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2日 星期五

毛澤東提出:文革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7)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進入最為動亂的階段。周恩來為應付內外亂局而忙得焦頭爛額,同時又不得不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與江青一干人纏鬥,苦撐待變。他抓住“火燒英國代辦處”闖下大禍一事,轉守為攻,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並趁勢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

自從全國各地展開奪權鬥爭以後,除了前述最初的幾個完成奪權的省、市以外,大多數地區進展遲緩,無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鬥之中,為爭權打得你死我活。毛澤東所期待的那種可以看出勝負眉目的局面遙遙無期。為此,毛不得不轉而號召各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並企圖以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但是,這對熱衷於獨家掌權的兩派對立組織來說,卻是對牛彈琴,收效甚微。這令毛大為頭痛。

不過,這時更令毛澤東擔憂的還是奉命支左的軍隊普遍與當地造反派存在的緊張關係。二、三月間,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駐軍在支左的過程中,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搶、衝擊軍事機關的造反派組織,並抓了其中的一些頭目。毛對此很不滿意,認為這是在壓制革命左派,擔心這樣會影響決戰勝負的力量對比,從而斷送整個文化大革命。

為此,毛澤東一再出面糾“偏”,強調: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看得太嚴重了。四月間發出的所謂強調“正確對待群眾”的《軍委十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但是這樣一來,更加劇了局勢的混亂。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變本加厲地衝擊當地的軍事機關,逼迫軍隊檢討承認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而對立面的組織則堅決站在軍隊一邊,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由此導致各地兩大派之間的武鬥一再升級,由開始的棍棒、長矛發展為搶奪軍隊的武器裝備,真刀真槍地對著幹,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不斷發生。

進入六月份後,毛澤東似乎對眼前這種久拖不決的局面感到厭倦了,對各地兩派之間無休止地打內戰更是急於找出一條解決之道。他開始在認真考慮結束文革運動的時間表,隨後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 毛認為,文革運動中的群眾發動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要轉入就地解決問題,實現各派之間的大聯合。

為此,六月下旬,毛澤東指派謝富治、王力作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決雲南、四川等省的大聯合、三結合問題,為成立革委會創造條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決定親自出馬,前往當時兩派武鬥嚴重的武漢地區,直接指導解決那裡的問題,為全國樹立一個樣板。

對於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周恩來當時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認為毛親赴武漢,坐鎮解決當地的問題,然後再就近解決江西、湖南問題,勢必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有利於把國家從混亂中擺脫出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亂,毛的武漢之行要冒很大風險,生怕出現不測。因此在討論此事的會議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樣從安全方面考慮,試圖勸阻毛打消這個念頭。但在毛的執意堅持下,他又帶頭表態支持毛的這一決定,並為此做了緊急布置,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落實。

為了確保毛澤東此行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並由毛親自點將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全權負責。作了安排布置後,周還不放心,又打長途電話給正在奉命解決西南問題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要他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隨後,周本人又連夜乘專機先期飛抵武漢,檢查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甚至連毛下榻房間的沙發和睡床都一一試過,生怕出現一點紕漏。

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武漢之行如此盡心竭力,除了時局正處於非常時期和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貫作法以外,還有兩個不便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於“伍豪啟事”懸而未決,周氏當時在政治上還揹著黑鍋,精神負擔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夠對他高抬貴手,因而有意以實際行動來處處表現自己對毛的盡忠盡職。其二,他當時已經看出武漢問題的背後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蓄意插手的結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遏阻林彪、江青聯手整垮武漢軍區、打倒陳再道的企圖。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是四方面軍的一員戰將,為人粗豪耿直,過去一直不大買林彪的賬而被記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義執言,在會議上公開保劉少奇,於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單。三月間,武漢軍區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取締了當地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又稱“鋼工總”),並抓了其中的幾個頭目。這就成為林、江二人對陳再道及武漢軍區大動干戈的題目。於是,“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燒武老譚”(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作者注)一類標語貼滿武漢三鎮的街頭。

不過,毛澤東解決武漢問題的想法與林彪、江青兩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滿意武漢軍區在支左中壓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讓陳再道承認錯誤;另一方面,毛也不同意打倒陳再道,準備保他過關,認為陳是個大老粗,在政治上並不是劉少奇的人,只要轉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他的。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當然更贊成毛的意見,認為解決武漢問題,還是要依靠武漢軍區,陳再道等軍區領導是可以控制武漢局勢的。

七月十四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武漢,下榻東湖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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