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硬伤不少(下)


  (九)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8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被改组。其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免除职务。”(见第183页)

  中央文革小组是于1966年5月28日宣布成立的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其成员共有18人。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他们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成员确定后另行通知。这4名成员后确定为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以上合计为17人。后又任命陶铸为顾问合为18人。其中从来没有过林杰。据了解,林杰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文革”开始后曾是中央文革小组中较有知名度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个人员组成很快就发生很大变动。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组员谢镗忠、尹达、郑季翘、郭影秋、杨植霖、刘文珍和顾问陶铸陆续被排除,到成立一周年时,就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9人。为要说清书中谈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所谓“改组”问题,这是需要先弄清楚的。书中谈到的在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经历过一次人员变动确实是发生过,不过谈不上是改组。而且讲的情节和涉及成员也不够准确。首先,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8月下旬所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问题,在中国通称为“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著述。特别是亲自参与其事的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书中列名的穆欣,在自己的回忆录《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一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述。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是:1967年7月和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连毛泽东都无法驾驭的“天下大乱,全局失控”的危险局面。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方设法力图稳住局势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则唯恐天下不乱地挑起了新的“内战”。他们指使红卫兵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公然鼓吹“揪军内一小撮。”8月7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讲话,在外交方面接连制造事端,以致发生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这样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恶性外交事故,破坏中国的国际形像。这一切使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在上海看到《红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曾批示它是“大毒草”。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和整个局势的极端严重性报告了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这种严重的动乱局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稍后又决定对戚本禹暂缓处理)并责成周恩来严肃处理。8月30日晚,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这次变动确实是自发动“文革”以来对日益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重大打击。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已从原来的18人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人了。

  最后,把王力、关锋、穆欣、林杰四人统称为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也是不准确的。激进一词是西方学者的通常用法,按我们习惯的定性则应称为极“左”派。林杰的情况前已述及,他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文革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说了。王力和关锋确实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至于穆欣则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穆欣在“文革”前长期担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文革”开始后,他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6月初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在“文革”伊始,按穆欣在《十年自述》中的话说,他是“在迷惘与惶惑中跟着走”。但后来逐渐看透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阴谋伎俩,“对《红旗》杂志的事,始终采取不沾边的态度”。在中央文革小组,除掉在工作上奉令而做的那些事情以外,在私人关系上一般采取不接触的态度。在内心深处也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打比喻说当时的心情:面对全国混战,两军对垒,自己爬伏在交战双方之间的一片开阔地里,任凭双方互射的炮火在头上横飞,只能静静地伏在那里,走也走不开,动也不能动,不知道拖延到何时才能解脱?1967年7月间,穆欣为他的弟弟杜保同向中央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其中涉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当时名叶宜敬)。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对此极为不满,派人追查。结果发现杜保同是经过穆欣转送这份材料的,于是认定穆欣是“黑手”。1967年9月7日,江青与谢富治下令将穆欣关押到北京卫戍区,穆欣从此失去行动自由。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监禁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9年12月15日,才予以彻底平反。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中被清除,时间上早于王力、关锋,涉及的事情和性质也完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十)关于“五一六事件”牺牲品问题

  “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下的《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见第185页)

  这里有三点是需要与作者商榷澄清的。首先,这里所说的“五个牺牲品”作者是指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发生重大变动中“被撤销职务”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林杰,把这五个人笼统地放在同一罪名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已经判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无的放矢的。其次,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及穆欣被监禁的原因我们在上边已经谈过,都不是因为他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操纵者。林杰更无从谈起。所以,不应当把他们五人说成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本书作者在这里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过程中,确实有文件把这时已被审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列入了“五一六”黑后台的名单之中,而穆欣在秦城监狱也被定为《光明日报》社“五一六”分子的黑后台。而这些是不足为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也被定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后,连林彪也被称为“五一六”集团的总后台。这只能说是中国当时在极“左”的狂热支配下人为地随意制造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绝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此说陈伯达、林彪也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吧。第三,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林杰都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也不确,据了解,林杰和戚本禹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林杰只是《红旗》的一名编辑,而不是副总编。戚本禹在“文革”前是《红旗》杂志的历史组组长,后调到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局副局长,也没有任过《红旗》副总编。

  (十一)关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行为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见第335-336页)书中对这段话作了如下注释,“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至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销毁;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见第335-336页)

  这段注释所引谭宗级教授《教学参考》(下)中关于1966年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根据目前我们所调查和了解到的情况,这封信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远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内容深奥、文字隐晦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更直接而集中的表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意图。其中谈到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提法的“不安”,认为林彪对他的颂扬之词是“吹”,“吹得神乎其神”,“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表达了“盛名之下”仍要严于解剖自己的愿望。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十二)关于迟群和谢静宜的职务问题

  “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他的助手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见第345页)

  根据我们所掌握和调查了解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需要澄清的。这里所讲的小组是指1968年7月中央派往清华大学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过该小组负责人迟群不是8341部队的政委,他仅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江青曾经许愿让迟群当8341部队的副政委,但没有成为事实。其次,谢静宜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的机要员,曾做过毛泽东机要文件的管理工作,可能同时也替江青管过文件之类,但没有做过江青的秘书。

  (十三)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酝酿过程

  “叶剑英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见第366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所述的是1976年8月毛泽东病逝前夕,“四人帮”夺权活动日益猖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叶剑英传记组组长、著名专家范硕将军对叶剑英元帅行踪的把握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据他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所记载:第一,在1976年8月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在北京,而没有到广州。叶剑英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不久,从城里搬到了西山15号楼,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他一直住在这里,并没有在8月份离京回到他的故乡广东。邓小平在1976年4月7日被再次打倒以后,一直被软禁在北京,也从未到过广州;第二,叶剑英在1976年8月前后没有也不可能与邓小平会面并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叶剑英起初悄悄地去看望他,以后不能再亲自去了,就时常让子女去探望。因为当时邓小平已被软禁,而叶剑英早在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被宣布因“生病”而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自身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二人在毛泽东病逝前夕并没有会过面,邓小平更没有向叶剑英讲过如何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话。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这里所引用的加赛德《活跃起来!》一书中邓小平说的与“四人帮”斗争的话,同在周恩来治丧期间,叶剑英与邓小平会面时的谈话有些类似。据《叶剑英在1976年》一书中的记载,在1976年1月,叶剑英同邓小平曾有如下一次对话:叶剑英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叶剑英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邓小平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嘱咐。作者是否把这次叶邓的谈话,时间弄错移后了?

  (十四)革命委员会是否经过民主选举问题

  “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见第552页)

  这里有二点是需要与该书作者商榷的。首先,说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或者是传闻的失误,或者是出于西方某些思维逻辑推演而产生的误解,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委员会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在中央的直接控制与指导下,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原设想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然后实现“三结合”来建立革命委员会,但实践与设想并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结果是越批越对立,越促越混乱,群众组织之间派别林立、武斗泛滥,闹得不共戴天,根本就不可能按行业和系统形成统一的组织或“代表大会”,根本无法实现什么“大联合”,更别说“民主选举”了。按公认的一些准则,民主选举需要有公正的无歧视的选民登记;公开的平等的竞选和自由无压力的投票等,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力。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与其说革命委员会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勿宁说它是所谓“大民主”的产物。这种“大民主”的具体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它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任意破坏,是一场无法无天的社会大浩劫,它不仅不能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而且连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力都无法保障,只能走向民主的反动;不仅不能实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只能使中国社会走向大分裂、大动乱。“大民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其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并没有使“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毛泽东开始也希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具有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所谓“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而体现这一切的依据便是“三结合”中有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就是有各个“造反派”的负责人参加,认为这些人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关可以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就保证了各级领导永远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群众代表”根本不可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即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一部份群众的利益,但在高度集权的革命委员会决策机制中,也主要是“三结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军队干部说了算。据统计,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军队干部,全国共有48000人。其中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所以“群众代表”实际上起不到很大作用。后来,随着省以下各级党委的重建工作的完成,这些“革命群众”的代表在新一届革委会中的比例已大大下降,并且在常委中的比例更小,基本上都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他们不可能有多少权力。

  (十五)关于邓拓之死

  “邓拓1966年5月在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也有人说是自杀)。”(见第600页)

  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事实真相是1966年5月17日夜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自己家中自杀身亡。邓拓死前并未被捕入狱过。所谓“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或自杀)”的说法是不确的。他是在经过1966年5月上旬对“三家村”和《北京日报》的批判,自己被莫须有地诬陷为“叛徒”,北京市委已陷于风雨飘摇境地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之后,怀着悲壮的复杂心情,毅然决定以死抗争的。死前,邓拓在家里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给家人也写了一封信,要求子女永远跟共产党走。有关邓拓自杀的情况,他的夫人丁一岚所写《忆邓拓》,他的儿子邓云所写《回忆我的爸爸邓拓》等文章中都有记述。两文均载《忆邓拓》一书。海外的某些谣传是不可信的。

  (十六)关于四清运动

  “因而,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共发起了一场‘四清运动’,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错误。然而,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见第565—566页)

  这里似有二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阶段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到1964年底;第二个阶段是从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开始到1966年春,这个阶段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四清”仅限于农村,内容是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经验总结的,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这被称为“小四清”。而第二阶段,社教运动就叫“四清”运动,而这时的“四清”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作者可能将两个不同阶段的“四清”运动及其内容混淆了。

  第二,说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农村进行的“四清”运动所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也有待商榷。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从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明确目的。虽然一开始在农村进行“四清”的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从字面上看似乎所清除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虽然“四清”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搞“四清”,其根本出发点和着重点并不在这里。在毛泽东看来,清理经济问题只是运动的着手处和突破口,他最关心的一点是抓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正是由此出发才会逐步发展到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发起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讲得很明确。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时,提出农村“四清”运动应当学习这些地方整风整社的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6日他对大区书记讲: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会后他又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在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这一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以及同年9月27日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中,都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任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来看,说农村“四清”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防止和清除“修正主义”,是要清除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史实是论断的基础,也是判断观点是否正确的标准和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共勉。

  张志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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