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8日 星期五

朱学勤:吾敌吾友蕭功秦

 
写完《老贾跳楼》,茫然无绪。就在这时,萧功秦也发来他追记一位亡友的文章,情深意切。这篇文章提醒我,趁我们都活着,赶紧写写活着的朋友,而不能像徐复观那样在殷海光死后,再来写“痛悼吾敌,痛悼吾友”。
  
我 认识萧功秦应该是1982年以后,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那时他的窗外正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垃圾箱。萧说,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可以准时被这个垃圾箱的臭 气“臭”醒,他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我每次去,就在这个垃圾箱外把自行车停稳,然后大吼一声“萧功秦”,窗内就会响起他喜 悦的应答声。那时他是卧室兼书房,小叶把茶泡上,掩门而去,我们就在垃圾臭味和满壁书香的混合气味中纵论“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我那时仅是讲师, 他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的副教授。上海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必须是高级职称以上才能拥有,我回沪后阅读的最早一批外文书,就是借用他的借书证借出的。那张 借书证令我羡慕之深,以致我很长时间都以能评上一个“副教授”为最高志业,只要有那张借书证,此生足矣。
  
80年代末我们的分歧日益加剧。某天下午,永福路文化沙龙聚会,欢迎英国学者施拉姆。一位朋友兴冲冲拿来一份巴金领衔的呼吁书,在座所有人都签了名,唯萧功秦未动。我当然有看法,但也敬重他能在群情激昂中独守一己的定力。5月底,我和另一个朋友在他家附近海宁路的一个小咖啡馆夜谈,争论到最后,甚至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如果外面出事,你还坚持目前的立场,那我们只好绝交,再不来往!”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还是继续了下来。也就在那时我们相约,将来某一天谁先死,后死者就以“痛悼吾敌吾友”为篇名,追悼对方。
  
我出事后,他多次来我住处探望,并无一点“咎由自取”的幸灾乐祸,按“前因”他是可以这样说的,多少没有这 个“前因”的人也这样说了,他却在多种场合为我鸣不平。按“国情”,他还可以飞黄腾达,确也出现过这样的机会,其实不然,他后来的发展一直不顺。这里有个微妙的“吊诡”:那一年之后,萧的观点在高层很受赞赏,但在知识界却受到抵制,每到评职称时候,同行评议对他很不利,复旦某教授对他的学术评议甚至出现一路打叉,一叉到底的过分做法。知识界的情绪可以理解,但这样对待不同观点是另一种不公正,一旦掌权,和自己反对的专横霸道有什么两样?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离我们的知识界还很远。萧的观点我至今都不认同,但他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书生,并不是出于政治投机。 “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有过所谓“南萧北何”的说法,北面那个“何”当上了某某委员,南面这个“萧”则是一介书生,未得到任何好处。到如今,大学文科科研经费突然“暴发”,“发”到天文数字,先是人抢钱,后是钱抢人,萧功秦还是“一文不名”,书桌上没有一项官家订单。
  
萧的性格在于“透明”,朋友戏称其“一‘俊’遮百丑”。长相也有孩子气,他自己对我说过一件逸闻,他曾到弄堂口纸烟店买烟,被人一句话呛了回来:“要买烟叫你家长来买!” 说到“家长”,萧的生父乃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六期生,官至胡宗南麾下第三军参谋长,他从军前在上海交通大学读预科,由于马日事变,家中遭难,失去读书经 济来源,投笔从戎。科学救国一直是他的梦想,从军后,始终接济湖南家乡萧族中考取工科的贫寒子弟,从不间断,以至自己家里却相当清贫,没有什么积蓄。战火 纷飞中,这个国军高级将领的皮箱里,居然装的是一些化学试剂与化学笔记本,他还在长年的军旅生活中保持着用各种三角杯做化学实验的嗜好!
  
萧还告诉我一件事,1947年11月国民党第三军在石家庄被围,萧在母亲怀抱里坐最后一架飞机撤离。起飞前,其父乘一辆吉普车赶到机场,家人以为他是来送行 的,没想到他也上了这架飞机与家人同行。因为他突然接到上面命令,令他立刻乘飞机去北平,说是有紧急军务相商。后来才知道,这个命令是胡宗南有意安排的, 胡看到第三军已经无望,最后只能救出这个他赏识的参谋长。其父后来起义,成了志愿军十二军中的一员,他父亲那个军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刘伯承手下 南京军事学院教官。他父亲在部队里写自传时,曾有如此段落:“请原谅,下面我要写到胡宗南时,我还是要称他为‘胡先生’,因为习惯了,改不过来了。”  
这已经是民国逸闻。却由于这一“军事”背景,80年代我穿军装的时候,每次见萧功秦就戏称他也是“军干子弟”。虽然,此“军干”不是彼“军干”,我是宁可与这样的 “军干子弟”作诤友,也不和其他“军干子弟”高声唱和了。

朱学勤,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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