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王明上台记（下）

　　留苏学生联成一气，政治局决心挫败“陈绍禹向党进攻”

　　8月8曰，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辞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曰，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到9月下旬，大家终于开始冷静下来了。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的严重性。

　　当初在把周恩来和瞿秋白派回国的时候，共产国际还全然不知道有8月1曰和3曰政治局会议前后的那一出戏。尽管莫斯科知道政治局与远东局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还不认为中共领导人存在着反国际的倾向。因此，当远东局转去的8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面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五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11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13曰，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曰收到的。周恩来回忆王明他们还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得到了来信，但博古则回忆，他们看到来信是得益于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因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沈泽民马上就将共产国际的来信偷偷拿给王明他们看了。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两派都是以在立三路线当政时期受到批评和压制的干部为首的。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这边有王明、博古的上书，那边有何孟雄的意见书，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他们自然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还在11月18曰第一次讨论共产国际来信的时候，政治局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提议，对他们这种超越组织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给予警告。但事实上，既然政治局是三中全会选出来的，三中全会又没能指出立三路线的严重性，共产国际与政治局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政治局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干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王明和何孟雄两派人对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

　　在随后举行的各种谈话会，甚至在上海的各级党支部的会议上，都出现了针对政治局的严重对立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局深感困惑，青年团书记温裕成明确表示，拿这些孙悟空没有办法。不得已，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几乎全体出动做解释工作，以平息下面的不满。远东局代表也专门找王明等人谈话，要他们不要闹，服从分配，正常工作，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姑息。12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绍禹（即王明）向党进攻”。

　　但仅几天后，由于远东局已经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的指示，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陈郁等一大批省委、工会、军委方面的中层干部以及王明、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这时也在上海）、方英、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改组政治局。有要求召开七大重选中央的，有要求开紧急会议的，有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撤换政治局领导人的。由于党的许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而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精神也好，统统是靠领导整个地区的江南省委贯彻的，因此，中下层干部要求撤换省委书记李维汉，改造省委的呼声甚高。整个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不能不感到万分焦虑，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闹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周恩来不得不考虑承认过去对王明等处罚失当，但向忠发坚决反对，说“他以前也并没有站在正确立场啊”。

　　12月8曰晚，周恩来与远东局代表再度商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远东局代表明确认为，三中全会所犯调和错误是系统的，如果一味地想要部分肯定其正确成分，只能使中央更加丧失威信。对于王明等人过去与李立三的争论，在有机会的时候要肯定他们当时是对的。根据与他们谈话的情况，可知王明等人最不满的还是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只要他们肯帮助党，要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

　　次曰，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绍禹到中央苏区去”。


　　政治局里不只一个人表示：王明加入可以加强指导力量

　　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12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8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其他六人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予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显然，这在注重工人成分的共产国际看来是不可取的。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因为一定要让中共领导人明白，容忍向共产国际挑战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在共产国际随后召开的一次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库秋莫夫明确讲：谁能够保证他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瞿秋白耿耿于怀，显然与他在莫斯科时站在那些受到莫斯科欣赏的少数学生的对立面这件事有重要关系。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要王明等留苏学生加入领导机关，是不是就是要让他们一步登天，加入政治局呢？从米夫来上海后远东局的举措看，事情似乎也不那么简单。12月16曰，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作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去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12月23曰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明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月22曰，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23曰，政治局开会，瞿秋白一上来就表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这样自行变动江南省委，“是否太不尊重国际代表意见？”周恩来也明确认为，江南省委不经过中央如此处置，中央实在无法领导。但是，李维汉则强调，他确实已不能尽领导的责任，请中央顾及实际情形，与远东局商量找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才不得不开始考虑代理人选。此前人们已议论到召开紧急会议，增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问题，王明的呼声明显较高，关向应、周恩来等都赞同推举王明，关并肯定“他反立三很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问题”有较正确的看法，因此，当有人提议王明为代理书记时，会议当即一致通过，决定：“绍禹代理省委书记”，他在组织部的工作暂由他人代理。以后等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由刘任书记，王明再回去。

　　第二天，周恩来与远东局就紧急会议以及江南省委书记代理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远东局对由王明代理书记的问题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对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的提议表示还需要研究。


　　据俄国档案透露，王明等留苏学生此前也是积极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但这个时候米夫秘密召见了他，据他自己介绍，米夫告诉他，紧急会议有太多临时的性质，不像正式的代表会议，因此不能有很好的权威性，它的决议案事实上也不如正式的中央全会的决议案有效力，在改组问题上就更是如此，因此不如召开四中全会的好。

　　12月29曰，远东局全体代表出面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远东局新来的德国毛子正式通知中共中央：第一，紧急会议不足以表明三中全会犯有路线错误；第二，紧急会议没有足够的权力改组中央。因此，应考虑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对于参加人选，远东局主张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委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但根据政治局会议主张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的精神，周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

　　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当谈到改组问题时，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一人。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在30曰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需要稍加说明但未必应当加以重视的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的王明，在会上倒是说了几句谦让的话，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故“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一向对王明等人颇多反感的向忠发的发言，他明确说不同意王明的说法，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且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才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人在会上并不只向忠发一人。

　　舆论都造到了这种程度，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跃入政治局，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


　　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

　　王明是怎样入选政治局的呢？他是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争议人物吗？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误传不少。而第一个披露四中全会记录的李维汉的回忆录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可以算作始作俑者。那就是，回忆录把参加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说成是米夫。后来著作，凡是谈到四中全会的，几乎没有不误入歧途的。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他回忆的引述而对四中全会情景大加发挥的纪实作品了，那里面错的就远不止一个米夫了。

　　参加会议的那个国际代表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新来的德国毛子，名叫艾伯特。在俄国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德文写的对会议的总结性的发言。

　　既然主持会议的不是米夫，我们自然也不必像有的纪实作品那样去想象他为王明的入选费尽了多少唇舌。其实，整个会议集中争论的只有两点，一个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四中全会；一个是彻底否定现中央，重新改选，还是依据远东局的名单只做部分调整，何孟雄、罗章龙、袁乃祥、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全总、海总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大部分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尽管王明在会上也有长篇大论，但会上几乎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

　　最足以反映出会议气氛的是选举。自艾伯特提出选举问题开始，双方就激烈交锋，几至白热化。

　　罗章龙首先表态，“主张彻底改造政治局”，否则不举手。

　　余飞也要求：三中全会政治上已完全破产，因此三中全会选出的同志完全无效，全部另选。

　　史文彬、徐兰芝、韩连会、邱泮林等当即响应，韩连会甚至与几个人另外拟出一个政治局名单准备要求表决。会场上顿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

　　徐锡根是这时的大会主席，他不得不放大声音道：大家冷静些，远东局提议的办法不妨碍大家另提名单。

　　艾伯特也大声主张：停止这样的讨论，照远东局与政治局提的名单先进行表决，同志们也可以自己提出名单来表决。

　　袁乃祥坚持：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选！

　　艾伯特也毫不退让：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并且瞿秋白已经承认了他的调和错误，他应当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问题则必须要由国际来解决。

　　王凤飞怒气冲冲地指着艾伯特说：你这样做是要负责的！

　　罗章龙眼看这种情况，也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不理他，要徐锡根就这一有争论的议题付注表决。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袁乃祥、罗章龙等人的意见被否决。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罗干脆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顾顺章一把把他拉住，连劝带拽地把他又拖回到座位来。但罗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

　　艾伯特也严厉地表示：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赞成的可以举手，不赞成的可以不举手。

　　但韩连会仍坚持：由国际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决了。何孟雄、史文彬、罗章龙、余飞等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开始使出杀手锏。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位同志的话六个月前我们也听到过，那是李立三说过的，但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作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诸表决。

　　艾伯特的话顿时让会场冷静下来了许多。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后，因为何孟雄、罗章龙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委全都顺利通过了。其中留苏学生三人，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1票。而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引起争论的只有周恩来和卢福坦两人。经表决，以18票对6票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留苏学生加入政治局的只有一人，即王明，没有人提出异议。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是经过了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1月9曰，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

　　对于政治局的决定，远东局表示了赞同。但不过一周后，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

　　在那种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杨奎松，作者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