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

　　部队代号，是为密化部队番号的真实名称而规定的代称，一般以数码、单词（字）单独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在特定的保密时段过后，大多应可解密。然而，文革距今已三十多年，虽则当年的军事单位，今天已有相当大比例撤销了番号、建制，但众多的介入地方“三支两军”的部队，其代号所隐匿的真实“身份”，至今仍难以析解，成为我们在研判文革史料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譬如著名的武汉“7·20事件”中的“8201部队”和“8199部队”，就难倒了不少研究者，弄不清或弄错了这些数码所替代的部队真实番号。本文仅尝试将这两支曾经深入地介入武汉地区文革的部队之历史沿革及其在“7·20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概述。

　　一、“7·20事件”前的“8201”与“8199”

　　8201部队，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代号。

　　该师的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文革前的体制，总队受公安部队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由省公安厅党组）双重领导，执行内卫执勤任务，辖三个直属团，两个专区支队，六个专、市大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总队第一政委由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挂名兼任，总队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牛、蔡两人均1965年11月方到职，其中蔡资格尤老，1932年十七岁即参加鄂豫皖红25军，建国后长期在公安武警部队任职，历任公安19师政委，内卫2师政委，沈阳军区公安军副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广东省武装警察总队、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1955年授少将军衔，惟1962年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未前，1965年11月，由广东平调湖北。

　　1966年2月，毛泽东指令撤销公安部队番号。6月7日，军委电令，自7月1日起，全国公安部队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在此大形势下，总参、总政于8月24日批复武汉军区，同意将湖北省公安部队整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独立第5、6团。9月12日，湖北省军区公布整编命令及番号，独立师师部由省公安总队部整编，驻武昌，下辖步兵第1、2、3、4团和轮训队，其中步兵第1团由省军区独立团整编，第2、3、4团由公安总队整编，分驻汉口、武昌、襄阳、沙洋。独立第5、6团拟拨归武汉市人武部领导，驻武汉市，次年3月，这两个团也拨归独立师领导。至“7·20事件”前夕，独立师有四个团的兵力驻在武汉市内。牛怀龙，蔡炳臣在整编时分别改任师长、政委，两人在后来的“7·20事件”中均成为知名人物。

　　8199部队，是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第29师的代号。

　　第29师原属二野第10军建制。1951年，奉命编入第15军序列入朝。在朝历经三年，1954年5月返国，驻湖北安陆。1955年6月，武汉军区成立，随15军建制编入武汉军区序列，10月，进驻湖北孝感花园镇新营房。1960年6月，由步兵第29师改番号为陆军第29师，同年10月，代号由0049部队改为6941部队。1961年2月，军委决定第29师为武汉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1961年3月14日，军委电令15军军部及其所辖第44师、第45师改建为空降兵，原驻河南开封的空降兵师亦编入15军序列，第29师同时脱离15军建制，归武汉军区直接领导。1962年5月，第29师代号改为8199部队，下辖步兵第85、86、87团，炮兵第323团和坦克第45团的代号依次改为8205、8206、8207、8503、8204部队。1967年，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根据张昭剑后来为《河北革命将领传》一书提供的简历，其为河北栾城人，1923年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1955年9月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大校。而据29师后来编写的师史，张昭剑1962年调29师任副政委，1964年升任师政委。“7·20事件”中，张昭剑也是一关键人物。

　　1967年，湖北省境内仅有以上两个陆军师，这两个师，前者属地方部队系列，后者属野战军系列，在“7·20事件”中，表现各异，分别成了“支保”和“支左”的典型。


　　二、远镜头：1967年1－6月，武汉

　　1967年1月26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背书，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此后的武汉三镇，形成武汉军区与造反派、保守派群众组织三者之间博弈的局面。

　　2月8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当前局势的声明》，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武汉军区在用强力弹压区内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的同时，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责了“二·八声明”及香花派，3月17日，与公安机关联手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接着，3月21日，又发表《通告》等文件，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3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前些时候已近绝迹的保守派组织纷纷死灰复燃。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造反派伺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老谭”－－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保守派也不甘示弱，于5月16日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如陈再道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武汉军区从感情上倾向于保守派，致使军区在6月4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脱胎于公安部队，习惯于阶级斗争的省军区独立师，大部分官兵的观点与百万雄师一致，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牛鬼蛇神翻天”。据造反派后来称，本不应介入两派之争的独立师，一些人参与了“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组织领导工作，而百万雄师最主要的口号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所谓牛鬼蛇神，当然就是指造反派中人了。

　　5、6月间，武汉地区两派武斗不断，6月中旬后更趋剧烈。6月17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北京的来电有利于造反派，6月28日，武汉军区也不得不发出《通告》以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但聚集于武汉上空的阴霾并未因此而散去。

　　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2月28日，陆军第29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陆29师此前并无介入地方“支左”，与湖北地方关系不深，对于武汉两派态度亦较为中性。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知道这一应该是武汉军区制订而得到军委首肯的调动方案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推测，将29师调至军区大院侧旁，当初大概有拱卫军区指挥机关之意，惟这一调动步署客观上却打破了省军区独立师在武汉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为后来“7·20事件”的进程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中镜头：1967年7月上中旬，武汉

　　剑拔弩张的“7·20”前夕武汉局势，陈再道、王力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似已述之甚详。不过，陈、王都不免会站在各自立场说话，好在我们今天还有此时期大量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及其他渠道资料可供参考，从而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将事态的演进过程重新组合如下。

　　7月6、7、9日，周恩来等连续在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7月10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周事前是知道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电报的，因该电原拟“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将责任归之康生一人，应不妥）。

　　7月13日晚，周恩来电话告正在重庆代表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谢富治，要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谢等抵汉（以上是王力的说法。陈再道说王力与关锋“经过密谋策划，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来”，亦应与事实不符）。

　　7月14日晨2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后同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中央对武汉军区的不信任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陈在回忆录中说他心里很纳闷，周来武汉“是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不知他们为什么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应是周本人不让武汉军区事前知道）。

　　晚，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入住东湖客舍内梅岭一号，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

　　晚10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谈话，之后，又于11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

　　7月15日晨，毛找谢、王汇报西南情况，后又找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一并听取了汇报。毛在此间提出了中央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示要先从部队解决，并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18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王力称这次会议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本文从陈再道说）。周在经毛审阅同意的会议讲话中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王力回忆录及当时造反派出版物的说法，陈再道回忆说毛当时的指示称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分析，应以前者为确）。

　　7月15－17日，谢富治及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月18日，晚，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这是毛14日抵汉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毛在召见时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要武汉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当即返京。临行前，周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

　　7月19日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总部，谢、王重申了前两天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时的讲话精神。

　　下午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王力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至深夜11时多方散会。
百万雄师一派对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处的讲话极之不满，反应强烈，他们并不了解那是毛、周亲自定的调，将其归罪于谢、王（主要是王）。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四、近镜头：7月20－22日，武汉

　　有关“7·20”前后数天的情况，陈再道，王力已有回忆录可资参阅。以下陆29师及省军区独立师“7·20”当天及7月21日的行动情况，引自于陆29师当年8月4日整理的《七·二Ｏ叛乱实况》，亦可供研究者参考鉴别。

　　20日凌晨3时多，29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29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清晨6时左右，在原警卫东湖客舍的独立师一部分人的引领下，更多的百万雄师派一群群人冲进了东湖客舍，张昭剑用身体抵挡百万雄师的群众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百万雄师人多势众，王力及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红卫兵全被架上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四号楼。

　　张昭剑在东湖客舍安顿好部队，立即乘车赶赴军区大院，此时王力已受到围攻殴打，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张昭剑一直紧跟王力周围，立即组织了驻军区大院的29师侦察连、四连、六连，分布在四号楼内，堵住了大门、侧门与楼梯，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

　　下午2时多，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人，29师指战员用身体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掩护，楼下接应，搀扶着重伤的王力下楼，上车后冲向二号营门，部队乘机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四号楼。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仍留在四号楼与百万雄师的群众周旋，后也安然撤出。

　　下午3时许，王力乘车来到29师机关驻地，住进六号楼。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黄昏时，情况越来越紧张，张昭剑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附近洪山树林草丛里，王力刚离开六号楼，独立师的一些成员就冲进了六号楼，逼29师交出王力，遭到拒绝。

　　21日，凌晨2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两次冲进29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29师交出王力，并扬言要搜查，29师领导当面予以斥责，独立师、百万雄师无功而还。

　　王力在张昭剑、保卫部王科长陪同下，在遍地荆棘、野草丛生的山坡上渡过了一夜。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来到29师所属七连，说明了事情经过后，将王力安置在七连驻地。

　　下午2时多，武空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七连在29师张绪师长、解立根参谋长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冲过封锁，顺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驻地。

　　以下，为综合各种资料重新整理组合的一个时间表。

　　7月20日上午，北京，周恩来在林彪处开会。下午，周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距武汉市区60多公里、受武空严密控制的山坡机场。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132团，第45师133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下午，邱会作乘专机抵汉。下午5时多，邱见到了仍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并转达了林彪、江青的意见，请毛转移到别的地方，毛考虑再三终同意。晚8时多，毛决意去上海。

　　7月2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毛泽东乘坐武空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的秘密护送下，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打破自1957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空34师专机到上海。

　　7月22日凌晨3时多，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从武空司令部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回忆说，周与其见面时，“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

　　上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让叶明、孔庆德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功。

　　王力回忆说，周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谢、王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

　　王力后来还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7·20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以至这种激化反映到军内来的一次总爆发。弄得不好，这种激化会漫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演变为内战，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惟始料不及的是，“7·20事件”对毛本人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启机，使毛看到了事态演变下去的严重性，促成了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从“乱”走向“治”。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王力这位“7·20”的英雄，在一个月后却不可思议地成为毛为实现其急转弯的“战略步署”而抛弃的替罪羊。


　　五、“7·20事件”之后

　　7月23日凌晨3时，在周恩来草拟的、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武汉军区十五人（包括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开会，自此，陈等实际上已“靠边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29师所控制。

　　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8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领导。及后，独立师撤出武汉地区，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当时，社会上有传闻称独立师因“7。20事件”被撤销了番号，不确（独立师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大量裁减地方部队后方撤销建制的，此际距“7。20事件”已有八、九年，与“7。20事件”无关）。

　　8月15日，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同时，将陆29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建制。

　　同日，军委命令，空降兵第15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空副司令员，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原军政委王新已于8月6日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方铭任主任，张绪、张昭剑等任副主任。

　　1968年7月13日，军委电令，由武汉军区组建一个军部，番号称陆军第17军，将陆军第29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1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拨归该军建制领导，河南省军区独立第1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陆军第50、51师，陆军第29师番号不变（翌年12月，改称为陆军第49师）。9月7日，军委令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张治银为陆军第17军军长，张昭剑为军政委。张昭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师政委擢升至军政委，与其在“7·20事件”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1972年11月24日，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撤销陆军第17军建制。该军撤销后，陆军第49师重新直属武汉军区建制领导，陆军第51师改编回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1976年3月20日，军委电令，调陆军第49师归兰州军区陆军第19军建制领导，番号改称陆军第56师。同年4月，撤销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建制。

　　最后，交代一下“7·20事件”的几个主角后来的情况。陈再道、钟汉华于1972年5月同时恢复工作，陈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数年后，又重新担任大军区正职职务，陈先后任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先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于1973年3－4月间同时恢复工作。牛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巴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8年5月，蔡炳臣调升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同年8月病逝。

　　张绪，1978年1月由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调任武空司令部副参谋长，1983年离休。张昭剑，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陆军第17军政委，短命的17军撤销后，未及50岁的他却未再有新的任命。正所谓此消彼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对张昭剑在“7·20事件”中“听空军的”、“将王力藏了起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陈再道，逐步恢复了权力，而仕途上曾经得意一时的张昭剑，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2005年1月）


　　主要参考书目
　　1、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3、湖北省军区军事志编辑室：《湖北省志·军事》人民共和国部分送审稿，1993）。
　　4、湖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湖北省军区政治部，1988）。
　　5、陆军第56师军史编写组：《陆军第五十六师军史》（陆军第56师，1985）。
　　6、《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Ｏ”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　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1967年8月于武汉）。
　　7、《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7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1967年8月）。

　　余汝信，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