英的父親，是曾經在長達25年中擔任毛澤東秘書、有“黨內一枝筆”美譽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胡木英在致辭中敦促“紅二代”們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她說，“我們不能沈湎在父輩的光環裡，而要像父輩那樣，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 堅定信念，不怕犧牲，百折不撓，努力奮鬥。今天，我們黨幾乎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社會主義幾乎到了被拋棄的關頭，在人們失去了理想，只為錢拼命的時候，在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貪污腐敗泛濫等等社會毒瘤現象到處可見的時候，我們能對這些無動於衷嗎？能看著父輩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就這樣和平演變的丟掉嗎？不能！”
延安兒女聯誼會源於1984年4月18日北京101中學、師大女附中、育才學校55、56屆老校友的聚會。到90年代初相互聯誼的校友已擴大到當年的延安保小、抗小、延中、自然科學院補習班，晉冀魯豫的行知，晉察冀的光明、榮臻以及進京前後建立的育才、八一、育英、華北等中小學校友，後來又延伸到延安保育院、蘇聯國際兒童院、華東幹部子弟學校、中南一小、二小等校友。
在籌建中，經過多方協商，最後確定了“延安兒女”的特定概念：父輩在延安生活、工作過的後代和在延安出生、學習、成長起來的孩子們。並確定以“北京延安兒女校友聯誼會”這個名稱，組織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1993年）的活動。
最近幾年，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的“紅二代”時時議政、語出驚人。
十八大前，2011年延安兒女聯誼會在聚會研討之後，由廣州軍區前副司令員陳光將軍的兒子陳東海等人整理出一份《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刊登在大陸左派網站。
其中寫道：
【現在我黨我軍最大的矛盾是什麼？貧富差別大，各種不公平的收入和政府花銷造成極大的浪費，一些富豪以及少數官員富得流油，老百姓仍然非常貧窮，總之，是經濟發展成果沒有能夠為全體人民所共享。現在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最不滿意是什麼？我黨我軍矛盾的焦點是什麼？腐敗！在這方面人民群眾已忍無可忍。解決經濟、社會矛盾，應該從解決腐敗問題入手。】
這份《建議》的立論基礎是“群眾路線”，充斥著毛左人士“一切從群眾利益出發，充分相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善於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等八股，提出：“發動群眾反腐敗，群眾路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在現階段是否考慮另一種方式，從思想、制度、根源上解決問題？我黨雖有自我糾錯的能力，但是自我糾錯的制度一直是缺失的。”
《建議》提出的對策思路，是逐步開放黨內民主，其具體建議為：2012年十八大結束後，在原有各級黨委會、中央委員會的黨代表候選名單上，增加20％的直選黨代表；在直選黨代表中選拔20％的優秀分子進入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建議新成立的中央政策委員會；把中央紀委提高到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等，這被政治觀察家理解為黨內“三權分立”，這個建議並未被中央理睬。
在2012年春節聚會上，胡木英曾公開批評胡溫等把中國捲入社會危機，失去理想而且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而2013年這一次，她並沒有批評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由此，延安兒女聯誼會甚至被一些人視作“習近平外援會”。
這類不同尋常的聚會究竟有什麼意義？澳大利亞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古德曼（David S. Goodman）教授說，這個聚會表明，習近平有點像當年的鄧小平。當年鄧小平之所以能推動改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得到黨內各派支持。而今天，習近平看來得到了“紅二代”不同派系和傾向的支持。
自由亞洲電台梁京在《紅二代欲助力習近平打破僵局》文中也指出，在這樣一個高度敏感的時刻，“紅二代”的政治聚會，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要助習近平一臂之力，打破習近平面臨的政治困境和僵局。
梁京分析說，“紅二代”改革以來的經歷，很容易讓人想到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帶頭造反，帶頭貼大字報，帶頭組織紅衛兵，帶頭抄家、打人，大搞紅色恐怖，但是後來他們成為自己發明的施害施暴遊戲的靶子。這一經歷使得他們中間許多人轉向，支持鄧否定“文革”，啟動改革，“紅二代”又成為權力市場化的先鋒：帶頭“官倒”，帶頭辦公司，帶頭給外國公司打工，帶頭搞股票市場。等到權力換錢的遊戲成了中國唯一的遊戲，許多“紅二代”再度失落——絕大多數“紅二代”根本玩不過溫雲松之流，因爲他們逐漸在權錢交易中失去了“比較優勢”，直接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少，家世背景又樹大招風。更有一重文化障礙：他們像一切沒落貴族一樣放不下架子！眼看著權錢交易遊戲蛀空了中共政權的基礎，“紅二代”如同“文革”夢醒那樣，開始反思改革，要“唱紅打黑”“救黨救國”。
梁京斷言：“‘紅二代’集體發聲讓我們更加明確的是，關於中國未來的政治對決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將比許多人預料的來的更快”。
政治學者榮劍此前也指出，“紅二代”不希望看到父輩浴血奮戰打下的江山在他們手中丟掉，這不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階級感情和血緣聯繫，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體，涉及到“紅二代”的未來命運。（《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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