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1976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2月23日晚，由华国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和《满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众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斯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其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熊向晖，1999：287）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显然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的子民，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词人的名篇。演出前的2月23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的历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主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熊向晖，1999：290）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一，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1976年2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兴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当是另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熊向晖，1999：290）诗词文章，毛从来不小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陈晋，1997：691）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问。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听《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干等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1975年10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赵士刚，1997：292—293）毛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1974年3月20日，毛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杨继绳，1998：92）1976年6月，他向华国锋、江青等人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顾”理解为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和“怨心” 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杨继绳，1998：92）
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国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 开放档案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1949一 1975）》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的《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记载8月18日、10月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1970年误为1969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20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仅仅20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由权威部门织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熊著的重要内容，就是对订正若干重要史书中的错漏。类似的事很多。彭德怀悲剧中有一个万毅将军，当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据他回忆：“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总后勤部原顾问王政柱同志告诉我，有一本名叫《国防部长沉浮录》的书中，写到我在会议上的情况。我找到这本书。请人把有关段落念给我听。书中说，我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我的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根据的，还说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最后还写道，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上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当组长？再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谁还能唱反调。我认为这一事实应当澄清。我曾向李维民同志说过这件事。他写的《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发表于1995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然而，不久前听说《国防部长沉浮录》又再版了，可是这段文字并没有修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万毅，1998：260—261）但万毅“再次说明”也没有用。张树德在2000年2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彭德怀离开中南海》一文还是万毅当组长并拒绝批彭。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文还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20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很多党史、国史方面的论著，其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没有疑问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李锐，1999A：前言）
自然，与史实不符有时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过分自觉的“古为今用”。1932年红四方面军有一次著名的苏家埠战役，90年中期秦基伟写回忆录时发现：“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够起多大作用谈不上。”（秦基伟，1996：45—46）当年的连长已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拍电视剧的人当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艺术加工，正像有关四方面的书把军长李先念的题词放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题词前面一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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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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