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本意就是要利用高崗，來敲打劉少奇、架空周恩來。結果卻是本是冤家對頭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大有合攏之勢。為解決此問題，毛澤東另闢蹊徑，自中共八大開始將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分開，由鄧小平出任書記處總書記（開始為秘書長）。毛澤東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注17）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大躍進中許多決策就是出於中央書記處。
毛澤東要把劉少奇、周恩來分開，以培養鄧小平來牽制他們。這就是“高饒事件”之後的政治格局，也是以後1959年廬山會議、1966年“文革”的發端。楊繼繩先生說：“凡高饒聯盟、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鬥爭，從人事上看，有著某種內在聯繫。毛澤東在這三次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來在這三次鬥爭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注18）
周恩來對毛澤東唯命是從。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安排心領神會，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在討論國務院的工作時，周恩來也要參加。從記錄看，副主席只有周恩來出席書記處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週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同志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靈通。（注19）大躍進期間，中央決定成立各專業小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實際上削減了總理的權力，某種程度上架空了周恩來和國務院。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國務院成了書記處的辦事機構，政府機構只剩下建議、檢查和具體執行、細節決策的權力。周恩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公開承認“我們是在中央書記處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的。”（注20）
周恩來對毛澤東欣賞的人是遷就有加的，對高崗如此，對鄧小平如此，對林彪也是如此。可是一旦毛澤東拋棄此人，比如高崗和林彪，周恩來就可以立馬翻臉。這是周恩來在政治舞台上能夠左右逢源的一大法寶。（《新史記》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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