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筵席
宫廷政治常常是由许多秘密构成；宫廷里的权力一方面来自暴力，一方面来自阴谋；无论暴力还是阴谋，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甚至害怕任何变化，哪怕一丁点儿风吹草动。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万岁的文革其实到1971年结束了。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被写入党章的毛的接班人加亲密战友林彪非正常死亡；二是美国总统特使兼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三是中共获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和他的权力帝国无可挽回的走向终点，疯狂的口号声尚未落下，但林彪之死戳破了宫廷的谎言和新装，这个掩不住的秘密悄悄改变了中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中华民国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不负中国所望，阿尔巴尼亚卖力地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联合国的门票实在是太过昂贵了，对于过了河的中国来说，当初的一切为了搭桥。中国的梦终于圆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的却是怅然。
春
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种种变化让霍查这只鸭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林彪之死的人，而中美媾和更加令他感到不解和愤怒；
作为毛万岁手足情深的兄弟，霍查有一种被利用被隐瞒被欺骗被背叛的耻辱感。霍查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给毛写了一份万言长信，他将中美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霍查的指责其实是说，中国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同他商量；据说毛万岁的回答是，“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中美的蜜月开始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第三者”的失落与酸楚，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诅咒，骂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把出生于德国的基辛格等同于纳粹外长。尽管中国做了大量的安慰和解释工作，但霍查的不信任已经产生了，而且这种不信任越来越严重。在后来出版的日记中，霍查指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封锁消息，说中国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搞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对毛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展开全国批判。“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尽
管中国不息一切代价地援助阿尔巴尼亚，但在一种僵化愚蠢的官僚体制下，援助并不能改变经济凋敝的困境。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经济，一个思想被禁锢的国家不仅是
一个愚蠢的国家，往往也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霍查的权力王国里，政治就是一切，无数民众甚至连食品和普通生活用品都得不到满足。中国曾经留下“越穷越斗，越斗越穷”的历史记录，其实这也是中国化的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权力的法则是，矛盾如果解决不了，就转移它。在经济困难无力纾解的背景下，政治斗争就成为一种选择。在山穷水尽的1975年，霍查再次在国内发起一场全面斗争，包括副总理巴卢库在内的无数敌人被一网打尽，总参谋部、国防部、军政委和近卫部队主要负责人悉数遭到清洗。
当年斯大林死的时候，中国为他举丧吊孝；毛万岁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为他举国节哀。眼泪过后是真正的悲哀，在新的一年里，来自中国的援助被削减了4千万美金。随着毛时代的终结，兔死狐悲的霍查越来越感到，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兄弟的中国。
随着新宪法开始颁布实施，阿尔巴尼亚国名新添了“社会主义”的前缀。霍查发誓“不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调和”，将长期斗争视为“推动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在霍查看来，没有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甚至从离开毛万岁和中国的那一刻起，他才认识到自我的价值。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而地拉那就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至于其它国家的权力大佬，在霍查眼里都是一群独裁者、叛徒、匪帮、疯子、小丑、修正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或饶舌者等等，而霍查自己则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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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蜜月结束前，最难熬的是同床异梦的冷战。1977年7月7日，阿尔巴尼亚的党报发表长篇檄文《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抨击“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一年后，即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称，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由影射到攻击，以怨报德，所谓的“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和作用微不足道。从全球战略考虑，中国已经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从“社会主义明灯”到“茅坑里的石头”，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的历史杰作。
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阿尔巴尼亚不信；人们又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阿尔巴尼亚还是不信。中国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21天之后，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长达22年“情同手足”的蜜月以始乱终弃的方式彻底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的后毛时代。
1979年的新年来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曾经被赞美为“社会主义明灯”的乌托邦之国，只能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官方的、民间的庆祝活动。对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权力者来说，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成功，也更完美。
在后来的日子里，霍查如同一个悲愤的弃妇，或者如同一块被用过丢弃的抹布，他将当初所有的爱都转化为此时此刻的仇恨，诅咒中国和中国的一切。对于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这是霍查最无法容忍的，这完全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虽然这种伤害不至于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但却足以导致一场不大不小的内部大清洗，大批亲中国的官僚干部遭到逮捕。
中国之后，霍查试图与南斯拉夫再续前缘，因为铁托死了，但科索沃问题很快击碎了这场美梦；走投无路之际，霍查甚至向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抛去媚眼，但狮子大张口的“47亿美金”立马吓跑了德国人。
与阿尔巴尼亚相比，中国与其说“地大物博”，不如说人多，中国让3000万人下地狱，就可以马上让300万的阿尔巴尼亚上天堂。用毛万岁的原话说，就是“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因此，中国可以是阿尔巴尼亚的唯一，但阿尔巴尼亚绝不是中国的唯一。没有中国的日子里，从苏联到美帝，从中国到南斯拉夫，“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举目世界皆仇寇。失去中国这个慷慨的施主，阿尔巴尼亚顿时陷入经济困境。没有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里，中国还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美人迟暮的霍查既怒且哀，甚至担心中国将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人民，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和不纳税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全世界都倾听和尊重阿的声音”。因为霍查，阿尔巴尼亚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幸福。中国人走了，但那些中国工厂留了下来。从1978年起，阿尔巴尼亚终于开始自力更生，生产出了第一辆国产拖拉机。但大多数中国遗产遭到废弃，在未来的日子，春暖花开，生锈发霉，尘归尘，土归土。据说中国援建的100座工厂中，只有极少数水电厂和水泥厂还在运转，仅仅是为了建造那些沉默的碉堡。
当中国回到地球时，阿尔巴尼亚彻底成为月球上的国家。1981年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官方宣布，穆罕默德·谢胡因神经崩溃而自杀身亡。自1954年以来，谢胡就一直担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在党和国家的权利地位仅次于霍查，其受宠程度堪比中国的林彪。不久，霍查就任命阿迪尔·查尔查尼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查尔查尼宣布，他将继续执行党的领袖霍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
1985年4月11日，霍查寿终正寝，但霍查时代并没有结束。对一个已经被禁锢成僵尸的国家来说，一个死去的霍查与一个或者霍查没有什么不同。作为霍查遗产的继承人，拉米兹·阿利雅仍然继续着霍查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线。
对一个权力帝国来说，国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领袖，因此领袖之死也是权力之死、政府之死和国家之死，如果要帝国不灭，那么领袖就永垂不朽，万岁万万岁。权力的逻辑从来都是这样的——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在霍查盛大的葬礼上，阿利雅对霍查的遗孀说：“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他只有一个日子——生日！”在霍查的墓碑上，只刻着“恩维尔·霍查1908——”。没有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流行起新的标语，大街小巷无处不在，“霍查同志只有生辰，没有冥日”。
从前的皇帝有一件不存在的新装，如今的却有一个不存在的皇帝，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继续赞美皇帝和他的新装。更多的霍查塑像被树立起来，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都拉斯港被改为霍查港，阿尔巴尼亚最好的地拉那大学改名为霍查大学；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霍查的继承者争相亲吻他冰冷的额头，然后宣誓：“亲爱的领袖恩维尔同志，我们将高举你的利剑，砍倒一切内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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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
对
阿尔巴尼亚来说，阿利雅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继承者，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那么阿利雅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戈尔巴乔夫。在后
霍查时期，他仍然长期坚持霍查的一党集权道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柏林墙倒塌之后，面对世界民主大潮的主流文明，阿利雅以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正直和
敏锐立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国家虽然是一个庞大而僵硬的机器，但却总是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操纵着；历史在最关键的时刻，常常被一个人正确或愚蠢的决定引向
天堂或者地狱。作为霍查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最终还是成为霍查的终结者。
对任何暴政来说，人们都会用脚来投票，虽然这种自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国家成为监狱时，逃离自己的“祖国”就成为获得自由的越狱行为。正如当年中国的“逃港”和今日朝鲜的“逃北”，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发生了著名的“使馆难民危机”。当时有5000多阿尔巴尼亚人越过警卫，闯入地拉那的外国驻阿大使馆，要求立即出国。这一灾难性事件不仅令世界为之震惊，也让阿尔巴尼亚丢人现眼。
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十大”会议上，阿利雅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市场经济和公民身份开始重新回归，阿尔巴尼亚又回到地球。随着苏联的覆灭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阿尔巴尼亚大学生走上街头，民主运动已经无法阻挡，这位“民主进程设计师”彻底迈开步伐，决心带来自己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从大赦政治犯，取消一党制，反对愚民宣传，到归还公民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一切都比中国走得更远；甚至就连阿利雅本人，也从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党魁，重新以一位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巴尼亚终于走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霍查时代。半个世纪前，阿尔巴尼亚还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国家，经过长期的无神论禁锢，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
在1991年4月举行的阿人民议会第十二届会议上，国家名称改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取消了“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单词；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根据宪法修正案规定，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作为国家元首，总统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总统不能担任法律规定以外的职务，因此阿利雅辞去了所有党内职务。
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十大”会议宣布改组为社会党，并通过了新党纲和党章。社会党宣称，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党将成为“欧
洲及更广大地区内的左翼社会党。社会党严厉地批判劳动党过去的错误，要求全党与党的过去划清界线，尤其同霍查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划清界线，认为阿尔巴尼亚当
前的国家的全面危机是霍查选择和实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要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只有建立在人类团结和当代真正文明价值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阿尔巴
尼亚国家发展的方向。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利雅说：“由于劳动党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所执行的路线、政策，也由于党的领导人的工作，造成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精神危机和信任危机。劳动党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都有过错误和缺点。”阿利雅宣称：“我们党有勇气为民主进程打开绿灯。”
1991年9月，阿利雅出席第45届联大会议，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1992年4月，由于阿社会党在大选中失利，阿利雅辞去总统职务。在此后的岁月中，阿利雅数次遭到起诉，罪名包括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和种族灭绝等，在监狱和逃亡中度过最艰难的几年后，他得到了一个平静的晚年。2011年10月7日，阿利雅因病去世，终年85岁。
在1990年
的民主运动中，曾经担任霍查私人医生的贝里沙成为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新星，他和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成立的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成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贝里
沙被选为该党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除对霍查的神化，他亲自撰文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在贝里沙的鼓动下，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以罢课和绝食要求更改校
名，从首都到各城市的霍查塑像都被推倒，霍查的著作被焚烧，“光荣属于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这场去霍查化和去共产党化的清除运动在贝里沙成为总统后达到高潮。
1992年3月，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社会党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贝里沙因此成为共和国总统。贝里沙上台伊始，就下达了“第28号专门决定”，要求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埋葬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新坟头竖着一块破碎的水泥板，上面只有“恩维尔·霍查”几
个字。当时霍查的遗孀涅奇米叶正在监狱候审，闻听消息后悲痛欲绝，霍查的子女们尽管悲愤交加，但也无可奈何，这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时代。在后来的日子里，霍
查的长子伊里尔和女婿克莱曼特先后都遭遇牢狱之灾，几乎险些送命，而霍查的遗孀与中国的江青一样，则度过了更漫长的铁窗生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组为社会党之后，法托斯·纳诺成为首任党主席，虽然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惨败，但5年之后，社会党成功击败民主党，重新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者，并且在2001年的议会普选中，该党一举拿下73席，继续维持执政党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不仅没有宣判劳动党死刑，反而赋予其更完整的合法性。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政治组织，社会党即使在后来的选举中沦为反对党，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4年9月，纳诺作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访问中国，会见了温家宝，这是38年来中阿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岁月涤荡了所有的丑陋；对中国来说，历史却是一面照妖镜，让人无法面对。如今在同一个镜子中，物是人非，一切都恍如隔梦。
作为霍查最大的政治遗产，阿尔巴尼亚支持的科索沃独立运动在霍查死后愈演愈烈，终于引爆了巴尔干的火药桶。“科索沃解放军”手中使用武器就是中国63式自动步枪，谁也没想到，这些廉价而过时的“中国礼物”在很多年后最终派上了用场。1999年，当阿尔巴尼亚族人遭到残酷镇压时，北约的介入使南联盟遭到毁灭性打击。作为这场战争的最大结果，“科索沃共和国”最终获得了独立，从此世界上有了两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他们都说阿尔巴尼亚语。另外还有两件小事，一是驻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遭到美国精确导弹的轰炸；二是阿尔巴尼亚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塑像以示感谢，塑像完全按照当年毛万岁的招手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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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霍查的信仰是权力，他用一生的时间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名字不朽，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索取和占有。比霍查晚两年，即1910年，特里萨修女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她的信仰是爱，她一生都施予。当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她时，特里萨嬷嬷说：“我以穷人的名义接受这笔奖金。”特里萨嬷嬷不仅把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甚至连奖章也卖掉了。特里萨一生虽然没有权势，也没有财产，甚至她也像霍查一样“乞讨”，但她一生都在帮助穷人，不仅用钱，更用爱来帮助那些“真正的穷人”。特里萨死后，印度为她举行了国葬。阿尔巴尼亚政府后来多次郑重交涉，请求归葬特里萨修女，未能如愿。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想抹去霍查带来的耻辱正如想树立特里萨带来的荣耀，高大的霍查纪念馆被改为俱乐部，每年的10月19日被定为阿尔巴尼亚的特里萨修女节。特里萨去世的9月5日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慈善日。霍查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最后一切都离他而去；特里萨只有一颗朴素的良心，最后她拥有了全世界，获得了永恒。
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尴尬；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善解人意。那场隔岸观火的战争过去10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阿尔巴尼亚如愿以偿，正式加入北约和欧盟。阿尔巴尼亚终于发现，原来欧洲要比中国近得多。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如果说当年中国给他们的只有面包，那么美国和欧洲带给他们的却是自由。对人类来说，面包是重要的，但不能指望他人的施舍；比起面包来，自由更加重要和珍贵，而自由永远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之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达到36412亿日元，这相当于350亿美元。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当然日本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援助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超豪华的开幕式震惊世界，德国宣布停止长期以来的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钱”。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不意味着中国减少了对外援助，对缺乏现代人道人权理念的中国来说，金钱始终是主要的外交利器，无论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和飞机，还
是送给蕞尔穷国美元和武器。在阿尔巴尼亚之后，金氏王朝的朝鲜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对象，穿越鸭绿江的火车从未间断，甚至是有去无回。当年中国为它不惜与
世界（联合国）开战，在付出数十万中国军人的性命后，为了被联合国的接纳又费尽心机。如今的金氏王朝已传至第三代，这个穷兵黩武的乞丐国几乎全靠中国供
养，而他们回报中国的却是毒品。82岁的中国公民王秀英要求中国财政部公开援助朝鲜的相关信息，结果遭拒绝，理由是这属于“国家机密”。时评家阮次山曾透露，中国每年对朝鲜援助超过60亿美金。
常言说，救急不救穷。解决贫穷的唯一办法是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施以钱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别人的援助而实现富裕。所有的贫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思想的贫
困；或者说，国家贫困的最大根源是民主和自由的缺失，甚至与资源的多寡和民众的勤劳都关系不大。朝鲜与韩国便是最好的例证，分裂之前人均收入都不足200美元，6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增加100倍，朝鲜仅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所有的援助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而走向富裕，更不用说文明。如果自由缺失，被施舍的援助不仅无助于物质的贫困，甚至最后连思想也将陷于贫困而
不能自拔，这无疑是一场双重灾难。不幸的是，对思想贫困的国家来说，也只剩下钱财可以送人，正如欧洲人常说的：“那个有钱的恶棍又来了！”
荀子说：君子赠人以言，小人赠人以财。与满清时代的被迫赔款不同，现代中国对外援助多是主动赠予。与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中国相比，阿尔巴尼亚反倒像赠人以言的君子，当年他们援助中国最多的就是电影。2011年，阿尔巴尼亚给予台湾居民免签待遇，距离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正好40年。2012年，45岁布亚尔·尼沙尼宣誓就任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总统。在67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的声音仍是如雷贯耳：
阿尔巴尼亚今天站在支持和保护人权的前列，我们同情从叙利亚到缅甸世界各地，所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每一个侵犯自由之法的政权，都必须在国家或国际一级接受责任追究。国家和国际法治，两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应该得到同等和一致的尊重。
杜君立，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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