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所扮演的這種近乎悖論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們在評周時見仁見智，各執一端，結論判若天淵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站在不同的立場，出於不同的動機對周恩來其人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本書的寫作只是為此提供基本的歷史事實，以供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
毛澤東在以自己“無產階級的震怒”壓服了黨內高層“大鬧懷仁堂”的反抗後，並不想輕易放過這件事，他還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勢肅清文革的反對勢力，把他們從中央領導層中清除出去。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來本來就和這些直言諫諍的黨內元老派在思想上有著不少共鳴，歷史上也有著很深的關係，被認為是他們的“總後台”，因而批鬥他們，對周本人來說，無異於是陪綁。更令他難受的是，毛澤東偏偏又不放過他去，指定由他來主持這一批鬥會，讓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雖說周本心並不願意這樣幹，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馬全部出動，大張撻伐的情況下，又豈能獨善其身？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節，周恩來再次屈從毛的意志，硬著頭皮充當了會議主持者這一尷尬的角色。
不過應該說，周恩來不愧是個善於在政治旋渦中游泳的老手，能夠在各種情況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顧，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慮，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與黨內元老派的過激言行是有過鬥爭的，他特意讓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並在緊要之處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會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時，記錄稿中原只注明“總理要譚回來”，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個字。又如，當陳毅提及周恩來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時，周除了加上了自己當時的對答﹕“應該檢討，整得對嘛！”，還特別注明﹕“陳先挑撥康老，後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評會中刻意保持低調，同赤膊上陣，大張撻伐的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拉開距離，寧可被指為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稀泥”，也不願對黨內軍中的老總們無限上綱。他利用自己擔任會議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數時間裡保持緘默，只是在最後作會議總結時，對譚震林、陳毅等進行了批評幫助，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對他們所犯的“錯誤”在政治上從嚴進行批判，同時仍然為他們作了某種開脫，認為他們所犯錯誤的性質還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是一時衝動而講了錯話。
與此同時，周恩來檢討了他作為會議的主持者沒有掌握好會議，應對“大鬧懷仁堂”事件負責，同時也為自己作了某種辯護，委婉地反駁了江青一干人對他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稀泥”的指責，只是承認他自己在路線鬥爭上“有些遲鈍”，“不那麼敏銳”，說﹕我這個人，對待黨內問題，是不那麼尖銳的，但牽涉到原則性問題，第一，在敵我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從來是明確的，是堅持原則的；第二，在組織紀律問題上，我也是從不含糊的，黨員總要遵守紀律。並舉例說明對譚震林、陳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鬧懷仁堂”這一回合中，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大敗虧輸，不僅未能扭轉時局，反而遭受滅頂之災，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原先由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一在黨內高層中曾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陣營，從此不復存在。參加碰頭會的幾位國務院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不是被責令請假檢討，就是陷入聽命於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轟”、“火燒”的糾纏之中，即使一時“打而未倒”，也無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原有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在無形中散攤，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這種局面，正是毛澤東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全盤謀劃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奪權部署的組成部分。對此，大陸學術界和官方出版物避免論及這一點，不敢觸及毛本人在這場近乎宮廷政變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籠統地把它說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實際上，毛澤東本人才是這場“逼宮”戲中的幕後主角，中央文革不過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罷了。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先是張春橋，後是江青輪番找周恩來談話，打著貫徹毛澤東關於“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指示的旗號，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當作中央書記處來看待，今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交給文革小組。 很顯然，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如果沒有毛的首肯，江、張等人是不會如此明目張膽地進行要挾，逼周恩來交權的。
如前所述，周恩來已經在這個問題上與江青暗中周旋多時，幾次挫敗了其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圖謀，但這一次卻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讓黨內文革派的逼宮如願以償。無獨有偶。周氏這時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和退讓，恰好和當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情形如出一轍。這既是周為人弱點的故態復萌，同時也是當年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的重演，是周政治生涯中的宿命。當年正是在周恩來心目中享有絕對權威的共產國際極力扶植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上台，而如今則是他矢志效忠的毛澤東有意讓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權力中樞。
在看出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後，一心想保持“革命晚節”的周恩來明知這是違背黨章規定和組織原則的，卻不敢有任何異議，對毛的這一決定俯首聽命，把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權力拱手交給中央文革。此後，中央文革取代了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行使黨內最高權力的執行機構。黨內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控了大局，文革女掌櫃江青更是權勢大增，驕橫跋扈。而周本人則失去了原有的權力基礎，淪為中央文革的小伙計，在文革碰頭會中勢單力孤，事事受制於人，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來順受，乃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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