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读《聂荣臻回忆录》（上）

　　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领袖级革命家。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其中有关林彪问题及1969年“第一个号令”的详细介绍，是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对林彪及“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论，因此引人注目。战士出版社后来改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可以说，《聂荣臻回忆录》是一个范本。

　　1、留欧

　　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流起源于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辉、吴玉章等组织的“留法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口锐减少，劳动力奇缺。除了战时“参战华工”仍在法国做苦力外，“留法俭学会”动员了不少有为青年人赴法半工半读。以期引进西方文明，救国救民。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革命中国的栋梁之材。

　　1920年1月，聂荣臻到法国先学法语后打工，并接触革命理论。差不多同时的还有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熊雄、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陈毅、李卓然、刘伯坚、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在法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科学文化，而是在谋生的同时进行社会政治活动。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1951年9月，周恩来对京津地区高校教师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说：“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

　　从履历来看，早期革命的领导人有三种，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没有出过国门的革命家，二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欧学生，三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代留苏学生。1927年之前，留欧学生在上海、广东的党内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王明等人正在苏联学习。30年代初王明等人回国后，与留欧学生分享了领导权并占了上风，进入江西苏区后，他们不同程度地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当遵义会议毛泽东逐步取得最高领导权后，苏联的经历变得可疑起来。延安整风的对象，一是莫斯科回来的“教条宗派”的王（明）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详），二是留欧的以周恩来为代表团的“经验宗派”，而前者又是更主要的清理对象。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1992：127）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杨奎松，2001：159）如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留欧的才是正统，但因为他们较少苏联的教条可搬，所以在党内斗争中的日子反而相对好过。

　　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但其组织模式、夺权方式却是从摹仿苏联开始的。中国人可以从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但要真正成为以夺权为目的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向“老大哥”学习，所以留欧的学生回国前又必须到苏联受洗。比如聂就在1924年9月赴苏，先后在东方大学、红军学校学习与中国革命直接有关的课程。苏联的经历是中国革命者正统身份的出身证，留欧的反倒是边缘，当“土著”与正统发生冲突时，留欧的革命者相对不处于矛盾中心。正像葛兰西说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列宁必须在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之外另搞一套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只能由毛泽东等人在黑暗中自己摸索而不能依靠苏联正统，留苏生当然要受到清理。

　　2、德国顾问

　　早期中国革命与苏联息息相关。1932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籍顾问李德负有责任。此时帮助蒋介石制定“围剿”计划的，也是其德国顾问佛采尔和泽克特等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次反“围剿”部分地是两个德国人在较量。

　　除李德之外，还有一个德国人应当注意。这就是1927年广州起义时共产国际的代表诺伊曼。“他不懂军事，没有实践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聂荣臻，1983：81）在讨论起义方式时，他主张像当年列宁格勒那样，由罢工而示威游行而城市暴动，最后成立苏维埃。起义成功后的10月11日晚，叶挺已经料到敌人会在第二天大规模反扑，提出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聂荣臻，1983：88）固守广州的结果，是12日黄昏，起义部队在付出很大代价后不得不撤离广州。

　　“从根本上说，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聂荣臻，1983：96）但如果不是诺伊曼，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肯定会多一些。与李德之流以能祸害中国革命是因为博古等人的信任一样，诺伊曼的荒唐也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人的支持，他们不懂军事，“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聂荣臻，1983：82）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它的军事艺术却为全世界景仰。北洋军阀中，段祺瑞是留德的；国民党人中，孙中山、蒋介石对德国军事文化均很羡慕；因为德国有一个为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克劳塞维茨，共产党人对德国军事也相当尊重。但为什么，学习德国的段祺瑞可以在北洋系统中脱颖而出，借助德国顾问的蒋介石可以把共产党挤出江西，倚重德国顾问的共产党却一败再败？

　　诺伊曼的出身不太清楚，李德的情况介绍较多。此人出生于慕尼黑的贫穷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后送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参加苏联红军，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其军事思想更多属于苏俄传统。蒋介石先后有四位德国顾问，与“剿共”直接相关的有两位，一是1930年5月来华的佛采尔，此人曾任陆军总司令部的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二是有“德国的拿破仑”和“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泽克特。他们在德国战败后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国防军的重建，为后来希特勒横扫欧洲提供了军事基础。当李德刚刚抱上枪走上战场时，泽克特、佛教采尔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军事家。如果让德国政府派谴顾问，李德之流是轮不上的。但李德有幸成为苏联俘虏，并参加了共产党，这就获得了成为中国红军“太上皇”的政治资本。

　　泽克特于1933年11月来华，至1934年9月因病辞职回国，第五次围剿的计划主要是由他制定的。当时参加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对围剿计划的印象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莫雄，1991：98）李德怎么是泽克特的对手？

　　3、叶挺

　　叶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人，可惜时不我予，最需要军人的现代中国，却没有给他提供的充分的机会：

　　“独立团”的斩关夺隘的赫战功代表着北伐时代革命军的辉煌。但因为叶挺是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当很多军官因为北伐成功连升几级时，他只当到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南下潮汕后，叶挺曾有过把队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没有机会实现。（聂荣臻，1983：71—72）

　　广州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几个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1983：84）“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能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聂荣臻，1983：94）

　　但叶挺仍须对起义失败负责。1928年1月，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还决定处分大批同志，客观上包含了对叶挺的否定：“此次暴动最高的指挥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出缺乏指挥能力。”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卢权、禤倩红，1994：290）

　　几个月后，叶挺到达莫斯科。王明在《广州暴动纪实》中又一次批判叶挺：“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1905’，并且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又加上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卢权、禤倩红，1994：295）在王明的误导下，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这就是聂荣臻所描述的：

　　“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莫斯科，本来是想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回国参加革命。（聂荣臻，1983：94）

　　叶挺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双方协商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据吴葆朴等人编的《博古年谱》说：1937年9月28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其中之一是以叶挺为军长。（吴葆朴等，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叶挺当了3年的新四军军长，这是发挥才能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但其军长生涯并不愉快。

　　首先要不到合适的部下：“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李一氓，2001：246）以一个非党人士领导党的军队，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叶挺总是感到困难和苦闷。

　　其次，叶挺与政委项英的关系也一直不顺。本来，叶挺在大革命时代对党代表制就很熟悉，南昌起义时，叶为11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两人相处得很好。项英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叶相当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于党和非党的问题。项英曾向周恩来说到：“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中央文件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难以解释清楚。”（王辅一，1995：407）李一氓认为：问题在于，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党代表都是党员，有矛盾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在新四军，“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自处于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自然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影影绰绰地，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地，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李一氓，2001：296）总的说，一代名将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未能尽展怀抱，以至于曾数次出走并提出辞呈。

　　“皖南事变”中的1941年1月11日，叶挺致电中央：“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应亦一因。”（卢权、禤倩红，1994：478）此电发出三天后，继项英而负政委之责的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但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卢权、禤倩红，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叶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出狱后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聂为之赋诗：“五十岁崎岖世路，……普天涕泪失英雄”。

　　4、婚礼何以在刑场

　　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感天动地，成为革命者永恒的自豪。其实，他们的婚礼原是有可能不在刑场举行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广东省委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积极派人到各地继续开展工作：

　　本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的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这是完全应该的。但那时广州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复。但李立三同志决定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并规定任务是发动党员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以表示我们党在广州还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1925年起长期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又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和广州市苏维埃人民劳动委员，在广州可以说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无异于往虎口送肉。（聂荣臻，1983：98—99）

　　果然，周文雍到广州没几天就被捕，不得不在刑事场上举行婚礼。

　　类似的事还有。聂荣臻到香港后，李立三要他去追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转移。“我对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这一路敌人戒备一定很严，危险太大。而且我说明，原来就已经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撤退，没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坚持要黄锦辉去。结果锦辉同志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聂荣臻，1983：92）李立三调走后，广州省委仍然按类似的方式派谴张善铭、赵自选等人到东江，李硕勋到海南等，都很快就被捕牺牲。

　　参加了革命就应当有牺牲的心理准备，革命者没有理由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任何危险的工作。但第一，在领导人这一方面，却必须珍惜不多的革命精英，合理地使用他们，不能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他们作没有意义的牺牲，这不但是对同志的负责，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第二，“‘钦差大臣’满天飞，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许多同志，而且他们刚到一地，不了解情况，一般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主张，但又要指手划脚，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聂荣臻，1983：100）革命者的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等等，是党千方百计动员起来的伟大力量，是保证革命胜利的主要资源，但如何使用革命者赤胆中心和冲天干劲，一些领导却没有郑重以待。李立三如此，毛泽东也有此误。从大跃进到“文革”，举国上下对毛泽东寄予了最真诚、最狂热的崇拜，国家的发展却总是艰难曲折，甚至面临深渊。

　　庐山会议时，张闻天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发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李锐，1999：67）如果提不同意见要以杀头为代价，恐怕没几个人敢提不同意见。这不只是民主作风问题，也是判断革命者道德境界的一个标尺：领导人不能视革命者的生命为儿戏，他没有权利要求革命者做没有价值的牺牲。

　　5、聊天

　　1930年初，聂荣臻到顺直省委工作，当时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被捕后，公安局把他当成小偷，既没有搜身也没有审问，第二天早上揍了他一顿，叫他滚。此时他的传单还在身上。聂等人就和胡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抗战期间，聂在晋察冀和彭真说起此事，彭真告诉他陈伯达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被抓进去了，后来福建军阀张贞花钱把他保了出来，因为他与张是同乡，又在张那里做事。他出来后，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就又糊里糊涂回到了监狱。“文革”中，“有一次在西山剑英同志寓所聊天，我向他聊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作笑话说说，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我和剑英同志，没有第三个人。我们这次谈话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所说的话，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聂荣臻，1983：116）

　　于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责问为什么要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打电话调查这件事。直到陈伯达垮台后，“他才交代说，他之所如此过敏，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聂荣臻，1983：117）

　　国民党抓到共产党的大官连审都没有审就放了，革命者之间的聊天都有人收集起来反映上去。聂 、叶都是高级领导人，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打倒，更没有被剥夺权利，但他们的往来、谈话、行动都有人注意。1969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二月逆流”说：“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有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他们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那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聂荣臻，1983：859）谁跟随谁来往了几次这些“细微末节”可以不追究，但必须知道。

　　于是，党内气氛高度紧张、领导人行动不自由就无法避免。他们的交往、他们的闲谈，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证据。1972年，陈云去看王稼祥，告诉王：“我是甩开了跟在我车后的监视车绕道来的。”（朱仲丽，1995：249）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到小翔风看叶剑英，要借“上街看看”为由；李先念去看叶剑英，也要借观看香山植物园为名。“1976年以来，从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重新挨整，叶剑英迫于逆境，从小翔风到西山，已经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干扰以防被窃听。”（范硕，1990：218—219）这种善显然是必须改变的。

　　6、痛快

　　1931年年底，聂荣臻到达江西苏区，第一次见毛泽东时谈到自己初来乍到的感受：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的屠刀下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听后 ,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聂荣臻，1983：135）

　　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做了“山大王”，对红四军，他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指挥全军；对地方，以湘赣边特委书记的身份统管一切。“古田会议”确立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虽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确有“痛快”之处。江西根据地雏形初露后，毛随即于1930年2月召开著名的“二七会议”，组成以他为书记的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统一领导各军及赣西南、闽西、湘赣各特委，总揽根据地的一切权力。当这一权力受到原赣南特委及赣西南红军的质疑时，毛毫不留情地以“打ＡＢ团”为名整肃异已，确保自己一号领导的地位。

　　能否“痛快”，关键是能否拥有支配权。1931开始，先是项英、任弼时以中央局书记或代表的身份，后是周恩来、博古等人以中央领导的身份进入苏区，毛不得不退居其次，这是他感到不“痛快”的三年。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才由军而党，逐步掌握了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当时负责警备会场的罗贵波记得：遵义“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第一个步出会场，他容光焕发。”（罗贵波，1997：72）1942年3月20日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前夕，毛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即有“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的良好感觉。（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26）

　　革命队伍是分布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的统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为一一五师师长，聂为政委、副师长，1937年10月，一一五师在五台山分兵，聂率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此后他长期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成为一个战略区的一把手，有极大的活动空间。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加强。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聂荣臻，1983：670）但也有另一面。1948年5月，敌机轰炸城南庄，毛泽东因转移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查明是潜入内部的特务给敌人送了情报。1969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年也在城南庄的江青在会上发了一个简报，称：“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聂荣臻，1983：677）江青意在诬陷聂荣臻，以至于陈毅都为聂“捏了一把冷汗”。毛没有发话追究此事，但如果毛不在城南庄，聂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风险了。

　　“痛快”不只需要至上地位，也需要一定的实力基础。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分散在各山头的南方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但有的游击队不接受整编。“原活动在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的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拒绝下山，而且还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江关英加以杀害。原活动在赣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并且杀害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这两支拒绝下山的游击队，后来均被国民党消灭。”（王辅一，1995：304）杨、刘曾经是红军指挥员，对军队的组织约束和政治控制自然有体会，三年的游击生活使他们领略了“山大王”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不愿下山找不“痛快”。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杀害上级党的代表，他们即使不下山也还可以与党结成统一战线，多一份支持。杨文翰、刘维泗没有考虑其行为的后果：一旦没有共产党的旗帜，他们队伍就是土匪，国民党当然可以也应当消灭。没有充分的力量，“痛快”只能是一时的。仅就反对现行制度而言，革命党与“山大王”们没有根本不同，从井冈山开始，革命部队收留改造了不少“山大王”。但革命军队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力量，这就使得它的一切武装行为具有政治意义。惟其如此，只凭几杆枪就想在革命军队中找“痛快”是不可能的。

　　7、金子

　　革命要花钱。红军不是政府军，没有国防预算和财政拨款，打土豪的是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红军作战的目的有三：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筹粮，政治与经济并举。但根据地大多地瘠民穷，有限的土豪早已打尽，数万大军要想生存下来就要向外发展。1932年，一军团与五军团联合发动了水口战役，歼灭陈济棠部下10个团，算是一个大胜仗，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认为，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红军天天打仗，钱时时要用，缴来的黄金就由一些人背着。这是红军的活命钱，只有那些得到组织信任的人才有资格背黄金。在内部清洗严酷的时期，背黄金是一种护身符。

　　1929年红四军围绕前委领导作用等问题发生争论，朱德、陈毅等人以民主的方式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下去了。尽管后来陈毅主动帮助毛泽东恢复最高权力并亲自请毛出山，但陈毅的政治命运还是受到影响：离开主力红军任江西省军区总指挥，打“AB团”时，陈毅的命运岌岌可危：

　　陈毅同志跟我说，他也被李韶九怀疑上了，担心李韶九要对他下手。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同志保管，这一下，陈毅同志心里有底了。他想，毛泽东同志这样信任我，我就不怕你李韶九了！（聂荣臻，1983：563—564）

　　历次肃反主要不是经济原因，但确有人通过杀人聚财。1930年闽西根据地在邓发主持下肃“社会民主党”，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被肃，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35人被杀过半，具体执行的是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后来罗明等人调查发现，“林一株强奸女干部40多个，所有金表等好的东西都在他手上，品质十分恶劣”。（罗明，1990：100）

　　黄金不只是护身符，也可能是夺命符。陈丕显回忆：“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点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还是展开民主讨论吧。一天，他们把队伍集中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稍微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陈丕显，1982：44—45）

　　但项英最后之死，还是与黄金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等人逃出敌人重围后藏身在皖南赤坑山一个山洞里。3月14日凌晨，与项英等人住在一起的原军部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等人，拿走了他们携带的黄金和钞票。

　　8、放过坏人？

　　延安整风审干由康生具体负责。“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聂荣臻，1983：562）如此严格的审查，理应把有任何一点疑问的人都清查出来了吧！然而不是。

　　聂在晋察冀根据地时，在收编、改造杂色武装方面成绩很大。那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一个叫朱占魁，曾被任命为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被日军俘虏一年后又到军区来找聂，说他如何与敌人斗争、后来又如何在押运的过程中跳火车逃出来的。聂对他的说法有怀疑：

　　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晋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1943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聂荣臻，1983：431）

　　日本投降后，朱回到晋察冀当了军分区副司令。“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聂荣臻，1983：431）

　　整风包括“审干”和“抢救”运动，其罗网之细密绝非通常审查可比。任何一个人在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方面稍微有一点点说不清楚或与领导上的判断有别的地方，就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徒”或“特务”。康生的敏感和技巧更是令人胆战心惊。1943年8月，康生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介绍如何揪出以王实味为代表团“五人反党集团”的过程，即是其斗争艺术的一个典型。

　　“五人反党集团”除王实味外，还包括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和中央妇委的王里夫妇。他们是同学或朋友，在延安时有过往来。王实味发表文章批评延安的不良风气，成全也向毛泽东写过要求“整顿人风”的信，康生就此认定他们是一个集团。但如何“证实”呢？五人分属三个单位，且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后，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同，“群众思想觉悟没有起来，这个地方不能斗。”康生遂把潘芳提为学习委员会的秘书、办公室外主任。使王实味等人觉得“潘芳还升官，我们这些大概没有问题”。王实味等人暂时安心了，康生却打了一个迂回。他对枣园的群众有把握，就把突破口选择在枣园的于炳然。于炳然知道形势严重，一挨斗就承认错误，“当时于炳然为了抬高自己就不能不打击别人，就不能不打击成全、王里。”康生就由枣园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政治研究室去揭发，代表团表面上由于炳然领导，实则由康生的人控制。但政治研究室的群众还是没有觉悟，于炳然的揭发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康生转而发动群众批评他们的领导，诱敌深入。会议第五天，成全、王里夫妇受命上台“骂”领导，“从上午骂到下午，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不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把人性论骂出来，有怀疑。”康生紧紧抓住这一点，开了72天的批判会。王里受不了，就揭发了潘芳、宗铮和王实味，斗争从此就由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那时就是思想斗争，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上”。“五人反党集团”终于浮出水面，康生极为自豪：“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宋金寿，1993：104）有了这样的斗争策略，什么样的坏人还能逃过？

　　“审干抢救”的对象，首先是党内的“莫斯科派”，其次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朱占魁两边都靠不上，他不可能成为“抢救”的主要对象。确立领袖权威、统一全党意志显然比抓出一、两个坏人更重要，因此，不能以朱占魁这样的漏网之鱼为“抢救”运动的错误。但既然像“审干抢救”这样严格的清理运动也有漏网之鱼，那确实说明频仍的运动自有其内在必然。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批评中组部对党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注意不够，“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都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张秀山：2004）这当然就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未完待续）

　　单世联，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