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伊始，毛澤東調鄧小平（注21）進中央的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周恩來。對此筆者曾經在《新發現的周恩來》中做過初步探討。（注22）根據1953年3月1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以及5月15日政務院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鄧小平負責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以及鄧小平受命領導鐵道、交通和郵電部。毛澤東還曾在3月3日特別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請小平多管一些。”（注23）全國財政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鄧小平兼任中財委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長；免除薄一波財政部部長職務。
但是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在客觀上卻導致了高崗和鄧小平的衝突。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後不久，針對是年財政已出現不小額度的赤字的情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高崗在會上介紹了東北過去為因應財政困難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經驗與成果，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許，主張下次會議專論此一問題，並主張會議就在高崗住處舉行。數日後，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饒漱石等中共大員皆前去開會。相關的財政問題，本來是屬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雲、以及新任財政部部長的鄧小平的管轄事務範圍，但是毛澤東卻示意由高崗主持解決。（注24）鐵道部修建鷹廈鐵路，本應也是鄧小平主管的工作，因其中涉及軍事方面的問題，毛澤東也批給高崗處理。（注25）鄧在1980年回顧“高饒事件”時說高崗“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注26）
本書作者著有《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12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並討論毛澤東離京之後由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散會後，高崗對鄧小平說：“少奇政治上不穩，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還是輪流好。”他還提到，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鄧小平反駁道：“少奇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注27）事後，鄧小平很快向毛澤東做了揭發。（注28）12月19日，鄧小平同毛澤東談話後的當晚，就奉命去做彭德懷的工作。（注29）約在此前後，鄧小平亦曾前去看望羅榮桓。（注30）相關傳記僅著重鄧小平在這次探訪羅時所流露出來的戰友情，特別是其注意到羅住家擁擠、狹小的狀況。然而，鄧此行亦甚有可能負有傳達高崗問題的重要政治任務。因為羅榮桓同彭德懷一樣，都屬於同高崗關係密切之人：彭德懷曾經向毛澤東推薦高崗出任總參謀長甚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羅榮桓同樣也推薦過高崗。（注31）毛澤東曾經詢問羅對中央工作分作一、二線問題的看法，羅推薦高崗，毛以“高聽不得反對意見”提示羅。（注32）由此已經預示到當毛澤東轉向處理高崗時，鄧小平必然是另一關鍵人物。
1954年初，高崗亟思與駐留杭州的毛澤東一晤以當面解釋，但其要求並沒有為毛所接受。毛澤東在1月22日致電劉少奇：“他（高崗）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注33）1月25日與2月5日，鄧小平與劉少奇、周恩來一起找高崗談話。2月3日，鄧小平也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鄧小平亦積極參與組織、籌備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為了說明查處“高饒問題”的進度或趕在全會召開之前統一黨內高幹對此問題的思想，鄧小平就“高饒問題”分別再次探訪彭德懷與羅榮桓。1月24日（或25日），鄧小平向彭德懷談“高饒活動”。（注34）1月底或2月初，鄧小平造訪羅榮桓，通知他中央許可其視自身身體狀況決定是否出席，或也告之行將在四中全會中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內容。（注35）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題為《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的發言。
鄧小平由此在“高饒事件”之後脫穎而出。原因有三：
一是毛澤東在失去高崗之後，仍然需要一政治人物為其所信任，作為平衡劉少奇、周恩來的政治力量。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不二人選。毛澤東不僅讓鄧小平接掌中箭下馬的饒漱石原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之職，更任命鄧小平出任“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的黨中央秘書長。（注36）此一職位及其領導的中央秘書處，即是兩年後中共八大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的前身。對此，陳伯達晚年曾評論道：“中央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實際就是總書記，只是那時還沒有用這個名稱。鄧小平同志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注37）實際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鄧小平得到的是高崗生前竭力追求而仍未得到的政治地位。當周恩來受到毛澤東批評時，鄧小平更成為毛澤東用來批判周恩來的重要工具。（注38）
二是鄧小平的表現被劉少奇所認可和接受。劉的遺孀王光美晚年時亦對鄧小平在相關事件中的表現甚為激賞並評論道：“你要問我劉鄧共事有什麼特點，我覺得‘高饒事件’對他們是個考驗，七千人大會是一個，後來就是‘文化大革命’。”（注39）雖然鄧小平的權力提升，對劉少奇可能產生分權的後果，但劉少奇第一是不可能改變毛澤東的這一人事布局，另一個則是鑑於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對自己的支持，他顯然是樂於接受鄧小平的崛起。因此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挺劉少奇的決定與表現，既消弭劉對地位竄升的鄧的懷疑，也奠定了鄧、劉兩人在其後中共政治中合作的重要基礎。
三是毛澤東起用在國共內戰中立有彪炳戰功的鄧小平，可以稍平軍中不滿的心理。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上最重要的政治得益，是更進一步地獲得了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林彪與鄧小平一起，在1955年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隨著中共政局的進一步演變，鄧小平與林彪先後進入毛澤東的接班人序列。直至“文革”初期，在毛澤東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毛澤東希望繼續用鄧，並希望鄧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和林彪搞好關係。但是林彪和鄧小平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注40）由此可以說，“高饒事件”為鄧小平的崛起提供了最佳機遇，而這種崛起又為以後林彪與鄧小平之爭埋下了伏筆。
“高饒事件”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後來發生的幾次重大的黨內政治路線鬥爭，都與此息息相關。“高饒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黨內裂痕，影響至深至遠。（原文有大量註釋，有需要者請參看《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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