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选举风波”与“李必达事件”

 　　“林彪事件”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林彪拥趸，关于“林彪事件”初始态的陈述含混不清。诸多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都将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定为发生“林彪事件”的起点。还有些文章将“林彪事件”的起点追溯到1969年3月毛泽东弃用陈伯达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选用张春桥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事。

　　追溯“林彪事件”的时间起点，对于看清“林彪事件”的本质至关重要。本文将对“九大选举风波”和“和李必达事件”表征出来的“林彪事件”之初始态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一、“九大”选举风波

　　在林彪拥趸的拥林文章中，关于“林彪事件”的叙述存在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只叙述毛泽东一方做出的伤及林彪一方的言论和举动，尽量少谈和避谈林彪一方做出的伤及毛泽东一方的言论和举动；

　　第二种倾向是在分析“林彪事件”的初始状态时，多将毛的猜疑和无常无限度地演绎和夸大，将毛泽东描写成一个无端发难，凭空降罪的孽待狂。

　　由于上述两种倾向的作用，在“林彪事件”的叙述中，那些直接导致毛林关系恶化的具体事情都被有意地略去了。例如“九大选举风波”和“李必达事件”。

　　林彪拥趸的研究倾向甚至影响到国外文革研究者对“林彪事件”的认知。比如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中，对毛林关系的恶化做了一个极不严肃的类比，特里尔说：“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1]]。

　　中共“九大”开幕当天，毛泽东就在开幕式上发出了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呼吁。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事件”的序幕正在被悄悄地拉开。

　　尽管江青对林彪在196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做的将文革类比欧洲文艺复兴的即席发言很不满意，但是，江青还是在会上率先提出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的党章上写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以此锁定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使别人不再有觊觎之心，也好让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复议了江青的提议。毛泽东对在“九大”党章明确写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之事一直思虑重重，但考虑了一夜后还是表态同意了[[2]]。毛、江、张的举动说明，毛泽东江青一方还是想和林彪叶群一方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

　　尽管林彪不满意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但是林彪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口头报告的打算，实际上是放弃了在“九大”会议上重申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关于文革的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的说法（因为江青不高兴），老老实实地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尽管念得很不流畅，结结巴巴的。

　　如果双方能够自觉遵从求文革路线之大同，存权益计较之小异的原则处理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矛盾，毛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能够维系得下去的，至少不会那么快地走向崩溃。

　　中共“九大”1969年4月1日开幕。会议的前半程风平浪静，会议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和部署顺利进行着。

　　1969年4月14日，这一天大会的议程只有两项：

　　第一项议程是要通过林彪做的“九大”政治报告，确立被后来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九大”路线。包括林彪及其黄、吴、叶、李、邱在内的1510名“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了林彪所做政治报告。

　　第二项议程是通过新党章。当1510名“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九大”新党章的时候，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地位被固化，这意味着林可以在毛死后接管其全部权利。

　　毛泽东用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回报了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路线的实际行动。接下来的事情，毛泽东就是要看看林彪是如何回馈自己的了。看看这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亲密战友是不是一如既往地效忠和尾随自己。

　　但是，大会休会10天之后，到了大会即将闭幕的最后一天，即4月24日这一天，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毛泽东绝没有想到，当林彪所做政治报告和以明确“接班人”地位为核心内容的新党章刚刚被全体“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仅仅十天，林彪就带领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当天举行的中央委员的正式选举中，用一个不疼不痒的小动作回报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想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搞“清一色”，即中央委员会中不能只都是林表江青班底的人马。但是，毛的“五湖四海”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得票数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既要让这些老家伙当选中委，又不能让他们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过半数即可。选举结果显示，陈云、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得票数均没有超过900张（总选票数1510张），红军之父朱德只获得选票809张[[3]]。邱会作、吴法宪均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们曾参与到毛泽东的“选票把戏”中去。只是他们的叙述已经变了味道。

　　如果毛想通过“合法”途径杯葛林彪一伙，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毛只需暗示江青动员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祝家耀、迟群、谢敬宜、聂元梓、陈阿大等人不投林彪叶群的票，这些人等谁敢不从；如果毛动员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刘格平、王效禹等人不投林彪叶群的票，这些人也一定会惟命是从；如果毛泽东还暗示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不要投林彪和叶群的票，这些老帅百分之百乐于从命。果真如此，林彪的得票数也和朱老总一样，将将过半，他的接班人人形象将如何维持？但是，毛泽东“选票把戏”的把玩对象只局限在“右倾”人物范围内。毛并不打算和林彪叶群玩“选票把戏”。

　　毛泽东没有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和林彪及其班底人员玩“选票把戏”说明了什么？说明至少在“九大”选举之时，毛还没有打算和林彪分手。但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选票把戏”最终玩到了江青的头上。

　　“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式选举之前举行了“预选”。江青在她所在的西南组获得全票。江青为此振奋不已。而林彪得知后却大为不悦。林彪通过叶群吩咐黄、吴、李、邱在正式选举“九大”中央委员的时候，不要投江青的票。叶群转述林彪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得全票，要杀一杀他们的锐气”[[4]]。

　　正式选举前，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室说：“我是不会投11楼票的（江青当时住在钓鱼台11楼，此即指江青）”，黄说这句话一则表明自己的态度，二则是在暗示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李作鹏后来承认，“我们几个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5]]。

　　“九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束显示，在正式投出的1510张选票中，江青获反对票8张[[6]][[7]]。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有反对票入账。邱会作回忆，在江青所获的8张反对票中，有的选票上，江青的名字还被打了“×”。

　　估计这8张反对票中的6张应该来自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这六个人。而另外两张中的一张反对票可能来自江青本人；而剩下的一张或许来自陈伯达。李作鹏所谓的“我们几个”是否包含陈伯达？待考。

　　而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的反对票也只能来自：林、叶、黄、吴、李、邱这六个人了，或许还有陈伯达，但决不会来自江青本人。

　　选票公布后，江青一伙人很恼火，要求验查选票，查出投反对票的人。张春桥敏锐地察觉到投反对票的“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周恩来态度暧昧，不予表态，将有关情况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三个人的说法是不一样：

　　吴法宪回忆说：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派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不了了之[[8]]。

　　李作鹏回忆说：

　　选举散会后，康生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泽东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搞[[9]]。

　　邱会作回忆说：

　　康生表态：“要查选举中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毛主席指示，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报告”。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票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反党章的大合唱。”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10]]。

　　由于江青的恼怒，黄吴李邱曾经为投“反对票”而感到后怕。

　　黄永胜说：“可能惹祸了。”

　　吴法宪说：“本来就不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硬邦邦，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邱会作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真是够那狗拿耗子，多管闲事。”[[11]]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阻止了江青一伙要求查选票的无理要求，江青丢选票之事看似不了了之。但是，以毛之掌控力和洞察力，他会算不出来这区区几张反对票来自何方？出自谁手？

　　二、李必达事件

　　江青最终是否验查了是谁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是一件无法核实的事情。参加过“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计票工作的迟厚泽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言之凿凿地说“江青事后曾对这8张反对票进行过秘密调查”。但是，迟厚泽的文章对江青这一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却没有给出详细描述。

　　迟厚泽的说法影响很大，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延续了迟厚泽的说法[[12]]。然而，迟厚泽的说法到底是确有证据的表述还仅是一种猜测？读者不得而知。

　　无论江青是否查验了选票，在“九大”刚刚闭幕，九届一中全会尚未召开之际发生的“李必达事件”却为毛泽东和江青指明了“九大”选举中那几张“反对票”的来源方向。

　　李必达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后经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推荐，做了黄永胜的秘书。作为秘书，李必达目睹耳闻并窃听了黄、吴、叶、李、邱反江青的活动和言论。

　　“九大”中委选举刚刚结束，九届一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李必达连续写了两封告密信给江青，揭发黄、吴、李、邱在背后咒骂江青之事。之后，李必达又将一封揭发信交给了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彷徨犹豫之后，还是把信交给了叶群。黄永胜得知李必达揭发检举自己之后，下令秘密逮捕李必达，并通过吴法宪调动军用飞机将李必达押送广州军区非法监禁。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请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

　　李必达告密后，黄、吴、叶、李、邱乱作一团。黄永胜曾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在给黄永胜的回复电话中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随即挂断电话。周恩来也承认江青也曾给他打过电话，说：“我可能要遭到暗杀。”[[13]]

　　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某一天，江青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吴李邱等人出示过李必达的告密信和江青本人转报毛泽东的信封。江青的信封上写到：“即送主席亲阅”，毛泽东在江青的信封上写得“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写了一个“退”字。邱会作当时做出三点判断：第一、毛看了李必达的信；第二、江青承认新式骂人的材料；第三、毛主席没有批示，这表明毛主席没有为江青做主[[14]]。

　　周恩来曾就“九大”中央委员选举问题告诫邱会作：“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辫子，要吃大亏的！”。“李必达事件”出现后，周恩来再次点拨邱会作等人：“你们有意见，我也知道的，但随便议论式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周恩来的忠告，黄、吴、李、邱们是听不懂的。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11天，即9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黄、吴、李、邱进行隔离审查前的最后一次谈话。谈话期间周恩来重提两年前的“李必达事件”，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总理几次问及“李必达事件”，我知道我们要倒大霉了[[15]]。但是邱会作认为“李必达事件”只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显现出可以让黄吴李邱“倒大霉”的判断肯定是不对的。应该说，从李必达“告密”的那个时刻起，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就注定要“倒大霉”了。

　　如何评价李必达的告密行为呢？

　　李作鹏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两口同声地指责李必达“品质太坏”、“灵魂被腐蚀”。

　　告密是文革时代的风尚。忠诚和背叛只是一种行为的两种表述。发生在文革时代的告密事件何止百万件，其中相当数量的告密事件和林彪要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宣传有关。当林彪要求每一个解放军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前提，比如事关黄永胜或吴法宪的时侯，就不必忠于毛主席而要去忠于黄或吴了。对李必达行为的道德评判不应该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腐蚀李必达灵魂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及其“个人崇拜”的说教。

　　江青将李必达的揭发信送交了毛泽东。毛泽东阅读李必达揭发信后的态度，至今诸方均未有丝毫的透露。依照常理推断，李必达信中揭发的内容绝不会给毛泽东带来什么愉悦的心情。但是，李必达的告密信写得如此之及时，或许会给毛泽东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李必达的检举信为出现在“九大”选举中的反对票做了准确无误的注脚。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都为自己的“反党集团”之罪名大呼其冤。但是说句实在话，中共建国后，出现在党内最高层的四个“反党集团”中，最具“集团”模样的就是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最不具“集团”相貌的就是所谓“高饶联盟”和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反党集团”之罪名或许夸张了一些，但是与“宗派”和“朋党”之嫌难脱干系，

　　“朋党”在中国古文化中是一个负面名词，“结党营私”是“朋党”的最大特征。在共产党内，正统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搞“五湖四海”。毛泽东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做‘圈子’，又叫作‘摊子’”[[16]]。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党内生活的具体实践就是坚决杜绝“宗派””朋党”的出现，这叫作“防患于未然”。黄吴李邱最终“倒大霉”固然和中共党内的“株连”之风有关，但也和自己行为言语的不检点有关。身有“朋党”之嫌不要说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今天也是要“倒大霉”的。

　　“李必达事件”的严重性，不止于揭发信中涉及的关于反江青的内容。“李必达事件”对毛泽东最重要的提示在于黄吴叶李邱在处理李必达问题时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可能并不介意小人物李必达的死活。但毛泽东一定会介意黄永胜将广州军区视为自己的私家地盘，秘密拘押私家仇人的行为，以及吴法宪擅用职权私调军用飞机鼎力相助黄永胜的行为。“李必达事件”的处理模式事先事后均不请示和上报毛泽东，毛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在“李必达事件”中被黄、吴、叶、李邱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而事件本身之导因却和揭发黄吴叶李邱咒骂自己夫人江青的检举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机器和军用设施的使用是如此之恣意和随性，那么有朝一日，林彪一旦翻脸，政权的易手岂不易如反掌！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李德生派入军委办事组，意在打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绝对控制。这是“李必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所谓“掺沙子”就是从“李必达事件”发生后开始的。而不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只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才开始的。

　　“林彪事件”的开端和结束伴随着两桩告密事件：李必达的告密事件始于端，林豆豆的告密结于尾。李作鹏、邱会作在诅咒李必达的同时，却对林豆豆的告密行为不掷一词。其实，李必达的行为和林豆豆的行为属于同一种道德规范，只不过该道德规范既有悖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也有悖于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该道德规范是“个人崇拜”的运动的衍生物，并与“个人崇拜”的教义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道德规范只具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讲任何传统道德规范。林彪就此种道德规范的发明者和倡导者。林彪及其“死党”先后被李必达和林豆豆出卖，在与毛的交恶过程中自尝恶果，实在是一种报应。

　　三、九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选举之谜

　　江青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丢失选票的事情并没有因“九大”的闭幕而结束。在紧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投票过程中，江青再次获得反对票。

　　“九大”闭幕，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拟定新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经过几轮讨论后，毛泽东拍板，敲定了新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尽管“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出现了反对江青的反对票；尽管“李必达事件”已经出现，但是毛泽东还是违反中共党论资排辈晋升之潜规则，恩准吴、李、邱这些中将级别的人物跨越元帅、大将、上将以及诸多资深政界要员和江青、叶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道进入政治局。毛泽东此举给了黄吴李邱一次战队和选择的机会。

　　新科政治局委员选举那天，毛泽东宣布：可以自己选自己[[17]]。

　　政治局选举的结果显示，多人获得满票277票。而江青只获得270张选票，再次获得7张反对票[[18]]。

　　对江青而言，“九大”中央委员选举中的那几张反对票被“重新”投入了九届一中全会的票箱——张春桥所说投反对票的“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的判断似乎已被证实。也就是说，“九大”上N1/1510的反对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以N2/273的形式重新显示出来。分母的变化缩小了投反对票人的范围，分子的不变化说明两次投反对票的似乎是来自同一伙人。

　　但是情况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极感荣耀地炫耀自己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投了江青的反对票。但是关于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江青得到的反对票的陈述却大不一样。吴法宪和李作鹏的回忆录索性没有涉及政治局委员选举这个情节。邱会作的回忆虽然涉及了政治局委员选举这个情节，但是没有明确表述自己到底是投了江青的反对票还是赞成票。

　　不做表述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述！

　　善用兵者隐其形。但是，“李必达事件”的突然出现，将这些老兵向江青放黑枪的身影清晰地显影在毛泽东的视场中。于是他们有点害怕了，没有胆量继续再玩反江青的游戏了。笔者猜测：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在政治局委员选举的时候，可能做了缩头乌龟，违心地投了江青的赞成票。

　　林彪、叶群、黄永胜如何作为？不好判断，因为人已死，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以供研究和讨论。

　　结束语

　　“九大”选举风波和“李必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语录牌，一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19]][[20]]

　　毛泽东还下令摘下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语录牌，并对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所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四个伟大’，讨厌！”[21]

　　至此，“林彪事件”的序幕被缓缓来开。

　　如果没有激化了的中苏关系将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林关系的全面崩溃根本拖不到1971年9月13日。中苏边界的紧张的战争状态拖延了毛林关系走向崩溃的进程。给了林彪一个可以缓解毛林关系的机缘。但是这个天赐的机缘还是被林彪浪费掉了——阎仲川发出的那个“林副主席一号令”再次刺激了毛泽东敏感的政治神经。由于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苏开战的可能性明显减弱。

　　“当主要矛盾退化为次要矛盾”后，“林彪事件”这出没有演完的大戏又重新回归政治舞台。后来的“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就是这出大戏的延续和终局。

　　终稿于2013年11月20日 北京

　　朗钧，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