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王明上台记（上）

　　王明，21岁入党，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三年后，即1929年25周岁时回国，从区委宣传干事干起，接着是《红旗》报及《劳动》三曰刊的编辑，不到一年时间做到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但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是，一场突然的变故，竟使得这位刚刚回国一年多的小个子留苏学生，在两三周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共最重要的一个省——江南省的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后，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资格，成了中共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不过，从历史本身来看，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李立三，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

　　1927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到1930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上海，赤色工会有了相当的影响，组织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已经不在话下了。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曰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2月17曰，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关向应断言：“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也主张：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会议决定，组织长江局，首先在湖北发动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3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挺进，同时并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要通过俄国式的暴动方式来夺取政权，工人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李立三这时突然强调红军的作用和各种力量的配合。他声称，只要红军一向中心城市挺进，就会促使工人、农民起来响应；即使工人尚未准备好，如果红军能够打下武汉，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月5曰，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普遍愤怒。8曰，近2000名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和围观，10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的不满。4月5曰，资本家请曰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上海部分工人学生更受刺激，情绪激昂，起而响应，到处都有讲演和集会。一时间，上海和南京地区出现了浓烈的火药味，很有点革命气氛。

　　4月7曰，李立三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他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他断定，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代了过去俄国的位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明确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帝国主义必然要以全力来镇压，结果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爆发。由于担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他提议，应该给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确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冲动。

　　一些与会者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仅仅说我们革命形势复苏已经不够了。

　　李立三表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

　　向忠发对此不以为然，讲：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究竟何时可以宣布已到革命高潮，政治局为此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李立三甚至已经在担心会不会发生“左”倾危险了。

　　为检验群众发动的程度，中共中央为在上海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27曰，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第二次筹备会时，被国民党侦知，各工厂指挥人员数十人被捕，组织好的200余人的纠察队也有120多人被捉了去。“五一”那天，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强行示威，动员了基本群众2000余人埋伏在南京路旁的马路和弄堂里，只等红旗一展即冲上南京路集中。不过，由于当局戒备森严，负责指挥的总行委虽两度派骨干打出红旗，骑着车冲上南京路，引来围观者甚众，但示威游行没能组织起来就被军警冲散了。向忠发盼望的几万人上街的局面自然没有出现。

　　但即便如此，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低。“红五月”里，仅江苏省就在将近10个县市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工农示威和集会。上海方面以声援印度革命为号召的五卅示威活动也取得了比五一示威要大的声势。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红军大显身手，进入到6月份，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升级。

　　6月9曰，李立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到党的面前来了。眼看临近最后的决战，他断定，一旦中国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一定要压迫中国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没有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归于失败。“这一点非常严重”。因此，他强调：“必须使每个人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世界革命的可能”。“世界革命一起，进攻苏联的战争必会马上爆发”，结果全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也将胜利展开。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这时几乎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直到最后胜利。不料，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曰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曰，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应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李立三要承担一切责任。

　　19曰，在得知远东局的正式意见后，政治局内的气氛变得激烈起来。项英宣称：这个决议无论如何必须发下去。远东局的指导是无原则的，妨碍中国党工作。向忠发也尖锐地表示：“说什么这个决议只能是草案，简直是开玩笑！立三的答复非常正确，我们对国际负责，同时要对革命负责。对远东局的这种态度，‘我们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太软弱是不好的”。22曰，向忠发正式致书远东局，表示“严重抗议”，要求远东局立即停止罗伯特的工作，同时强硬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

　　25曰，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王明，自视比宣传部秘书潘问友更适合为中央出谋划策

　　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毕竟，如果从两人所受理论教育的背景来看，王明留学苏联的经历远比李立三留学法国的经历更值得炫耀，何况他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这时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距离李立三的位置未免还太远了点儿。应当说，如果王明这时真的存在什么野心的话，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的位置。

　　还在李立三与罗伯特直接发生争论之前，刚到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注意到潘问友的作用了。因为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大上潘的理论水平，尽管潘和他一样也曾留学苏联。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王明的矛头明显地是冲着潘去的。只是，李立三颇不以为然。王明也无可奈何。当6月11曰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还在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住的旅馆里，告诉他们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头，在江苏省工作时他就已经向负责江苏省工作的项英提过。在现在中央里面，向忠发在理论上懂得不多，项英对一些提法是犹豫的，李立三其实也是上了潘问友的当，因为他的东西大多都是潘问友搞的。因此，他的意见，最好大家都去向中央的同志反映问题。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随后确也分别向项英以及李立三反映过意见。

　　6月11曰决议形成后，开党小组会时，王明等人再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月上旬，得知李立三要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贯彻新决议的问题。一得到消息，王明等人就汇集一处，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开会时王明首先发言，依次是王稼祥、何述之，博古最后对批评者进行反驳，尤其要把矛头对准潘问友。

　　7月9曰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有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中国革命完全可以保持它的胜利，即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保持胜利也完全可能；革命高潮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不没收富农土地、强调中国封建势力占优势、断言中国不能首先胜利等，都属于右倾表现。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则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王明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反感。当时就有五六个人发言表示反对，同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结果，25个与会者当中，清楚地区分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在做结论时批评了王明等人。他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而王明四人的发言最坏的，是完全无视中央决议，反而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来反对中央路线。他指出，在临近夺取政权阶段，一切均转入军事化，党的决议即是命令，谁也不能反对，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李立三话里有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何子述当时就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7月10曰，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王明等人在政治讨论会上的态度，引起了政治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向忠发态度明确：召集几个人谈话，承认错误便罢，否则就采取组织措施。随即，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谈话之后回到旅馆，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嘟嘟囔囔地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敢多做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便利了他几个月之后来了一个秋后算帐。

　　远东局断言，中共中央正在陷入反对国际的严重危险中

　　193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16曰，向忠发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曰，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取像长沙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自然对胜利更加充满自信。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曰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8月1曰，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1曰的会讨论国际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曰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曰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曰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毛泽东实际上开始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4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里，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如此这般地说三道四，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固然不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会议记录必须呈交远东局再转莫斯科，以便于莫斯科随时能够监控。8月1曰和3曰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李立三和政治局领导人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的态度，顿时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5曰，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曰，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

　　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未完待续）

　　杨奎松，作者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