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的文革秘闻（上）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品味伸展的空间。

　　◇　陈毅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1969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6月7日到7月1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熊向晖，　1999：174）这一报告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因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帅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熊向晖，1999：186—187）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熊向晖，1999：187）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1969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刘树发，1995：1184）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透露一点。胡乔木1950年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胡乔木，1993：3）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1981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ＡＢ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胡乔木，1993：185）江西的惨剧没有阻止延安的“过火”，延安的教训没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错难改，愈演愈烈，种种“错误”确有其客观需要和社会基础，既要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又没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技术，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左”倾有它的政治功能。

　　◇　如临深渊

　　1969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熊向晖，1999：166）

　　毛泽东历来相信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主观上并不赞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的判断，因此要四帅研究国际形势。四帅此时仍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但四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会惹祸。”（熊向晖，　1999：167）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而且在此时刻，秘书不可全信。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熊向晖，　1999：182）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四帅于7月11提出第一份报告，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毛的估计。但8月13日，苏军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挑衅后，在新疆裕田县铁列克奇歼灭了一支30余人的中国巡逻队，这使毛感到相当意外，在得知苏联曾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后，中国的备战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后面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四帅的正确判断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帅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虚惊”有两个政治效果，一是内战和大乱的国内形势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九项要求中，大部分是针对造反行为的，曾被称为革命行动的许多行为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予以执行。二是使毛泽东产生“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感觉，认识到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再热衷于世界革命。（杨奎松，1999：500—514）四帅的判断终于发生直接作用。

　　◇　69年的疏散

　　四帅的深谋远虑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熊向晖，1999：190）

　　关于这次疏散，此前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聂荣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说：“1969年10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徐向前，1987：848—849）

　　两位元帅的说法显然来自1971年12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期演。”但此说与事实有误。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的会谈达成了边界谈判的协议，中央认为苏联很可能是以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烟幕，因此林彪视察张家口设防情况，周恩来要总参整理二战中突然袭击的战史资料。“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杨奎松，1999：514）毛10月14日去武汉、林彪10月18日去苏州，周恩来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战备值班”。10月18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熊向晖，1999：190）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确是有感而发的。

　　◇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紧张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1969年9月3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9月11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熊向晖，1999：184）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定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就没有效。欢迎仪式的大小一直被认为有特定的涵义。1971年11月，中国要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交代：“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熊向晖，1999：355）仪式而外，毛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

　　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不但是向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也有国内斗争的一个符号。据斯诺记述：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一概辞去。（熊向晖，1998：214—215）在此前后，毛确实采取措施为个人崇拜降温，比如1970年12月6就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过正像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一样，给个人崇拜降温也还有另一重含义，这就是反对林彪，因为“四个伟大”首先是由林彪喊出的。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正如一种颜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没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除了重大政治事态，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使用符号。从1983年到去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89年3月14　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王若水，1998）

　　◇　自信

　　1971年11月8日晚，毛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谈话时，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熊向晖，1999：354）

　　毛终生自信，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林彪。《纪要》称他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没有小家子气地加以反驳，而是照单全收，1973年9月23日对外宾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还直接通过评法批儒运动褒扬秦始皇。林彪虽然长期对毛毕恭毕敬，但在对于秦始皇的态度上，却与毛有别。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时，林就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由此引来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了坑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豪言。（李锐，1999B：332）林彪事件后，在其家搜查出了“克已复礼”等儒家学说的条幅，启示了毛批林与批孔结合的念头。

　　但毛这一次确实过于自信了。“文革”天怨人怒，1968年以来就有人开始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人从“文革”的狂热中觉醒，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那么提拨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林彪事件震动很大。还在毛1971年南巡为清除林彪而打招呼时，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知道后就毛骨悚然，毛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破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张正隆，2000：336）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客观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新认识毛。第一，《纪要》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中国的秦始皇。”（王年一，1988：417—421）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信用的林彪及林立果的“小舰队”居然有谋害毛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怀疑。这次失策的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熊向晖，1999：347）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实在是有损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辩证法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能是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反独断论不一样，简化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事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没有想到”的胜利。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熊向晖，1999：345）但会还没有开完，毛召见与会者：“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熊向晖，1999：347）所以中国要进联合国。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熊向晖，1999：233）4月3日报告送给周，周于次日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后呈送毛，4月6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上11点多钟，毛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是毛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熊向晖，1999：233）这里又是一个辩证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用法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与“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很周延。但在具体工作中，面面俱到基本做不到，不是“既”就是“又”。比如既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国。去还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请美国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去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样高，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原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熊向晖，1999：353）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你就有。

　　辩证法功能甚多。大跃进期间，云南有不少人劳饿交加，一度出现浮肿病。这本是大跃进的恶果之一，但毛在批示中却认为这是好事：“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李捷、于道俊，1997：167年）有了辩证法，什么坏事不是好事？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集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的策略空间。1975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　的强烈反对。”毛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能是或“既”或“又”。当毛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条；当毛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胡乔木，1993：　250）（未完待续）

　　单世联，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