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胡适与蒋介石（下）

　　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出席在南京的“国民大会”。第二天，胡适兴致勃勃飞到南京。15日，“国民大会”庄重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

　　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即使法学家王宠惠也要让位。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国民党的“制宪大业”，终于宣告完成。

　　胡适对于这部“宪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又请胡适吃饭。此时国共内战已全面展开，像胡适这样的“中间人物”，行情自然见涨，蒋介石于是希望胡适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加入政府，为他的独家老店装点门面。那一天，胡适说：“请不要逼我加入政府。”蒋介石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即何思源，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因此遭到国民党的暗害，寓所被炸，除小女儿被炸死外，他和夫人等全家人全部受伤。何鲁丽是其女。）转交的。”胡适说：“没有。”蒋介石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胡适听了，心里生出几分窃喜，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从蒋介石那里离开时，他神态天真地对傅斯年说：“放学了！”（《胡适全集》，第33卷，第6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天后，蒋介石又找胡适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胡适离开时，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门口，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回答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介石一听，笑了，说：“这不是官！”（《胡适全集》，第33卷，第6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适不入政府，是因为他认为进入政府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以“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正篇第204页，台北：远景出版社，1982年版。），进可攻，退可守。但对于宪政的出台，他是要大力宣传的。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带着两眼血丝站在北平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做了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了准备这场演讲，胡适一夜未眠。坐在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人，第一次通过广播听到了胡适的声音。胡适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300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947年，中华民国举行立法委员（相当于国会议员）选举，这将是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1918年安福国会以来成立的第三届国会。胡适或许没有想到，人民对这次选举表现出出奇的冷漠，除了南京、上海有竞选人的宣传车在市区来去，在城垣、建筑间，可见一些竞选标语、口号以外，乡村一片死寂（参见《全国泛选期》，原载《中央日报》，1947年11月22日；《立委选举开始》，原载《申报》，1948年1月22日。），除了对于打仗的恐惧，中国的老百姓没人知道南京将要做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神圣的一票”，一个匠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我只知道赚钱养家活口。”还有一个人力车夫说：“我是一个苦力，有保甲长替我做主就好。”（No Signs of Election Fever in China，North China News，August，11th 1947.）

　　北平投票那一天，天气阴冷，设在青年馆的第一投票所，一上午只有几十人前来投票，杭州的自由业投票，大多弃权，湖北通城县“投票时，选民稀稀拉拉，断断续续，进度很慢。投了一天的票，为数甚少”（谭鹤鸣：《记通城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原载《通城文史资料》，第1期第121页，1985年版。）。

　　既然渴盼已久的宪政时刻终于到来，人民为何如此冷漠？是因为战争，因为经济不景气，民不聊生——连民国工资最高的大学教授都在为吃饭发愁，谁还去管谁当总统？经济学家杨西孟计算出，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后，大学教授的薪金实际缩水了98%，蒋梦麟要靠典卖仅剩的衣物维持生活，而抽不起烟、喝不起茶的闻一多，则忍痛变卖线装书，还处处讲课打工，还难于养活十口之家。胡适虽为北大校长，日子也不好过，他曾给前来采访的记者算账说：“去年（1946年）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已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他的秘书郑天挺补充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元。”即使胡适也还要靠一些银行的朋友们拆借维持生活。

　　几个月后，《申报》的记者采访他教育改革的计划，连温文尔雅的胡适都气急败坏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除此，还因为国民党包办选举，也就是说，所谓选举，必须按照党的意志来执行，与百姓的意愿无关。张朋园说：“包办选举，上自中央，下至乡保，无处不在。国民党从提名候选人开始，便是一手包办的做法，该党中常会一再指示，党的提名人必须当选，甚至于候补的顺序都一一指明。但是，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张三、李四必须当选，还是有不服者起而竞争。许多国民党人得不到党的提名，便以签署方式参加竞选，加上地方派系的倾轧，同时国民党必须为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等背书，情况益形复杂而呈现混乱。”（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18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这届国会选举，继承了以前混乱和腐化的风格。江苏崔锡麟，在高邮竞选国大，先拉关系取得提名，一天深夜，他给县长送去了与一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作为交换，他得到了40万张选票，装了一大麻袋，他还不及点数，就存在了他所控制的下属单位高邮农民银行。然后，他发动了20多名银行职员，连夜奋战，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把每张选票上的“崔叔仙”的名字写好，……投票前一天，他把圈好的选票送交县长，亲眼看到县长把这40万张选票分封在十个区的投票箱内，加上省府封条，他才长出一口气。（崔锡麟：《我是怎样贿选国大代表的》，原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第346—347页。）

　　不仅银行职员，连中学生都拉去写票。湖北应山县的两名中学生，被体育老师拉出去写票，他们被告知，要一个姓易的当选，不要姓杨的当选，他们打开票箱，看见姓杨的选票就全部取出来，夹在大衣内，跑到厕所，把选票丢到粪坑里，或者干脆点火烧掉，他们就这样销毁了几万张选票。（吴昀等：《应山县国大代表竞选丑闻》，原载《广水文史资料》，第4期，第141—146页，1989年版。）

　　选票有价，昂贵者价值百金，在穷乡僻壤，一点粮食、食盐，甚至吃一碗面条，一杯水酒，就能换来一张选票，甚至吸一口鸦片烟，也可以拿走一个人的选举权证。

　　总统府里的蒋介石对此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举像他预期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果”，但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看来，这次选举更像一场闹剧，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选举“多有不法而贻人口实”，他非常失望。

　　1948年，国民大会（国会）选举总统，蒋介石当选，5月20日，在21响礼炮声中，蒋介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职演说中，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以一口奉化乡音说道：

　　实行宪政是中华民国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经历无数的牺牲困难和挫折，才能完成今日实施宪政的程序，这是长期苦斗所获的结果，这是五十余年来我革命抗战先烈和全体军民流血流汗的结晶，我们必须珍护这一艰难创造的成果，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责任。行宪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也为了人民的福利，如果国家不能因行宪而达到统一、独立、繁荣，人民不能因行宪而得到幸福和进步，则行宪将失其意义。

　　……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主旨，在于“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当前国家最大的需要，是统一、自由和进步，而称兵叛国、捣乱社会秩序的共匪，则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和自由进步的敌人，我们对于制造分裂、破坏建设的反民主的恶势力，必须集合全国力量，彻底的予以根本的清除。宪政政府成立以后，必须进一步整顿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戡平叛乱，使匪区同胞脱离水深火热的痛苦，民族生存与历史文化，不致感受威胁。同时，我们更必使全国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一切的措施与戡乱军事相配合；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今天实在是国脉民命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中正受命于危急之际，个人的成败荣辱，早已置于度外，惟有鞠躬尽瘁，期达我毕生报国救国的志节。我确信全国民众自觉自发的力量，乃是铲除共匪最坚强的力量，也惟有政治、经济、社会全般的革新，才是消灭共匪最有效的方法。为了维护民国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幸福，我恳切号召我全国爱好自由的爱国同胞们及时奋发，在三民主义宪政之下，一致动员，集中意志，贡献力量，来完成戡乱的工作，缩短战争的灾祸，恢复正常的秩序，以实现国家统一与和平。

　　在蒋介石最初的就职承诺中，“民主”一词出现了20次，超过了“宪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关心的“戡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果说蒋介石的时代，一点民主也没有，那也是不客观的，虽然，他有军统、中统、蓝衣社，对民众虎视眈眈，但像鲁迅，像胡适这样的“刺儿头”，还都好好地活着，没被劳改、关押，除了谈共产主义色变，其他主义，诸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都未曾遭遇思想改造，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过上百个政党。但与军阀比起来，国民党政权还是对意识形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两个知识分子被暗杀。那是因为老蒋慌了，没了底气，就动了杀人的念头。

　　其实杀人既不经济，也不管用，像闻一多这个只知做诗治学的知识分子，在西安事件的当口是明确支持蒋介石、站稳了立场，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因为李公朴被杀，才站出来做了“最后一次演讲”，痛骂老蒋。而闻一多的死，又不知要将多少隐士逼成斗士。也是这一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和共产党彻底决裂，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那次“国大”，由“国大”代表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使总统在“戡乱”时期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的限制。蒋介石后来连任五任“总统”，在台湾实施了40年的“戒严”，都是这项提案的后续影响。在这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中，第一个签字的人就是胡适。


　　胡适后来说，他在“道义”上是支持蒋介石的。（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无论胡适怎样抨击政府的独裁，这是他从来不逾越的底线。

　　然而，这样的“戡乱”，却把绝大多数的人民推向了共产党，他们不用是纸票，是内心的“倾向”，把“票”投给了共产党，连胡兰成都说：“天下大乱，而眼前这些游击队却是可亲的子弟，反为只见国民党在狂躁不安，不得其所，顺逆之势如此倒转，就是旧朝将没，新朝将起了。”

　　天下皆反，蒋介石的宪政蓝图即使伟大，也没有时间施行了，就在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蒋介石开始考虑如何辞职下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不无酸楚地写道：“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这一年，他62岁。

　　在国民党的“镇压”中，共产党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一天天地壮大，有意思的是，打倒蒋介石的战争，刚好沿着与他当年的北伐之路相逆的道路进行——它发起于东北（当年北伐的最后一个目标——张作霖的老家），占领北平，一路高歌南下，在抢夺徐州之后，前往长江、南京和上海的道路就敞开了，政府高官及其眷属们纷纷坐上“疏散列车”，踏上南逃之路，立法委员的逃走，甚至使立法院都达不到法定人数而陷入瘫痪，胡兰成不住地惊叹：“解放军渡长江，毛泽东的总攻击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见周武王誓师孟津当年。”（胡兰成：《今生今世》，第2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共匪”南下上海、打进南京总统府，最终打到国民党从前的根据地——广州，把蒋介石逼到台湾这个死角上，像死棋里苟延残喘的老帅，再也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反击。

　　10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过去的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他不甘心，于是自勉道：

　　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还说：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毋恼毋怒，莫矜莫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转引自［英］乔纳森·芬比：《蒋介石传》，第43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美国《时代》周刊在这一年底仍然把蒋选为了年度封面人物，在封面上，他们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

　　“消失的地平线。”


　　三

　　蒋介石说自己一生在为民主（三民主义）奋斗，但他从未真正懂得民主的真意。胡适曾经很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胡汉民：“生平从来不懂得什么民主，就应该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学，好好用功进修一下。”（参见李宗陶：《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访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3月19日。）民主对蒋介石来说，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现实博弈的一张牌。张朋园说他“要做的是法西斯主义信仰下的领袖”（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20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1931年，蒋介石第一次提及法西斯主义，称其为“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1933年，他在对干部讲话时，把法西斯的特质归结为信仰领袖，他说：“我们现在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他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并要求所有人将“生命和自由幸福交给他”（《在国民会议上演讲》，见《自反录》，第2集，第2卷，第286页，无出版时地，转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207页注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他不是要民主，而是要做君主，他要独揽权力，因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谁不服，谁就自己去打，这份理由很简单，看上去也很充分，却是封建的皇权逻辑，家天下的逻辑，不是民主的逻辑，在20世纪，已经没有人接受这样的逻辑。所以，毛泽东猛批：“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革命的时候，他是以解放国家、实现民主为号召的，如果他说打天下是为了他自己，恐怕没有人会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他独揽权力，换来的只能是彻底失去权力，因为他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他是在重蹈覆辙——晚清的覆辙，袁世凯的覆辙，北洋政府的覆辙，他都重温了一遍。他没有引以为戒，是因为权力在前，没有人能够摆手，直到两手空空，才悔之晚矣。

　　连他的铁杆“文胆”，陈布雷，最终都看不起他了。老蒋曾经气呼呼地把一份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陈布雷一看，原来是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显然，蒋介石是认真读了这份报告，所以沉不住气了，厉声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陈布雷忍不住，回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表达了与崇祯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自己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以领袖自居，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浙江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

　　不久，陈布雷自杀了。

　　不久，蒋介石出局了——连马仔都瞧他不起，这个君主，也没什么可混的了。

　　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打下了江山又亲手把它失掉的人。

　　1948年12月12日，清华园里的教授们可以在夜里清晰地听到军车自平绥路急驶的声音，是国军在南撤。沈从文在给远在香港的侄子黄永玉的信中写道：“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第7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陈雪屏为抢救教授学者来北平，但应者寥寥。（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47、2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关键时刻，知识界的领袖胡适决定跟着他的政府走。14日，国共在城外激战，这天早晨，胡适还没有出门，就接到陈雪屏的电话，力劝他南行，说即有飞机来接他南去。他上午10点钟赶到北大，在焦急中等待了大半天，指着天对秘书郑天挺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心浮气躁的胡适12点到东厂胡同的家里，仍然没有飞机的消息，到1点半，才接“剿总”电话，要他下午3点到中南海勤政殿集合。到勤政殿后，飞机仍一再拖延，直到15日下午，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在傅作义的“剿总”里吃了一个馒头，才赶到南苑机场，登上蒋介石的专机离开了北京，于薄暮时分到了南京，只留下一张便条给北大同事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上写：“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3天后，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58岁生日的纪念会，胡适竟然当着很多人的面痛哭失声，他说，自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他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已经失败。

　　1949年元旦，胡适只在日记上写下寥寥几个字：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他的旅馆里来了一个人，抬眼看时，竟然是自己的学生胡颂平。胡适对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安慰他说：“这是临时的住所。先生如能到国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胡适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胡颂平主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06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4月6日，“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的自己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份豪迈，即使1946年回国，他的心底也还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像一个失败的赌徒。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刊词。

　　蒋介石刚刚在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到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就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手里捏着电报，他沉默了很久，才对蒋经国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一路上，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不知走了多远，蒋介石说，去钓鱼吧。蒋经国就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一个人坐上船，划了出去。落山风直贯下来，吹透了他的青衫，使蒋介石的身影显得苍老孤单。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不知“人民”这个久违的词汇，是否就在那时跃入他的心里。读历史的人只是知道，不久之后，台湾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据说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关于“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诺言，但蒋介石还是给它取了一个“很共产党”的名字：

　　土改。

　　祝勇，《随笔》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