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下）

胡平來稿

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地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象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祇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八、毛泽东打平反牌赢得人心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写道他在监狱中和一个保守派思想家、长沙一中同学程德明之间的讨论。程德明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杨小凯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但他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杨小凯说：“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程德明说：“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杨小凯说：“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杨小凯这段话表明，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出平反牌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群众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确立并强化他的极左路线，在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当时的群众虽然对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某些被指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们参加运动就不免怀有很多疑虑，缺少主动性和自发性。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依照以往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把自己视为党的化身，把那些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并对群众分类排队，依靠党团员、红五类，歧视、排斥和打击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历史问题的或犯过错误的，使很多群众感到非常压抑。工作组撤离后，接下来的文革会和红卫兵（此处的红卫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也叫老红卫兵或老兵）在压制群众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打老师打同学，他们还杀出校园，把暴力行为推向了全社会，制造了极其恐怖的红八月。（顺便插一句，我们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后来被称之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这岂衹是刘邓路线。这是党路线，是毛路线。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后来，毛诡称派工作组没有经过他同意，把工作组做的事完全推到刘邓头上，这且不论。那么红卫兵呢？红卫兵、红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刘邓头上么？红卫兵难道不是毛亲自出面支持的吗？红卫兵在红八月的血腥暴行难道不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宣传机器的怂恿和鼓励下干的吗？）

　　就在这时，毛却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红旗杂志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不但工作组被否定，老红卫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或其他问题而被批斗被关押的群众也纷纷得到解放。这在“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搞运动总是群众挨整，如今群众这个头衔倒成了免于挨整的护身符。过去搞运动整群众，整错了也绝不会认错，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档案里跟你一辈子，如今被整的群众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来就抢出来当众付之一炬。过去搞运动，总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一马当先，热衷于在群众中挖出阶级敌人，紧跟领导，永远正确，如今他们却被批评为站错了队，充当了反动路线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阶段运动打击面太宽，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如今群众则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成立和加入各种造反组织，写文章开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誓要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衹有在这时，广大群众参加文革才显示出真正的自发性。

　　应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具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毛泽东打出平反牌为自己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政敌，从而也就维护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的路线。


九、造反派受了个大蒙蔽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们》这本书里，陈佩华（Anita Chen）写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份。随后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像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经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

　　无须乎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统计就可以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员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团员多，红五类出身的多，被官方视为积极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对而言，非党团员多，出身中间家庭和黑五类的人多，被官方视为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人多，过去犯过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多（注意：这衹是相对而言。在造反派中，党团员、红五类也为数不少，且常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部分黑五类是逍遥派）。造反派容纳了比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为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于对体制的不满；并进而推论道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具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意义。按照这种解释，保守派既然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要当保守派。

　　没有比这种解释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学生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莫过于教育体制。试问：对学生而言，尤其是对我辈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学生而言，究竟是所谓旧的教育体制、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还是所谓新的教育体制、所谓毛的教育路线更符合我们的利益，那还用说吗？事实上，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们这类学生本来还都是被动的，偏于保守的，内心深处是很困惑很苦恼的。可是同样是我们，等到后来成了造反派，等到后来我们自己提出各种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时，却是一个比一个左，都是主张政治挂帅，坚持五七道路，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轻视课堂教学，轻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与工农相结合，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资修彻底决裂，废除高考，把上山下乡视为必经之路，以及诸如此类。北京的很多中学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还没等到毛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就主动地、自愿地，甚至争先恐后地上山下乡。我们在拼命做着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没过几年就叫苦连天，后悔莫及了。

　　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初期对所谓教育革命还心存疑虑，而到了后来揭竿造反时却又变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锋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前阶段受到压制，而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平了反，把我们从前阶段的政治歧视与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大喜过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报效之心，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路线一边。用当时的话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 作为过去受歧视受排斥的一批，我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朦胧的自由化倾向——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我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造反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学生的情况是这样，工人和职员及市民的情况也差不多。顺便一提，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中共的武装革命也主要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却把农民撇在一边。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众领袖，但竟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是农民。道理很简单，三年大饥荒，农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红旗好，要让农民也起来自发地反对刘少奇恐怕没那么容易。因此，毛对农民不放心，在农民中宁肯继续扶植文革前的劳动模范（如陈永贵），也不肯制造农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杨小凯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战而胜之，是因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在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极左相比，刘邓路线是偏右的，是比较有利于人民的（当然，这衹是相对而言），按理说，群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在野右派”，是应该支持刘邓反对毛的——至少是不应该反过来支持毛而反对刘邓的。但是由于我们受到据说是刘邓路线的压制（如前所说，那并非衹是刘邓路线，那是党路线，是毛路线，不过在当时我们见不及此），是毛把我们解放了出来，因此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毛的阵营，激烈地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我们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我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糟糕的是，这后一方面竟然是我们自己参与促成的。这不是“受了个大蒙蔽”又是什么呢？


十、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力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毛泽东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敌，巩固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路线之后，接连发起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为最高权威，故而在来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击下毫无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牺牲品。还有党内的不同派别，也都是相继被毛利用而又先后被毛打击。最后衹是造就了毛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来很奇怪，在这时，毛泽东的社会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泽东几乎把全中国各个阶层和党内大部分派别都挨着个得罪个遍，但偏偏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毛的权势达到顶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讲过，君主最好是让臣民既惧怕又爱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宁肯让人惧怕。因为爱是主动的，操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怕是被动的，操之于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仅仅是出于惧怕而不得不服从你，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出于爱戴而真心拥护你，你的江山还能做得稳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被某个独裁者或一小撮寡头所控制呢？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者和寡头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压迫全社会。他们起码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御林军或曰禁卫军），而这支御林军自身的忠诚不可能是出于强迫。既然他们就是强迫力量自身，谁还能强迫他们呢？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强迫自己，所以，他们的忠诚衹能是出于自愿。董卓人人都怕，是因为他拥有吕布；吕布当然不怕吕布，所以吕布效忠董卓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自愿。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考虑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说：“通常假定，没有自愿的支持，例如信得过的禁卫军支持，权力就无法行使。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看来有些独裁者谁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谁都怕他。事实上容易理解，单独一个人不需要相当可观的自愿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对许多人实施统治。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每人都认为所有其他人会服从一个声称是他们共同上级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会服从这个作为他们上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服从，其他人就会按照上级的命令处罚他，所以所有人仅仅猜想其他人继续服从而被迫服从，不需要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给上级以任何自愿支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会感到不得不汇报同志中的任何不满意迹象，因为他担心，在他面前任何诉苦，都可能是密探对他的考验；如果不汇报这种颠覆性言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如此互不信任，以至于即使在私底下也衹能表达对上级的忠诚，虽然大家暗地里都痛恨他。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所控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因为在少数个人伙伴之间由于互相信任碰巧结合而可能在当地形成的不满核心，会被周围大量被认为仍然忠于独裁者的群众所吓倒而瘫痪。因此对一个大国的控制，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我当初在《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当代专制主义的奥秘”一节中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分析，和博兰尼不谋而和）。

　　大约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学》发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讽刺小说。总书记死了，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出席葬礼。默哀开始，大家都把头深深地低下，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每个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绝状，好像陷入无边的哀思以至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想抬起头来，但谁都不敢先抬头，谁都怕自己先抬头而被别人视为对领袖爱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时每个人又都虎视眈眈，等着看有谁敢于先抬头，然后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就这样，他们低着头，直到有一天来了辆大卡车把他们统统装上去送进历史博物馆。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还可以看到他们定定地站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大独裁者死了以后，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体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慑力，使得他的继任者们不敢反抗，哪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对他早就心怀不满了。毛的如意算盘大抵就是这样。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了。当千千万万的民众各自暗中怀着对毛、对文革的不满，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他们猛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别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于是，毛的受万众拥戴的神话破灭了。毛自己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对他的亲信们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撒手人间，而是像邓小平那样，在六四后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稳住阵脚，调整应对，情况又会如何呢？


十一、毛的身后

　　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对接班人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为此不惜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亲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那显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愿。因而人们有理由怀疑毛泽东本来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遗嘱，对“四人帮”一派有利，但是被华国锋等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份遗嘱也就被封锁或销毁了。

　　上述推测固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就接班人问题留下遗嘱或密诏。毕竟，毛泽东不是皇帝，他不能通过一纸遗书或密诏确定接班人选。共产党也没有靠领袖遗嘱或密诏确立接班人的先例或传统。例如著名的列宁遗嘱，其中虽然对几位“亲密战友”逐一评判，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谁接班的意思。

　　一般来说，如果独裁者决定用遗嘱的方式确立接班人，那么，他需要让朝野上下——起码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的存在，并且对之严加保管；否则，“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中破坏，在“伟大领袖”死后作乱，或者把遗嘱涂改伪造，或者干脆扣下不发（对外就说没有），那岂不前功尽弃，坏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遗嘱，更重要的理由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能单独确立自己的继位人选；因为在理论上，领袖的权力不是属于领袖自己（这点和古代的皇帝有别），而是属于党。在程序上，毛泽东衹能提出某一职位的人选，然后还须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通过。这意味着，毛泽东如果想把某人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衹能在生前就完成相应的安排。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这样确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这样确立的。华国锋是由毛亲自提名，再经由政治局通过而出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注意：当时特别强调是“第一”副主席，以拉开和其他副主席的距离）和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并保持这种地位直到毛去世，这等于是宣布了华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说毛的本意衹是把华当作一个过渡性人物，另留下遗嘱让“四人帮”掌握大权，并且一直到临终都秘而不宣，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毛在晚年对接班人问题机关算尽，但最终还是失算了；不过也不尽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帮”）一边倒，右派要抗争，衹能公开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帜，若右派获胜，哪里还会有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毛让华接班，指望华能平衡左右两派，没想到华与右派联手，利用其正统地位而轻易地打倒了左派。这就应了毛在林彪事件后公布的那封先前写给江青信里的一种预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后闹事，但还是打出毛的旗号。毛的名字竟被利用来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却也因此而得到保护。就这点而言，毛并没有全盘失算；你甚至可以说，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对他的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后的名誉居然还能得到该党的精心保护，他的算计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二、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过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听到有不少人高呼“再来一次文革”。初听之下，很是让人惊讶。

　　不过认真读一读这些人的文章讲话，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呼吁的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革。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是群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批斗当权派，批斗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员。有的人还愤愤地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当权派整得更厉害点。

　　且不说把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是整治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来面目之嫌。问题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批判反动路线和揪斗各级当权派也衹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来，在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那里，文革就像一条香肠，想从哪儿切就可以从哪儿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后面四集，衹要中间三集。他们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对文化界黑帮黑线的全面专政，不要红八月，也不要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乡；衹要中间一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衹要揪斗当权派造反夺权。多惬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你计划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对手整死，没准儿你的对手却早就琢磨着赶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衹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是空城计，衹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能搞成那个样子，就在于当时人们都不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毛到底要怎么做。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当时的人，不论是出于年幼无知还是出于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会正面反对毛的。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刘少奇、陶铸、贺龙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干部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他们还会在文革开始时举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红卫兵们事先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会从小太阳变成反动分子，他们还会去创建红卫兵，为毛泽东打前锋吗？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们的造反衹不过是为毛利用打击其政敌，一用完就抛弃就进监狱，而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个更糟糕的社会，他们还会愿意充当这样的工具和牺牲品吗？

　　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会很不相同于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国并没有当年那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发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历史不会重复”或“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

　　至于有些人说“文革仍然在继续”，“文革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他们所说的“文革”衹是一种引申，一种比喻。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党专政、政治迫害或钳制言论以及诸如此类。其实，那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人无非是痛感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希望民众奋起抗争。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不赞成“再来一次文革”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太不清晰太不准确，它太容易引起误解，太容易唤起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的痛苦记忆，因此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用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呢？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10月号～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