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提到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钱锺书先生给《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说，不妨增加一章“运动记愧”。原文非常精辟，只能照抄：“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已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云云。老人家厚道，话说的很客气。

　　钱先生这番提醒是1980年。至今，我们看到的文革回忆，还都是“记屈”或“记愤”，不是控诉自己的遭遇，就是说当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来着。其中不乏红卫兵、造反派。就连王力、聂元梓、徐景贤这样中央级的主力干将，也是一纸无辜。“林彪反党集团”中人更妙，不仅没有积极领导运动，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帮、反文革。为那场浩劫负责的只有毛泽东率老婆及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及王、张、姚等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此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文革，是在七亿人民普遍具备了高度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社会基础上兴起的。既不像江西苏区、长征路上，要“国家保卫局”督战；也过了“四清”需工作队反复动员的阶段。回放当年群众集会的场景：运动领导高踞主席台，声嘶力竭振臂一呼，下面万众站脚助威齐声响应。散会各回原单位贯彻落实，雷厉风行。其势一如大字报语言中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受限不能开展和参加运动的地方和单位，领导被冲击、规定遭质疑。不然，怎么会那么迅速就在全国城乡、各行各业全面铺开、波澜壮阔了？不如此，文革伤害的人也不会那么多、造成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大。

　　终于，文革把群众搞烦了、领导搞怕了、定性成浩劫了，人们纷纷与之撇掉牵连。七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看到的文革，就成了现在这样：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小集团寥寥数人威逼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干了那些事情。因这个说法的解释力实在有限，官方便由邓小平亲自出面，举出中共圣人周恩来，说他为了与毛等周旋，减少文革对国家人民的损害，“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相当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吧。周氏以下，干部群众一体适用。法不责众，息事宁人好过一一追究，否则岂不又要挑动群众斗群众了，一不留神就引火烧身了。

　　毛泽东颇懂观人术，他对邓小平的评价略如：你看那个小个子，前途无量；人才难得；政治强！老邓对历史的贡献是设计改革开放，对过来人的贡献则是给大家找到了台阶，因为他深知国人心态。人们回忆文革经历的口径，就这样举重若轻地统一起来了。曾经有人简洁地区分东西文化的特点：耻与罪。东方人要刻意回避“耻”；西方人则认为人性有“原罪”。以文革为例，积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等等，因时移世异被归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羞耻事，避之当然唯恐不及。

　　文革中，全国人民自觉自愿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以示革命觉悟与热情，与今天如此统一回忆口径，都是出于人性的弱点：投身革命，带着趋炎附势的算盘；文过饰非，是怕承担责任吧？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积极过、活跃过的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如著有《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去之后皈依在耶苏基督麾下；住在法国、《一个人的圣经》的作者高行健，是不是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

　　美国南北战争，南方的士兵为奴隶制而战。却有其人的后代，把作过南军士兵的祖辈，被北军俘虏、释放后又回南军再被俘再释放的释放证，当成奖状高高挂在客厅墙上。而偌大一场席卷神州、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就无人表示主动参与、与有荣焉，可见失败之彻底。而其伤人之深者，不仅在于无数人受到它的打击批判，更深刻的原因是，它愚弄了所有恭逢其盛的人。

　　那时，不仅社会主流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大搞斗、批、改；被造反、被批判、被关押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也遵行同样标准，要求自己、检讨自己、为自己申辩-----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那么坏，只是做的不够好！至于零星而又微弱的“异端思潮”，无一不以正统、真正的马列主义自居，认为毛泽东曲解了革命原理。就连受封“人权斗士第一人”的遇罗克，所著《出身论》，要求的不过是“黑五类”子女参与革命运动的权力，因为“我们能被教育好”。违心也好，以子之矛攻盾也罢，即便有过超越时代的人，因其仍以革命阵营中人的面目出现，而未起到“另一种思路与选择”的作用。

　　年轻人对文革不感兴趣可能多半因为弄不懂：左一个战役右一个派别，反反复复所为何来？不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那时，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晕头转向。出于对毛的信仰与依赖，不理解时只会自责觉悟不高，没有人会怀疑毛主席、党中央。其实，我们在迷魂阵里折磨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等一干人也是糊里糊涂、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失去了“斗争大方向”。朝野双方均因认真，愈加痛苦徘徊。人之常情，可恶不过愚弄人，耻辱不过看走眼。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方知心血气力全部白白抛洒，能不悔恨交加、羞愧难当，不忍回首面对？

　　钱锺书先生还提到过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大意是，同一个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含意不一样。就是说，社会公认为“正确”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要变的。比如，先人开疆辟土，可能被后人指责为侵略；惩罚异教的义举，可能在历史上定性成扩张；战天斗地，则毁坏环境生态等等。今天的某些所作所为、建设成就，日后或许变成愚蠢之举、贻祸子孙呢。

　　既如此，我们只能把文革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次实验。人民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用青春和生命，为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付出代价。当然，谈到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不必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大言不惭。只需把文革的历史源流、社会基础、实施过程、社会效应说清楚，让后人看明白：这样的社会实验一次足矣。不要忘记提示他们，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探索和牺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