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读《聂荣臻回忆录》（下）

　　9、徐聂

　　“文革”后期，各种媒体在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徐向前、聂荣臻”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两人都属于靠边站的副委员长。

　　聂、徐在历史上就是经常排在一起的。1948年下半年，华北军区重新组编。聂是司令员，徐向前是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和政委。49年10月后，徐为总参谋长，聂为副总参谋长。

　　朱（德）毛（毛泽东）、张（国焘）徐（向前）、贺（龙）任（弼时）是红军时代三大主力的代表。1932年，当聂任一方面军一军团政委时，徐已于前一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到延安后，却因张国焘的阴影而一直受到抑制。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时，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为一二五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是副师长。聂则为一一五师政委，地位比徐高；1937年五台分兵后，聂更获得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的机会。当徐在八路军一纵队司令、晋绥联防副司令、抗大代校长任上奔波劳碌时，聂已把晋察冀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了，他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徐向前。1946年内战爆发后，重要将领纷纷走上前线，徐却还得在延安养病，1947年与徐特立、王明等人撤出延安后，他要求重返太行。1947年6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即原一二五师）副司令，此时刘邓、陈谢大军先后南进，徐的任务是在后方保障后勤。但他没有满足于当后勤部长，很快就把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约五万人升级。这支新部队以打下运城、临汾的战绩而在1948年6月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打下晋中后改编为第十八兵团。1949年月4月，打下太原后，这个兵团即被彭德怀带到西北战场，徐先在太原、后在青岛养病。1948年的聂正徐副有其合理性。

　　毛泽东时代，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主要由一方面军的人担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总参谋长徐向前、粟裕、黄克诚、罗瑞卿、黄永胜等人中只有徐不是江西出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荣桓曾提议由贺龙为国防部长，毛未予首肯。但恰恰是毛一直没有信用的徐向前，既做过国防部长也任过总参谋长，这主要是对前四方面军总指挥历史地位的象征性尊重。1949年10后，聂、徐的地位对调了一下，徐正聂副。不过此时徐还在养病，总参工作实际上一开始就由聂代管，1950年初，聂被正式指定为代总长。1951年5月，身体恢复后，徐的使命也只是率领中央政府兵工代表团访苏，10月下旬回国后又因病休养。“身体稍好后，主持了一段总参谋部的工作。1954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军委分工我负责空军和国土防空工作。”（徐向前，1987：805）1963年分管民兵。这就是说，当徐可以正常工作时，就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继徐向前任总参谋长的，是原一方面军的粟裕。

　　离开总参谋部后，原副总长聂荣臻在军队的位置始终比原总长徐向前重要。彭德怀出局后，连朱德都只能任军委常委，聂却是名列林彪、贺龙之后的第三副主席。毛对聂有过良好评价，但也有不满。聂在总参工作期间，考虑毛太忙，就要求战部长张震不要把作战部文电事无巨细全报上去。1952年7月2日，毛召集军委会议，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满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委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他两次要聂解释，聂只是一言不发，毛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张震，2003：507—508）“文革”期间，聂徐位置调换了一下。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增加的人员中有徐而无聂。（刘树发，1995：1184）1973年初，毛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军委工作会议上，鉴于井冈山下来的只剩下二十多人和邓小平复出的现状，曾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陈士榘，1993：323）事实上，“文革”时期，四方面军将领颇为风光，“九大”后进入政治局的军人中，新面孔除了林彪的黄、吴、叶、李、邱外，就是原四方面军的陈锡联、李先念、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邓小平时代，四方面军的洪学智、秦基伟、刘华清等都是军委重要领导。

　　1978年，徐向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加上他的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确与此前几任国防部长一样。彭、林、叶三位元帅任国防部长时，都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总参谋长则都是大将，国防部长显然是总参谋长的领导。林彪事件后，叶剑英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他们都是中央副主席，两个位置已接近平衡。徐任国防部长时，总参谋长邓小平实际上是最高统帅。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徐任何职，他都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他的回忆录也没提当国防部长一事。

　　10、科技与政治

　　1956年10月，经过三年多休养的聂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有三个位置：一是主管科技，二是北京市市长，三是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根据聂的意愿，中央任命他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

　　“文革”中，北京市市长彭真首先落难，主管国防工业的贺龙也很快被打倒。他们的命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与他们的位置不能没有关系。北京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国防工业与部队装备是军事部门，前者受毛泽东的注意，后者为林彪所留心，如果不能很好地配合毛、林，处在这两个位置上的领导人就不会有好下场。

　　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科技工作虽与权力中心有一定距离，却与政治难分难解。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科技文化及知识分子的伤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聂主持国孩子科学却发展迅速，成就极大。“两弹一星”就是在聂主持期间搞出来的，原因之一，国防科技一直得到政治权威强有力的支持。当时的口号是“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能够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只有掌握全部科技资源和科技人才的政治力量才能做到。1956年成立导弹研究院，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各部的领导都表示：要谁就给谁，“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聂荣臻，1983：799）60年代初，物资供应发生困难，“中央批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各单位下达某项任务，以确保完成。”（聂荣臻，1983：822）政治可以保证科技发展，当然也有就可以决定科技成果的命运：
　　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的阴谋需要，竟故意推迟一些已经成功的项目，如人造地球卫星，早于1968年春天，我们在完成了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制造借口，硬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聂荣臻，1983：841）
　　林彪、“四人帮”当然是以中央的名义作出这个决定的。没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人造卫星不可能研制成功，所以中央决定它在什么时候发射也就顺理成章了。

　　11、血统论

　　1967年2月怀仁堂碰头会上，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提出激烈批评。此事初以“二月逆流”、后以老一辈革命家反对“文革”而著名。谭震林首先说：“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又是什么？”（徐向前，1987：833）聂说：

　　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聂荣臻，1983：855）
　　2月16日，李先念也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聂荣臻，1983：855—856）

　　十七、八的娃娃不是反革命，但他们确实是可以参与政治斗争的。十多岁就参加革命的人多得很，红七军团团长寻淮洲牺牲时才22岁。“血统论”原是“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提出的，因为他们的老子是英雄，所以他们也是好汉。《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原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于是，“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双，2000）他们与父辈派出的工作组密切配合，想按照自己的构想来推动“文革”，具体地说就是重复1957年反右的过程，以期打倒一批走资派和黑五类后使自己成为以“无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但革命在深入，1966不是1957。在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是“白色恐怖”，中央文革小组掌管了“文革”领导权，运动的矛头指向各级当权者直至刘少奇后，第一批红卫兵即干部子弟发现，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都大难临头。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这些在父辈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的情绪。他们时常聚在一起，从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中汲取力量，为父辈在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应运而生。“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966年10月，这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一个叫“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试图在父辈倾覆之际为反抗中央文革、捍卫爹娘。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他们把父兄的旧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则满嘴“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的粗话，一方面制造“红色恐怖”，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另一方面对直接对抗整肃其父辈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在中央文革抓捕了部分成员之后，“联动”更加嚣张，于1967年1月11日六次冲击公安部。（刘双：2000）
　　1967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专政机关大肆抓捕“联动”。
　　“黑五类”的子弟受迫害是“血统论”，抓捕无法无天的“走资享派”弟也是“血统论”：子弟们的命运取决父兄。“血统论”理所当然受到从领导人谭震林等到青年工人遇罗克的批判，但“血统论”在中国就是有生命力，像“文革”这样要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大革命”也不能铲除。既然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他们的子弟也就要放出来。由毛泽东亲自下令，1967年4月下旬，近百名“联动”分子被放出来，被送到人民大会堂。江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受委屈了”；周恩来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抓“联动”“是不教而诛”。此后不久，“十七级”干部戚本禹被抓，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平民造反派蒯大富等人下放劳动；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枪毙。

　　12、山头

　　毛泽东在“七大”上说要“承认山头”。不承认是不行的，大别山不同于井冈山，而在井冈山，又有朱毛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的红五军；甚至红四军内部，又有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28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31团）。
　　将军们在革命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部队。“朱毛”一体，成为革命军队的统帅。但朱毛原来都没有自己的部队。秋收起义的主要部队是原武汉政府的警卫团，文家市会师后，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出走，团长陈浩等人被处决，毛因此成为部队的实际领导。朱德的部队到井冈山后，朱毛时有意见分歧。在争取红四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毛得到朱的部下林彪的有力支持。
　　不过朱德始终是党在军事方面最高领导人之一，除其宽厚性格和革命立场之外，最主要的历史原因，是他把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整顿起来带到井冈山、成为与毛会师的第一支军队。南昌起义前，他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3军官教导团团长。起义的部队共为三个军：贺龙的20军、叶挺的11军和朱德的9军。贺、叶都有自己的军队，而朱德任副军长的9军只有一个番号。没有自己的部队就没有发言权，李一氓发现，刘伯承虽是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长，但他说“他也指挥不了什么人”。（李一氓，2002：89）朱德后来有了自己的部队，与聂荣臻有关。聂在起义前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25师拉出来参加起义。25师三个团中最重要的是73团，即北代时的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8月2日，聂和周士第率领73团、75团及74团一部到达南昌，编为叶挺的11军的25师，周士第任师长，这是南昌起义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9月24日，起义部队退向潮汕，决定朱德指挥25师留守三河坝。当贺、叶部队在汤坑失败后，朱德与主力失去联系后，率25师南撤到福建武平地区，与敌钱大钧部遭遇，损失很大，退到信丰，此时部队还有一千五百多人，周士第等一些师、团领导先后离队，队伍波动严重，但朱德坚定不移，表示：“如你们不愿意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枪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聂荣臻，1983：76）这就是李一氓说的：“朱德的番号叫第9军，任军长，实际上他并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空的军的番号。在部队进入广东韩江地区，留下11军周士第师住大埔的三河坝，向梅县方向警戒，归有军长衔的朱德指挥。所以这个师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经过许多的周折和战斗，一直由朱德带着。”（李一氓，2002：87）南昌起义的希望寄托在朱德的身上。朱毛会师时，朱部比毛部强。井冈山如果不是先有朱德、后由彭德怀率部参与，能否坚持扩大不是没有疑问的。当时井冈山的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萧克，1997：101—102）这一历史地位，是其他军事领导人不具有的，十大元帅，只有朱能排第一。
　　聂原来也没有自己的军队。1931年12月，他从上海的中央军委机关到江西根据地，次年3月任一军团政委，从此进入军队系统。抗战后，包括一军团在内的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聂为副师长兼政委，但直到五台分兵后，聂才独立指挥部队。1949年以后，华北军区演变为北京军区，聂也转移到科技工作方面，与老部下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也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聂荣臻，1983：853）
　　山头峥嵘，风必摧之。朱德长期不参与军队的具体领导，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山头”，所以毛对他比较放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还特意说：“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李锐：1999：238）但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毛泽东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等人，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进而提出要挖杨成武背后的“黑后台”，由此掀起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聂荣臻呼之欲出，处境艰难。同样，1967年“七二○事件”后，林彪以批陈再道搞“兵变”入手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上级徐海东—徐向前，意欲横扫四方面军的“山头”。

　　到“文革”时期，众多山头已被平得差不多了：
　　红军时代的“山头”：一方面军内部的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已于1959年铲平。二方面军规模最小，抗战后不久即被分解，但因贺龙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而一直保持到“文革”；四方面军虽说在1937年就被严格限制，但许多高级将领还是活跃在军队中。所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山头”是主要要平的对象。
　　抗战时期的“山头”：新四军的陈毅已经转业到外交岗位，一二五师的刘、邓已不直接参与军委领导，所以要铲平的是贺龙的一二○师（即红二方面军）和晋察冀的聂荣臻。
　　解放军时代的“山头”：彭德怀的在西北和志愿军的“山头”1959年后已被铲平，陈毅、刘邓等人的工作也已分别与华东、晋冀鲁豫山头分离，剩下的还是聂荣臻的“华北”山头。
　　总之，“文革”要平的主要是贺龙“山头”、聂荣臻“山头”和虽无领袖但高级将领甚多的四方面军“山头”，以此来保持一军团、一方面军和四野“独尊”地位。但林彪没有考虑到，当他以“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为口号铲除异已“山头”、全面突显自己的山头时，也就酝酿着自己要被彻底铲平的后果。当林彪通过陈再道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将领时，毛泽东就已经出面保了陈再道。
　　“山头”有弊也有利。49年后，一批又一批高级领导被打倒，他们的处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与他们的历史渊源。1969年10月，聂被疏散到河北邯郸，“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与聂的良好处境不同的是，朱德到广东从化，“实际上等于软禁”，（聂荣臻，1983：863）原因很多，广州没有他的亲信部下也许是原因之一。此时的广州军区，属于林彪的势力范围。本来林彪的老部队除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47军和55军外，还有沈阳军区中的39军、40军、46军，北京军区中的38军，武汉军区的43军和54军以及成都军区的50军，但大军区司令员中只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和丁盛是四野出身（文革中多了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但两个军区的基本部队不是四野系统的）。所以“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曾想到广州“另立中央”。

　　13、林彪

　　1932年3月聂到一军团任政委，林彪由四军军长提升为军团长。“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后，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在此后四年的合作中，聂对林有清楚的认识，他的评论是有权威性的。
　　初步印象：“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1983：147）
　　第一次争吵：32年4月，打下漳州后，林纵容一些部队违反政策，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拷打。聂反对这种做法，林彪反问：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支持博古、李德。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前，大约是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大会上大讲了一通阵地战。干部们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聂荣臻，1983：202）
　　长征路上不负责任。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和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但林不执行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的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聂荣臻，1983：218）
　　反对毛泽东指挥。35年5月上旬，林彪在会理先是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被彭德怀回绝后，又写信给中央，要求朱毛下台彭德怀上台，还要求聂在信上签名。毛后来对他的批评是：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支持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聂和林有一次在张国焘的代表陈昌浩处吃晚饭，陈让林彪先走，要聂留下来谈一谈。“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当聂提醒他注意路线问题时，“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1983：283—284）
　　对形势悲观。35年12月中旬，林彪写信要求到陕南打游击。“这封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认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但他仍不死心。”（聂荣臻，1983：301）聂劝说后，他根本听不进去，以后态度一直比较消沉。
　　拒绝毛泽东指令。36年春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东征，因十五军团伤亡大，毛要求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1983：315）
　　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48年，林彪不听毛泽东的指令，“把东北的主力放在沈阳、长春之间拖来拖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时间。”（聂荣臻，1983：685）
　　对北京的和平解放态度消极。林彪认为和平解放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靠要打来解决问题。（聂荣臻，1983：701—702）
　　总的说，聂对林印象不好：“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鹰鸷。”（聂荣臻，1983：300）
　　从这几件事看来，林彪对毛并不是亦步亦趋，不但与60年代后大搞个人迷信有区别，甚至还有反毛言论与行为。毛的识人术无用怀疑，聂知道的事，毛肯定知道，但他对林仍然信用有加，既说明林作为一名领导人有权向毛提意见，而毛也并不是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至少在战争年代。问题是，博古、张国焘、彭德怀等人因其与毛的不同意见而为是毛耿耿于怀的，为什么林彪与他们的关系没有妨碍毛对他的信任？难道毛真的视林为“娃娃”？聂没有交代这一点。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聂这样对林彪的历史比较清楚的老同志在1971年之前没有反对林彪？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由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聂荣臻，1983：846—847）

　　“中央”就是毛泽东。据张耀祠回忆，1968年10月17日讨论党章，江青、康生、张春桥提议把接班人写上，起草人向毛报告“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子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后说：“既然大多数同志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张耀祠就此评论：“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会和同意了。”（张耀祠，1996：115）张说有误，“只有那么几个人”无论如何是决定不了谁当接班人的，他们的“闹腾”不过是把毛泽东已经做出的决定公开出来而已。“文革”爆发以后，林彪接班人的位置事实上已经明朗。
　　聂荣臻的两个理由其实是一个：林受到毛的信，所以大家无法反对他。杨尚昆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动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了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杨尚昆，2001：44）同样，如果有一天毛不再信任林彪了，大家也就可以批评他了。
　　虽然如此，老同志中至少有人敢对林彪“说三道四”的，这就是陈毅。这位林彪当年的上级，不但1966年10月8日在小范围内认定林彪一定会当叛徒，1967年2月12日，他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向归国留学生代表公开表示自己与毛泽东信用的人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刘树发，1995：1187）背着1929年的老帐，陈毅是老同志中对“文革”认识最清醒也最敢讲话的一个，他的远见卓识已由历史证实。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尽管陈毅对毛泽东、对“文革”有过尖锐批评，毛也为此大为震怒，但毕竟没有把他彻底打倒，并且还给予亲临其追悼会的殊荣。


　　聂荣臻简历

　　1899年10月生于四川省江津。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
　　1927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
　　1937年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5年“七大”当选项为中央委员。
　　1947年后，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1949年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在“九大”、1973年“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副委员长。
　　1977年在“十一大”、1982年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2年逝世。

　　参考文献

　　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刘 英：1992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杨奎松：2001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莫雄：1991 《莫雄自述》，载《莫雄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李一氓：2001 《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辅一：1995 《项英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李锐：1999 《庐山会议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
　　朱仲丽：1995 《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范硕：1990 《叶剑英在1976》，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罗贵波：1997 《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央档案出版社。
　　罗明：1990 《罗明回忆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丕显：1982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宋金寿：1993 《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
　　徐向前：1987 《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出版社。
　　张震：2003 《张震回忆录》上册，北京：解放出版社。
　　陈士榘：1993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刘双：2000 《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载太原：《黄河》第1期。
　　萧克：1997 《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张耀祠：1996 《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出版社。
　　杨尚昆：2001 《追忆领袖战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秀山 2004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载北京：《百年潮》第12期。
　　卢权、禤倩红：1994 《叶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编：1997 《博古文选?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刘树发主编：1995 《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禤
　　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 《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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