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來稿
（本文作者為邱会作之子）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风行“宜粗不宜细”，只要某一问题已“定了性”，有人便照着修一段史，然后搜集、引伸、移植出一些“资料”加以说明。这种注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方式于历史科学的治学和研究是否有益？我一直心存疑惑。
钻入史学海洋，我对当代革命军事史情有独钟，敬重创造那段历史的人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帅。《聂荣臻回忆录》于1983年发行，是元帅回忆录中最早出版的，尽管它与后来的《彭德怀自述》在史实上、价值上相差远矣，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相信用人的生命搏杀为代价换来的军事历史一定珍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头编写了“红一军团战史（稿）”，参与者多为红军老人，是当事人回忆当年事。而《聂荣臻回忆录》为二十多年后部队政工干部组成“写作组”集体之作，说它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许更为恰如其分，红一军团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路上当先锋的光辉战绩，还有歌颂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大量篇幅自然成了重头戏。
一支英雄部队的战史融进了其领导人的个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提及红一军团创始人——军团长林彪。彼时林彪已经人去事非，回忆录无论写史还是叙事，内涵中都是对他“彻底否定”。关键的地方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也是挖苦口吻。比如其中说到：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并为此沾沾自喜……它令人感到，此人素养如此糟糕，想得都是沽名钓誉。
过于政治化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禁锢阴霾还非常浓厚时该类作品均有的特色，这段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瑕疵尽显。一篇气势宏大的中国元帅回忆录里出现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和谐，因为彼时刚23岁的年轻军团长决不会因为这个“猥琐”小事就被年长他8岁的政委聂荣臻察觉出他四十年后会有“九一三”那样的结局，一看便知道那是“写作组”的捉刀之技。
类似情况还有多处，如写红一军团第一支骑兵连的首任连长梁兴初和副连长傅崇碧，对傅某之后加了“同志”，对梁某则是直呼其名（与书中那些后来成为“坏人”者待遇相同），只因出版此书时梁兴初还在株连的阴影中。这样强烈的政治化取舍，不像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回忆，倒像“专案组”在下政治结论，一时间让人难以区分这些内容到底是“专案组”在审，还是“写作组”在写。
我对聂荣臻的敬爱发自衷心，红一军团的将领在人们眼里也许是传奇人物，可到了我这儿都是长辈至亲。我曾有机会走近聂荣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一月风暴”时，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造反派武斗打成重伤致残，在中央军委驻地西山养伤的几个月里，倍受住在那儿的聂荣臻、叶剑英关怀。老帅们对造反派的愤恨，对老干部的爱护，常常露于言表。每天清晨和晚饭后，住在西山的人有时和喜爱散步的聂荣臻、叶剑英不期而遇，说上几句话。在我眼里，聂帅双目慈祥，叶帅满脸福贵，他们待人随和亲切。
那情景虽已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于我仍犹如在眼前。但是当读到聂荣臻的回忆录时，我已不再仅仅是他的少年崇拜者，多的是“情”，心中是“敬”，而是一个历史钻研者，讲的是“理”，信的是“实”。我阅读许多相关聂帅的史料后发现，元帅也是常人，他为人忠厚，对毛泽东忠心，但有时过分有些“愚忠”。他和那一辈将帅们一样，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而这个局限又被“写作组”充分发挥，一心要塑造出一代“忠君”的名将。然而，历史不是政治，更不追求身后的“政治评价”（古称“谥”），而要留下真正的史实。《聂荣臻回忆录》过头地褒此，必将过分地贬彼。在“写作组”笔下，对林彪是按“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愿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政治套路”作为潜台词在“回忆”叙述。
“九一三”以后那样说情有可原，那时谁敢讲真话？听一位老同志说，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全国各地的大员参加，都说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但会议的组织者出了个阴鸷的“绝招”，让与会人参观林彪住处毛家湾。那一份份来客记录、一张张合影照片在那儿，让各位大员看了发怵，回来后争先恐后检讨，愤怒声讨批判，誓言彻底划清界限。那一幕人为导演的政治剧并非第一次，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会会、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对刘少奇、邓小平使用过。现在重读那些记载“共同声讨”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记载每人发言的会议简报，还让人有如亲临其境。虽然那一次组织领导干部对林彪住处的“参观”少有人知，但它所体现伟人早年提倡的农民造反“痞子”作风，令人咋舌称奇。彼时政治气氛如此，老同志们作任何“揭发”都可以理解。然而，对封疆大员采用如此手段，实为古代帝王治吏之术在重演。但是，如果没有了合影相片之类的“细节”，怕是谁也无法唱出那出“好戏”。
《聂荣臻回忆录》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但也留下了遗憾。元帅和他战友们的功绩，我从老同志的嘴里，从一些部队的军史中知道不少，它们不仅详实，而且生动，甚至精彩，但是只要“沾了那个人的边”，就没有人敢采用。谁叫《聂荣臻回忆录》出的早呢？军事上的后发制人有时比先发制人要强大，撰写回忆录恐怕也是如此。离开思想禁锢的年代久远一些，会写得更加真实。评价回忆录，不在于回忆者的政治地位曾有多高（那怕是用他的名份），也不在于上面对它的宣传力度有多大，而要看它是否忠于史实。且不论你的观点如何，即便是对素材的选取和舍弃，也要接受这个法则的检验。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毛泽东欲置彭于政治绝地。聂荣臻和叶剑英上门劝说彭德怀服软认罪，吞下那颗苦果。这段重要的史实在许多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中被有意避去，但最终还是再现于世人面前。它来自于李锐写的《庐山会议纪实》，那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以科学的态度回忆历史的佳作。正是李锐所忆述的那些细节，才把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说明。坚持真理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彭德怀的悲剧不仅是毛泽东所为，还有几乎全体与会者的推波助澜。1989年庐山风云三十年过后，按法律规定，其档案应当解密，但许多老同志恳求中央不要那样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众多回忆和言论里，他们称当初就抵制毛泽东，至少也是同情彭德怀。若是一旦公布了会议原始记录，那些凶狠咒骂彭老总的恶语将令他们无地自容。还是“宜粗不宜细”多讲政治，把责任加在林彪、康生，甚至是柯庆施等人的头上为好。
每当我和某些专家学者谈及新披露的重要史实时，他们总是先问“上面”的意见如何？现在它允许如实采用吗？就是很少有人问它来自何处，当事人是谁，可信与否？我看到那些鲜活的史实变成了死板的说教，珍贵的史料被人为地遗弃，发现“科学无禁区”的真理在某些文字审查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但是又一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和抛弃历史，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形成的科学，如同一条奔腾的大河长流不息，而你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沧海桑田中的一粒粟，切不可和历史“较劲”。
过度政治化的史学著作往往会失去它应有的作用，阅读彼时“写作组”为元帅和名将们打造的众多回忆和传记，居然很难从中看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为什么他们率领的这支弱小军队能打败强大得多的对手？难道仅仅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如果我没有十多年的野战军生涯，或许相信那就是正确答案的全部。
我所在的恰好是一支以红一军团为源头的部队。现在流行的战争回忆堆积如山，多讲粗犷无比的革命气概，少了真实细腻的战斗经历，这和承载那段历史的部队实际情况相差远矣。某些“写作组”没有深入到将帅们曾领导过的部队体验生活，认真追寻战斗者成长的足迹，而更多地是在研究吃透上级文件，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力争向领导“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并没想到如何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部队里保持着战争年代传下的作风，每当首长布置工作，干部们会从口袋里“刷”地一下掏出身上的小本子，就像战士拿起了自己的枪，记下任务的每一处细节要求，而向上级汇报时，又会拿出小本子，上面详细记着工作收获。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林彪身上的小本子”那段话时，才有了不同的想法。用小本子“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没有错，因为它对指挥员总结提高指挥艺术至关重要，何况没有正常武器补给的弱小红军的战斗力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斗的缴获。我曾想，随着历史的久远，再版《聂荣臻回忆录》时，一定会有人善意地建议去掉那段明显是“写作组”特意选出来的“多余的话”。
可是我想错了！
不久之后我对一位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寻访时发现，那段“多余的话”背后反倒是隐藏着闪亮耀眼的精华之笔！
我听他说起了1948年秋冬之际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辽沈战役。
战役开始之后，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每天深夜都要进行例行的每日军情汇报，由值班参谋读出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上来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那几乎是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枯燥无味数据：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枝、物资多少……司令员林彪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尚能使用的汽车要分出大小和类别。经过一天的工作，人们非常疲劳，作战室那一屋子的人里恐怕只有定下这个规矩的林彪本人和那个读电报的参谋在用心留意。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小时就攻克了敌人原以为可以长期坚守的锦州并全歼守敌十余万之后，出人意料地没有按毛泽东设想的方案顺势打掉南边便于歼灭之敌，而是不顾疲劳，挥师北上与从沈阳出援的蓄势多时的敌精锐廖耀湘集团二十余万在辽西相遇，一时间形成了混战。战局瞬息万变，谁胜谁负实在难料，在大战紧急之中林彪无论多忙，仍然坚持每晚必作的“功课”。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读着一份并不起眼的某师上报的其下属部队的战斗缴获报告，那是他们偶然碰上的一个不大的遭遇战，歼敌部分，余部逃走，它与之前所读的其他报告看来并无明显异样。值班参谋就这么读着读着，林彪突然叫了一声“停！”他的眼中闪出了光芒，问：“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个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大家带着睡意的脸上现出茫然，因为如此战斗每天都有几十起，不都是几乎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枯燥数字吗？林彪扫视一周见无人回答，便接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儿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战斗略高？为什么那儿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的战场略高？为什么那儿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一般歼敌的略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等不及的林彪大步走向铺满军用地图的墙壁，用长杆的尖头指在地图的那个点上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野战指挥所就在这儿！”随后，林彪口授命令，追击从胡家窝棚逃走那股敌人把它打掉，各部队要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把失去指挥中枢后会变得混乱的几十万敌军切成小块，逐一歼灭。东北野战军统帅的命令随着无线电波发向了我参战的各纵队各部队……
而此时的廖耀湘，正庆幸自己从偶然意外的遭遇战中安全脱身并和自己的另一支部队汇合。他来不及休息就急于指令各部队尽快集结，欲回师沈阳大本营或经营口港从海上突围撤回关内。可是好景不长，追击而来的解放军把他的指挥部围住。廖耀湘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脱下了将军服饰，穿上了伙夫衣服，由亲信保护，在乱中择机逃走。但是他们钻来钻去几天都无法脱逃，因为满山遍野都是解放军战士，不断有人喊着“矮胖子，白净脸，金丝眼镜湖南腔，不要放走廖耀湘！”把对方指挥官“细节”特征琢磨多时而编成的一句“顺口溜”居然有无比巨大的威力！穿着满身油渍伙夫服装的廖耀湘只好从俘虏群中站出来，无奈地说，“我是廖耀湘”，沮丧地举手投降。
廖耀湘对自己精心隐蔽的精悍野战司令部那么快就被发现、打掉，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当他得知林彪如何做出判断后，这位出身黄埔军校、曾留学法国著名军校的国军“五大主力”之首部队的高傲长官说，“我服了，败在他手下不丢人。”
辽沈战役胜利的重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毋容置疑，四十七万多国民党精锐军队弹指间灰飞烟灭，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平原和各工业基地尽收手中，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武器装备上第一次超过了自己的对手。有了关外这一大块完整富庶的战略后方根据地，有了东北野战军这支数以百万计、凭缴获配以先进美械装备的战略总预备队，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
但是人们可曾想过，取得这场战役巨大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居然出于胜方前线统帅对战斗缴获的留心，来源于他“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的优良军事素养。
到了这里，难道你还推崇“宜粗不宜细”吗，还能说“细节”和那些看起来仅是历史的“碎片”不重要吗？有时它能解析和折射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甚至改变一场大战役乃至一场重大战争的胜负！
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军事历史如此，研究经过亿万人民奋斗牺牲饱尝艰辛换来的中国当代史，何尝不应当这样？！
——作于1999年1月
原载程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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