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養精蓄銳、審時度勢的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最後攤牌的時機已到，於是開始收緊羅網，並有意作了象徵性的舉動——在武漢暢游長江，向人們展示了他健康的體魄和敢於迎接任何挑戰的意志之後，返回北京。一回來，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聽取匯報，而用“已經睡了”為藉口，讓同樣急於匯報的劉少奇吃了一個閉門羹。
幾天後，毛澤東自忖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材料，可以鬥垮對手之後，正式表態﹕工作組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鬥，二不會改，統統驅逐之。他還出面為中央文革打氣撐腰，說人們不謳歌堯（借指劉、鄧—作者注）而謳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劉少奇、鄧小平二人雖然有心在工作組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贊成用簡單撤銷工作組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一時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平息當時各大、中學校學生轟赶工作組的風潮，而且見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們與周恩來之間原本十分脆弱的聯盟，自覺大勢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銷工作組。
在工作組問題上，周恩來本來就因出訪東歐而相對超脫，回國後更是由於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澤東的交底，而有意同劉少奇、鄧小平保持距離，並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接觸，竭力在兩軍對壘中保守中立，為自己預留退路。在毛回京後尚未明確表態之際，周就已經開始轉向，不再完全附和劉、鄧不撤工作組的主張，而是著重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辦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討論工作組問題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持認為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黨對運動的領導總得通過某種形式，對工作組不能採取消極撤換的辦法。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列舉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責工作組“鎮壓群眾”，“阻礙運動”。雙方相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周恩來連夜寫信給劉、鄧，出面充當和事佬，試圖化解雙方的歧見。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
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
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告，並致敬禮！
周恩來
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這封信充分表現出了周恩來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寧人的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組的“必要性”，為眾多參加工作組的幹部進行了開脫，又強調各單位發生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說的情況亦有可能，並表示要到現場作調查研究。這在表面上是響應毛澤東回京後，對爭論的雙方所提出的號召，實際上則為他後來的轉向預留了伏筆。果然，當毛隨後正式表態，對工作組大張撻伐時，周馬上緊跟，率先表態擁護，主動對派工作組的問題作自我批評。
這裡，有一個場面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政治態度上的差別以及毛澤東所作出的反應。七月二十九日，根據毛的意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中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的萬人大會，正式宣佈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會上講了話。鄧直截了當，在講話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則在講話中明確承認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當時我們確實是迫不及待，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
周恩來雖然也談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一點，但更多強調的是文革“這是個新事物，新的運動。我們很不熟悉，特別是年老的，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經驗。老革命更應該是這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 並傳達了毛提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
已經被毛澤東佈下的“火牛陣”弄得焦頭爛額的劉少奇則在講話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無奈的苦衷，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與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作什麼自我批評，相反還有意提出“要保護少數”的問題，稱﹕“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裡”。不僅如此，劉還含蓄地對毛澤東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駁，說﹕“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而是在幕後旁聽。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表態大為惱怒，已經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決心當眾給他一個難堪。於是，這次會議的末尾出現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當時在場，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毛並未出席，他不願意讓學生認為他和劉、鄧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領導和學生們都不知道毛去了大會堂。就在大會開始前，他隱身坐在幕後，我也隨侍一旁。毛不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的自我批評。
劉的自我批評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承擔困難時期的責任的那個自我批評，十分類似。劉並沒有承認犯了錯誤，更沒有說是嚴重錯誤，只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對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
毛聽了嗤之以鼻地說﹕“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聽了以後，心中一沉。現在完全明白了，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倆是黨裡的“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這時周恩來在台上宣讀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廳，但突然停住，說﹕“要支持革命群眾嘛。”
待到周一講完，幾個隨從人員把幕拉開，像變魔術一樣，毛現身從幕後走到台前。全場學生歡騰不已。毛舉手向台下的學生們打招呼。
學生們著魔似的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蠟。歡聲雷動中，毛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回一一八廳。周恩來像忠犬般地尾隨毛後。毛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看劉或鄧一眼。劉、鄧呆立台上。毛的這一行動，最明確不過地在群眾眼前，表現他與劉、鄧的分歧。
應該指出，李志綏的記述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比如劉少奇本人並沒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而是鄧小平、周恩來說的，而且其中的個別用語也帶有個人好惡的色彩。但他對這一場面的記述卻是真實生動的，特別是末尾一段更是這一歷史插曲中的傳神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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