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胡适与蒋介石（上）

　　一

　　1928年，是蒋介石执掌全国政权的第一年，这一年年底，胡适写了一篇文章：《新年的好梦》。他的梦是这样的：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因而可以裁军，将军费减去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完全取消；梦想铁路收归国有，鸦片之祸永绝中国；梦想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大概无损于诸葛亮先生的尊严。（胡适：《新年的好梦》，《胡适全集》第21卷，第37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鲁迅后来也写了一篇《听说梦》，唱唱反调。鲁迅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胡适的梦想算不得奢望，但现实还是显得过于吝啬，连“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的权力也不给他。在这样一个民国，还是鲁迅的梦更接近实际。同样是梦，透露出胡适的天真，鲁迅的老辣。

　　实际上，蒋介石这位新元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各地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军阀手里。平日里可以相安无事，各地全力维护中央，遇上事，比如“剿共”，比如抗日，蒋介石想调用他们的军队，借用他们的地盘，都是难上加难，连把蒋介石奉若神明的官方传记作者霍灵顿·唐也不得不承认：

　　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坐落于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

　　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转引自［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99、10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斯诺这样描述蒋介石的性格与时代：“蒋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顶点。他的特别才能使他有能力预知在他下面的伟大力量的移动，而乘时维持他自己的平衡。他从来不作先驱，但他也从来不作后卫……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动他。”

　　从1928年到1934年被击溃的共产党军队被迫开始漫长的迁徙，6年间，蒋介石一直在与两个对手作战——共产党、军阀。

　　内乱越演越烈，令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痛心，蒋廷黼是力主武力统一的，他问：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这是他在《革命与专制》一文中的观点，发表在1933年的《独立评论》第80号上。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从北京哈德门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搭上公共汽车，经过西单牌楼和东单牌楼，横穿北京城，行程1个小时，到达西直门，从出西直门，前往清华大学与蒋廷黼见面，蒋廷黼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在费正清的心中，蒋廷黼当时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廷黼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0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从时间推算，那次见面，应该是在1931年，两年后的夏天，报刊上突然出现了大量讨论民主与独裁的文章，这些文章中，蒋廷黼的观点引人注目。这表明此时的中国，已到了民主与独裁的十字路口，根据孙中山“三步走”的革命理论——军政、训政、宪政，国家的统一，标志着国家结束了军政时代，走进了训政的新时代。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宪政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决议说：“训政时期规定为6年，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29年6月15日）》，《革命文献》，第79辑，第128页，台北：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中国能够开始宪政吗？（吴景超：《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转引自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2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所谓“训政”，即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就是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来管理；并且，最高监督的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照训政理论，国民党之所以握重权，是为了训导人民如何使用政权，为宪政打下基础；而且，必要时国民党有权限制“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党治”，将“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以实现“一党独大”。

　　所谓民国，已经沦为一张空头支票；所有辛亥英雄的牺牲，都被实实在在地解构了。喜欢做梦的胡适不得不承认：“在名义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

　　于是胡适写了那篇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挑起了一场人权运动。文章说：“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自由之危害，正来自于政府。所以，胡适呼唤制定宪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以约束国民党政府。这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以约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

　　两个月后，在《新月》的第四号上，胡适又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的文章，不仅再次呼吁制定宪法而非约法，而且把反训政的锋芒直指孙中山。因为训政思想本来就来自孙中山。他的本意，于宪政之前，先行训政，由政府训导人民，以培养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集权论：“厉行党治，扶植民权。”然而胡适认为孙中山错了，“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李伟：《批评者的跌宕起伏》，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931年，胡适在北平的四合院里编着《独立评论》。那一年，这份刊物的发行量，有7000份。刊物是学术之公器，胡适一生主张学术理性，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学术之争，他一般不根据个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训政阶段即将过去了，却看到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胡适忍不住了，在那个冬天，他一篇一篇地写反驳文章，其中一篇叫《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文中说：“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全集》第22卷，第194-19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又写《政治统一的途径》，说：

　　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日“以党治国”的制度，确是一个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就早已显示这个制度的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党已不能治党了，也不能治军了，如何还能治国呢？党的自身已不能统一了，如何能维系一国的统一呢？（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0、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我们相信有许多的政治方法可以逐渐挽回这种分裂的趋势。这篇短文里不能详细多举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国会”一个制度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例。国会不是蒋廷黼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确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这是国会的根本意义。（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适毫不客气地批评：“在军政与训政两时期以内……都是个人集权的政治。在党行总理制，在政府即以党的总理为大元帅，总揽军政大权。”“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独裁的政治”。胡适认为民主、宪政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活的生活过程”，因此，它“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胡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转引自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245、24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因此，军政、训政，无疑都是可笑的，是拒绝宪政的一个借口。

　　军政和训政的存在理由，不外乎政治上有强敌，人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必先有强人独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然而，越是独裁体制，政治上的敌人越是层出不穷，即使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独裁体制内，没有合法的反对途径，只能成为不合法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是因为独裁者需要不断地寻找，甚至制造一些敌人，没有敌人，独裁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敌人是独裁者的猎物，也是独裁者的营养，敌人越强悍，独裁就越伟大、越必要。因此，独裁可以一直“独”下去，而宪政，永远是海市蜃楼。

　　胡适不像鲁迅那样悲观，荷戟独彷徨，胡适执拗，天真，不管不顾，有孩子气，像民主与独裁，他非讲明白不可，只是他的观点，在当时响应者不多。90多年后，一位学者这样评论他：“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当30年代民族危机已经淹没了民主自由的追寻，他的自由主义的同志，包括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都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独裁’了；在经济方面，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也认为只有倾向于‘独裁’或‘专制’才有利于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而胡适在当时是唯一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也是宪法、宪政最坚定的鼓吹者。他认为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长，总比不过基础巩固的制度。胡适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关怀，用他自己喜欢说的话是‘功不唐捐’。”（李伟：《被四面夹击的胡适》，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胡适的学生邓广铭回忆，胡适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在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原因无他，前来上课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的缘故。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若即若离，又好又不好。就在《独立评论》出刊这一年，1932年的11月28日，胡适和蒋介石一起吃了晚饭。这是胡适这位民主梦想家与蒋介石这位现代皇帝的第一次会面，可以想象当时的觥筹交错、笑容可掬，洁白的桌布、丰盛的菜肴、得体的语言。作陪者有宋美龄，还有陈布雷和裴复恒。第二天，蒋介石兴犹未尽，再请胡适吃饭。席间，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淮南王书》，也是他《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传奇五，是胡适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他希望蒋介石能留意《淮南王书》中“无为主义的精义”，做一个能开放视听、尊重民意的“虚君”。（李伟：《批评者的跌宕起伏》，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格里德说：“恰如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军阀前辈们那样，他也把国民党政府当作是事实上的统治政权。他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新政权，而是要启发这个新政权。他所寻求的仅仅是改革。他对于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要求只是他们应该有倾听认真负责的批评的勇气和从批评中可以受益的信念。在他的朋友中，很有些在政府部门身居高位的人，像蔡元培、王宠惠、蒋梦麟、吴稚晖以及宋子文等。除了这点以外，他自己则始终处在一种反对的地位，照他自己的想法，他乐于把这看作是一种忠诚的反对立场。然而，1929年他才发现，南京政府并不同意他对于批评之必要和有益的观点，而且完全不顾他提出这个意见时的内心想法。”（［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3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那天蒋介石捧着胡适的书，心里想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在谈笑的背后，11年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明了对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否定，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思想“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是不能相应的”，甚至把“自由主义”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马前卒。对蒋介石来说，这不是请客吃饭，当然也不是绣花做文章，而是他的政治原则。因此，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批判胡适运动更早，三十年代伊始，国民党就组织了对胡适的批判，上海的《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许多报纸都对胡适进行集体炮轰，其中，有一篇《有人权才能训政吗？》最有代表性，文中写道：“中国国民党的专政，本身毫无掩饰的”，直言不讳地提出“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专政”的口号，胡适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反动分子”，似乎要把他彻底批倒批臭，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1931年3月，清华大学拟请胡适去当校长，呈文请示中央。蒋介石批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在3月18日的日记中无奈地写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五十年代，在台湾，蒋介石通过“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布一册《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不点名地批判胡适“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这些语言，与大陆同时期的批判胡适运动居然如出一辙，这对许多参加过批判胡适运动的大陆人来说，是不曾想到的。

　　都说胡适温和，不似鲁迅激烈，照片上的胡适，从来温文尔雅、不愠不火，但胡适的这些“独立评论”，从孙中山一路骂到蒋介石，基本上指名道姓了，他的激烈，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道蒋介石看到这些争论，当时是如何感受。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胡适为“诤友”，对胡适说“你组党我不反对”，任命胡适任驻美大使，甚至邀请胡适竞选“总统”。胡适会给老蒋留些面子，但不是什么面子都留，1958年，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台湾时，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已散发到台北各机关。这本书将丢失大陆的罪责归咎于胡适，认为因胡适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孔子，才破坏凝聚力，涣散了人心、军心，最后导致“学运”不断，军队望风而降，而胡适则是“国民政府”败退的思想罪人，“剿胡”应该纳入“反共复国”的总体战略中。胡适就职时，蒋介石来了，发表讲话，要求“中研院”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这给了胡适还手的机会，在胡适看来，这是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有违“学术独立”的精神，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气得蒋介石当晚睡不着觉，要起来吃安眠药才行，他在日记里说，这是自己生平受到的第二次大的侮辱。

　　但蒋介石始终没有像对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对胡适下狠手，在他的体制内，他需要一个“民主的装饰品”，胡适，就成为最令他心仪的“花瓶”。他给了胡适安全，也希望胡适能够保证他的体制的安全。至于那个体制，诚如后世学者所评论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国民党都没能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参见李宗陶：《胡适，此生粘着“自由”行》，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3月19日。）希望民主与宪政能在这样的政党体制内破茧而出，实在是痴心妄想。


　　二

　　1946年7月24日，胡适再度由美国归来，在上海吴淞口登岸时，他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胡适从康奈尔大学学成归来，已是近30年前的旧事了，那时的他，身姿挺拔，目光中充满自信，充满英雄情绪。他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章中的一句诗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这句诗是：Youshallknowthedif-ferercenowthatwearebackagain，胡适把它翻译过来：

　　如果我们已回来，

　　你们请看分晓吧。

　　那一次，胡适看到了“分晓”——张勋复辟，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归零，此时，将近30年过去，当年的那个少年，两鬓已经斑白。这个民国，已经走过34年的历程，虽已打败了日本人，但就在他抵达上海时，听到了国共谈判已经宣布破裂的消息，满眼的“落日明霞”，“似乎都成了战火的象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半个多月后（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正式宣布美国“调处”失败。知识分子的最终抉择，到了最后见“分晓”的时刻，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一周后，蒋介石请胡适一起吃早餐，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热络。那天两人都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尽管双方多次发生龃龉，但场面仍如14年前那次会面一样亲切，“席间相谈甚欢”。蒋介石讲交情，更看重胡适在知识界的旗手作用；胡适虽然对国民党政府颇多微词，但在他眼里，蒋介石毕竟是国家元首，代表着一国政府，这事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要实现他的宪政梦想，还要靠着蒋介石这棵大树，否则，一切扳倒重来，付出的社会成本会更高。他认为暴力革命带来的只能是更凶猛的暴力，革命的结果必然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老师杜威说过，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发买卖”，社会的发展本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毫无捷径可走。与那些革命者，以及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比起来，胡适有的是耐心，一点点熬，希望靠着蒋介石的独家生意，赚来“一点点言论自由”，并“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蒋介石与胡适，相互采取的都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打又拉。胡适的得意算盘是，先要高价，即使对方还得很低，也还是有所盈余。

　　蒋介石很给胡适面子。这一年，国民党终于决定实现它18年前许下的诺言，进入宪政时期。胡适在《华北日报》上说：“只要中国能向民主宪政之途多走一步，中国总是多好一分。”有评论者说：“在胡适政治哲学中，有宪法总比没宪法好，有形式、有姿态总比没有好。他有一种乐观和韧劲，认为即使是‘逢场作戏’，也可能‘假戏真唱’，最后‘弄假成真’。”（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未完待续）

　　《随笔》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