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在整肅王明的同時，毛澤東也沒有放過周恩來。
由於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大都是黨內軍中獨當一面的各路諸侯，在政治上的影響很大，往往能左右黨內的形勢，這是毛澤東在作任何決定時不得不加以考慮的。實際上，正是由於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後是和王明聯手，才使得毛在黨內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頭。
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僅僅鬥垮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趁機整服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的話，那麼他本人在黨內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還不能說最終確立起來。這是毛在發動延安整風時決心加以解決的。為此，毛對周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為了使他能更馴服地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態度能夠轉變過來，就能帶動影響黨內一大批人。
共產國際解散後，毛澤東連電催促一直常駐重慶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火速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內高幹的整風運動。當時時局正處在變動之中，國民黨內的強硬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製造輿論，要求中共自行解散，並調集軍隊侵擾陝甘寧邊區，企圖以政治攻勢和軍事進攻兩手壓中共作出讓步。周因忙於臨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車壞，途中又遵毛囑在西安同國民黨將領胡宗南交涉其軍隊侵擾邊區一事，所以耽擱了一些時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原來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況後，發現國民黨軍隊進攻邊區的部署並未進入行動階段，因此認為中央考慮有所戒備是必要的，但延安為此召開萬人民眾大會，並且通電全國一事則“刺激太甚”，所以致電延安，建議通電在重慶、西安暫緩印發。對此，毛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周這樣做完全是顧慮個人的安全而不敢對國民黨方面示強，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
這對於一直身處在國民黨的龍潭虎穴，為中共盡心竭力辦外交的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著實給了已經闊別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記當頭棒喝，讓他領教了已經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勢。對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裡，不敢忘記。許多年後，他奉毛澤東之命檢討自己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時，又再次提及此事，說：“到王明投降時期，我的弱點暴露最多。一直到考慮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
周恩來確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當他一回到延安，發現政治形勢已經大變，擁戴毛澤東已經成為黨內的大勢所趨，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時，正準備對他開刀的時候，周立即採取主動行動，對毛表示信服和擁戴。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辭說：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對於周恩來這樣的表態，毛澤東自然感到高興，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頓，經過清算鬥爭後，徹底把他整服，今後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懲前毖後”。因此毛沒有立刻對周高抬貴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針，在黨內高層的整風中，把周作為黨內“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為“教條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一月連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為高幹整風的目的定了調子，說：從四中全會後，黨內有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當然，毛並沒有忘記把經驗宗派同教條宗派加以區別，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幹整風期間，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一段難捱的日子。他被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在黨內領導層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鬥爭。歷時之久，火藥味之濃，都是他在以往的黨內鬥爭中從未經歷過的。其中不少用語，諸如“篡黨”、“篡軍”、“幫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後文革中所使用的語言如出一轍，甚至被威脅開除出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因為要說歷史，不能不牽涉到犧牲的同志，他們已為黨犧牲，表現了他們高貴的布爾塞維克品質，而我連續犯了罪過，這在我涉及他們時，心裡不能不難過。”
經過三個月的整風學習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學習組接受批判幫助，周恩來寫下了近三萬字的學習筆記和檢討提綱。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的發言。這是在黨內高幹整風中檢討時間最長的一個。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給自己上綱上線，戴帽子，潑污水，系統清算了自己在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其中重點是中央蘇區時期和抗戰初期這兩段。他承認自己“有經驗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國際並與教條宗派有思想上、氣味上相投之處，所以不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都犯了極大的罪過，成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迷惑人的□（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作者注）人物，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阻礙”。
關於在中央蘇區時所犯的錯誤，周恩來是這樣給自己上綱的：為教條宗派肅清道路，造成不可饒恕的罪過，中心關鍵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蘇區反毛澤東的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二、稼祥、弼時階段，蘇區黨大會為最高峰；三、周恩來階段，寧都篡軍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階段，五中全會為最高峰，篡黨篡政篡軍的完成。”
關於在抗戰初期所犯的錯誤，周恩來在檢討中表示：“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確如毛所說為陳（紹禹，即王明—作者注）、周（恩來）、彭（德懷）、項（英）。第一次結合是經驗投降教條，這一次要沒有周、彭、項的擁護，教條宗派是建立不起統治的，故名為教條宗派打天下，或開闢天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