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對劉少奇案的審查，最初落到周恩來的頭上。他明知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卻不好推辭。因為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本人一直兼任著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的職務（文革之初由鄧小平兼任），因此給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定案正是他份內的職責。況且此事又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關結束文革的大局。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信守“顧全大局”的周只好勉為其難，硬著頭皮應承下來，擔任中央審查劉少奇專案的牽頭人。
不過平心而論，周恩來對抓這件事並不是那麼賣勁，這和他收拾文革亂局時的態度很不一樣。他在主管這件事時，在很大程度上是處於“聽喝”的狀態，撥一撥動一動。他在接見專案組的談話中，總是不斷地說兩面的話，譬如“既要大膽地去設想，去調查，又要極其謹慎” ；一方面強調說對劉少奇歷史問題的審查工作在政治上“意義重大”，另一方面又強調要認真核實調查材料，沒有把握的不要作為證據往上拿。周的這種態度，自然影響了辦案的指導思想，使得對劉案的定案工作進展遲緩，一直無法取得重大突破。
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認為周恩來是老病復發，想腳踩兩只船，在政治上為自己留後路，有必要找機會敲打他一下。不過，當務之急還是要把劉少奇歷史上的“罪行”定下來。眼看預定召開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劉的歷史問題卻無法坐實。這令毛心急如火，於是決定中途換馬，把周撤換下來，由江青接管對劉案的審查工作，並指定主管黨內肅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從旁協助，盡快把劉的歷史問題定下案來。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決定，當時具體掌管劉少奇專案的謝富治立即對下作了傳達布置，提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江青見毛澤東如此重用自己，把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她去“攻堅”，自然十分賣力。她曾多次不無得意地表示﹕我現在忙得很，擔負著中國第一大專案。不過，江青也確實不負重託，指揮劉少奇專案組日夜奮戰，查閱大量敵偽檔案，從中尋找可以做文章的蛛絲馬跡，突擊審訊，採取各種手段，誘騙逼供，勒取偽證，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危重病人也不放過。最後總算是如願以償，靠屈打成招的偽證和斷章取義的編造，整理出三本所謂劉少奇三次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報送中央。
不僅如此，急於向毛澤東報功的江青還把在中央領導核心中傳閱劉少奇的有關“罪證材料”，變成一次對毛個人的效忠表態。她帶頭在上面批道﹕“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要是沒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國革命前途是不堪設想的。我作為一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書此以明我的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員的忠心和氣節，我將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革命的人民，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小學生”。
顯然是對周恩來主管劉少奇專案時的消極態度不滿，江青在批轉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審閱時，有意將了周一軍，並把文革派搖羽毛扇的軍師康生作為陪綁，點名說﹕“請你們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別是恩來同志和康老，你們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為你們工作經歷決定這點。” 對此，康生心有靈犀，在第二天便表態，跟著批了一篇話，表態完全贊成江青“充滿無產階級憤怒的批語”。
江青的將軍和康生的表態，讓周恩來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臨無法迴避的表態。本來，以周氏為人的精細和飽經黨內肅反鬥爭的閱歷，不難看出這份拼湊而成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罪證材料”中的疑點和破綻。然而，大陸官方的《周恩來傳》卻極力為周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製造偽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
這種解釋未免太低估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判斷力了，再說周為人的精細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被下面蒙騙的。況且周自己也剛剛因“伍豪啟事”的風波而在政治上經受了一場不小的虛驚，從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過是毛澤東欲加之罪，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刀罷了。
實際上，周恩來本人早已意識到這一點，看出劉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點，許多材料靠不住。在這種情況下，周一開始不願意完全昧著良心去做虧心之事，所以在審議劉案時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不想急於下結論，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頂牛，雙方爭得很厲害。江、康曾幾次對周拍桌子，批他是“懷疑派”，並告到毛澤東那裡，傳下話來敲打他，弄得周壓力很大，最後只好退讓，表示﹕要改你們改。周大概認為，這樣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審判了，求得心之所安。後來當毛決定由江青替換周來主管劉案時，他樂得就此撒手，正好躲開這個難題。
但是，這一次周恩來卻無處逃遁，不得不在政治與良知兩者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無法確切知道當年周氏在作出決定時的心路歷程，不過必然經歷過一番內心的掙扎和靈魂的拷問則是無疑的。鄧穎超生前曾對給她寫傳的作者談過，周在作出這一決定時心裡很痛苦，連續幾天一個人在屋裡來回踱步，徹夜未眠，辦公室的燈一直是亮著的。
當然，周恩來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明知給劉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實，存有不少疑點，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念頭佔了上風，在政治上“顧全大局”，和劉少奇一刀兩斷。再加上周已經意識到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已經引起毛澤東的不快，這回江青將他的軍，和康生聯手一唱一和，很明顯就是在奉旨敲打他。如果再不趕緊表示一個斬釘截鐵的態度，毛是決不會輕易放過他的。至於這樣做帶來良知上的譴責和審判，周只好以“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一類的說法來為自己開脫，求得心之所安了。
對此，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在九年之後，為她丈夫當年在劉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為，對英籍作家韓素音曾經作過這樣的開脫﹕“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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