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作為參與核心決策的局內人，周恩來對這場“抓叛徒”風的矛頭所指自然有所瞭解，因而對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頭上來，一時有些措手不及。特別是江青殺氣騰騰的架勢，更是讓他感到來者不善，精神上壓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這件事情並不難，人證物證俱在，況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風期間原原本本地談過。問題的關鍵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於毛澤東的態度。倘若毛決意要整自己的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無論再怎樣為自己辯白，也是在劫難逃。
不過，周恩來相信這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因為捫心自問，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對文革的態度上站穩立場，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並無二心，毛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做。鑒於這個問題事關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決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為自己討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來對“伍豪啟事”一事作了斷然的否認，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頭上所有的工作，親自查閱了由工作人員從北京圖書館借回的當年上海各報，將其中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不僅如此，他還留了個心眼，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有關的報紙一一拍照下來，印製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銷毀。
隨後，周恩來又連夜寫信給毛澤東，附送了登載有關“伍豪啟事”的報紙合訂本和他本人所編寫的《大事記》，在信中詳述了所查證的情況，為自己作了辯白，說﹕“偽造啟事和（中共臨時中央—作者注）通過申報館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並表示：“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毛澤東此時並無意整周恩來，但也不想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控制他的機會。對周在文革中的曖昧態度，毛早已看在眼裡，記在心上，雖說不高興，但因為需要依靠他應付亂局，所以一直採取某種容忍的態度。深諳統禦之術的毛知道“伍豪啟事”是一個可以隨時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題目，藉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令他俯首帖耳。為此，毛對“伍豪啟事”問題故意不明確表態，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並在“存”字旁邊重重地劃了令人醒目的兩道杠。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令周恩來十分失望。本來，他寄希望於毛能夠憑藉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說句公道話，迅速了結此案。但結果卻相反，非但沒有在政治上還他一個清白，而且還被留此存照，作為一樁懸案掛了起來。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這部分材料。這不啻是給了江青一把尚方寶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運，隨時可以藉此事興風作浪。
事實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來的把柄，手裡存有一些周本人寫的檢討條子，動不動就以此來要挾周。她曾在釣魚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對楊成武、吳法憲說：我這裡什麼人的材料都有，這一口袋是總理的材料。 這回，在得到毛澤東對“伍豪啟事”的批示後，江青更加有恃無恐，自認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裡，處處為難他，態度益發放肆無禮，出言不遜，擺出文革老闆娘的架勢對周呼來喝去，脅迫他為自己跑腿辦事。
在這種情況下，懼怕晚節不保的周恩來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與江青周旋，看她的臉色行事，對江青的驕橫霸道和胡作非為則忍氣吞聲，屈從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種種遷就、退讓乃至逢迎吹捧的舉動，可以說與此不無關係。“伍豪啟事”從此成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餘生一直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揮之不去，是他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
毛澤東對“伍豪啟事”不置可否的態度，江青心領神會，更加明目張膽地反周。她利用毛決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際公開發表該文的機會，暗中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倒周活動。中央文革通過各種渠道向造反派組織吹風打招呼，進行“路線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即將從中央揪出的大人物會“嚇人一跳”。
從五月中下旬開始，許多造反派組織四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大造聲勢，在社會上掀起了炮打周恩來的浪潮。他們宣稱﹕“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不僅要揪出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且要揪出中國的柯西金”，“周恩來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鬧得最凶，提出“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學校轉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陳毅，就必須動一動周恩來”，大有不扳倒周恩來誓不罷休的勢頭。
在這種情形下，後來在中國政壇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稱“兩位小姐”的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社會上倒周的情況。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為他決定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給翦除劉少奇的大批判運動提供思想武器，結果卻陰差陽錯地整到了周恩來的頭上。這種干擾和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願意看到的。
為此，毛澤東明確表態不同意這種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對王、唐二人的來信作了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作說服工作。” 江青雖然不情願，但既然毛表了態，也不得不敷衍搪塞一下，於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見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著邊際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後，便草草收場。這樣，總算是多少剎了一下社會上倒周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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