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還對他之所以屢犯錯誤的社會家庭原因和個人品質進行了自我解剖。他在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
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猥瑣衝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鏟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養，更增加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
周恩來進一步解釋道：
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痛處，常常原諒多於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衝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後，乃至西安最後一電）。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後、博古李德時代）。
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在當時黨內過火鬥爭的氣氛下，對自己的反省、檢討乃至譴責，用語是很重的，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不過，他仍然對自己作了某種辯護。他這樣說道：
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
在二十多年黨的生活中，黨的基本立場（即是說為黨好）並未失去，而且也有許多鍛煉，若干改正，如頑強性也漸漸生長，同時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因此搖擺不定並未發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發展到陰謀詭計；愛面子注意表面也未發展到說謊話做□（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動還沒發展到不顧一切地蠻幹，破壞紀律沒走到分裂和小組織行動；黨外遷就還沒有失去最後界限，黨內畏首畏尾也還沒有發展到完全沒有原則。因之，我的品質上基本特點是調和性與缺乏原則性。
這場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對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和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展開的清算鬥爭，後來終於在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干預下而不得不收場了。這和延安整風運動出現了嚴重的肅反擴大化有關。
還在周恩來返回延安之前，根據毛澤東“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的部署，延安整風運動轉入了肅清內奸、審查幹部的階段。這項工作由毛親自掛帥的中央總學委負責領導，當時擔任總學委副主任，同時也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具體主持其事。
康生曾經追隨王明，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裡長期共事，關係本來很密切，但後來對王明反戈一擊，並且力排眾議，一手撮合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澤東想在政治上徹底鬥垮王明，於是有意誇大敵情，加罪於王明，甚至把周恩來也捎帶上。他公開散布說，延安存在一個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專門散布對蔣介石的幻想來破壞黨，王明、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等都是其中的成員，這些人對新四軍的失敗和國民黨特務大批滲入到延安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接下來，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風審幹大權，在延安各機關單位、學校發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區，僅僅十幾天內就揪出所謂“特務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來負責領導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被誣指為“紅旗黨”（即打著紅旗的假共產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就連毛澤東後來十分信任的柯慶施，當時僅因在中央統戰部作為王明的副手，同時有過留蘇的經歷，也被關押批鬥，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時間，整個延安地區“特務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個人名義打電報給毛澤東，對這種狀況表示憂慮，並提出忠告，說：“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以後，它過去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出於個人友誼，我不得不對您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令我擔憂。”季氏接著表示：
我認為，現在進行的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他們是由於執行共產國際提倡的民族戰線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們因此而把黨引向分裂，像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不應該被開除出黨，而應該保留他們，並為了黨的事業充分地使用他們。
在對毛澤東婉言規勸的同時，季米特洛夫對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肅反擴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說：“我也覺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懷疑。那些像清除黨內敵對份子和團結黨的各種正確措施，康生及其機構是通過那些不正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只能煽動相互間的懷疑，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強烈不滿，幫助敵人瓦解黨。”
毛澤東對季米特洛夫的勸告當然不以為然，心裡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共產國際雖然已經解散，但其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權威和影響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諸多方面仍有求於莫斯科，因此絕不能把關係搞僵。況且季氏畢竟曾經有恩於毛—正是由於他的表態，才迫使對共產國際唯命是從的王明放棄了與毛展開的那場中共領袖的爭奪戰，毛才最終得以在黨內獨佔鰲頭。凡此種種，都令毛不得不認真考慮“遠方”的態度，而對周恩來乃至王明的清算鬥爭適可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澤東此刻也樂得順水推舟，趁勢收兵。因為在他看來，重點在黨內領導層中開展的分清路線是非，統一思想的整風運動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既鬥垮了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最終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毛不僅在組織上大權獨攬，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握有“最後決定權”的雙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於一尊。由劉少奇提議，毛澤東思想被作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提並論的“全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隨後召開的中共七大黨章，從而在中共黨史上正式開啟了“毛澤東時代”。在這種情況下，延安整風運動確實可以而且應該凱旋收兵了。
延安整風運動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重要關節，對周恩來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遵義會議後，周開始接受毛澤東的領導還只是“半條心”的話，那麼通過延安整風，他從此洗心革面，開始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這固然是因為當時擁毛已在中共黨內成為大勢所趨，而且成為黨章中對每個黨員的要求，同時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氏在比較了曾共過事的幾位中共領袖的長短之後，對毛的領導心悅誠服的認定。這以後，在他的心目中，毛完全取代了以往共產國際的神聖地位，成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與此同時，周也為他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內心深處以中國歷史上輔佐雄主成就大業的張良、諸葛亮自勉，甘願在毛的麾下充當助手，輔佐毛成就革命大業，實現推翻三座大山，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理想。
在以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毛、周之間一直保持著這種政治合作的關係，直到周恩來生命的終結。周始終恪守自己的這種歷史角色，以君臣之道來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盡忠守分，克盡厥職，從不作非分之想。無論是當他無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還是在毛陷入狂想，將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之時，周總是隱忍退讓，委曲求全，從不出一句惡聲。即使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毛的錯誤時，也總是處處維護毛，唯恐有損“天皇聖明”的形象，乃至身後留下“逢君之惡”的罵名。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種行事作為，固然是和他個人深自痛悔曾在歷史上反對過毛澤東，因而不想一誤再誤有關，但是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不過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君為臣綱”這一皇權專制主義的老根來，實在是又粗又深，斬而不斷，借屍還魂，繼續在現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頑強地表現出來，主宰著他們的行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進、標榜同一切傳統觀念決裂的共產黨人最終也不能逃脫這種歷史的宿命。
歷史總是在不斷地捉弄人的。周恩來這種一誤不可再誤的心態導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誤區之中。當國家和民族由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空前災難的時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於毛的“革命晚節”，又不忍心對國家的亂局坐視不管，於是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鋼絲。應該說，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說不圓熟，表演也不能說不成功，否則也就不會在他死後北京有百萬人上街哭送靈車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這兩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周恩來左支右絀，心力交瘁，卻仍然得不到毛的歡心，而他本人也難逃良心上的審判，最後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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