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叛徒”与“抓叛徒”运动（下）

　
　　四、“带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对叛徒定性的影响
　
　　以色列学者帕米拉·路拜尔所著《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大革命”：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一书指出，“‘六十一人案件’的涉案人员不仅是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且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社会道德观念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树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长期以来一直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关于‘党’和‘革命’的神话。这个神话完全屏蔽了历史真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党也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许多党员同志也可能发生动摇或叛变。伴随这种神话而来的，是逐渐形成一套带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结果有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政策和策略，便在日后遭到一些不了解历史内情的人们的质疑。”（转引自董国强《〈六十一人叛徒案件研究〉评介》，《二十一世纪》2010年4月号）
　
　　毛泽东头脑中“带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之前他可不这么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薄一波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八路军将领陈赓不满，找刘少奇、周恩来反映意见，说：“从监狱（办自首书）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毛泽东没有采纳陈赓的建议，大笔一勾，把薄一波的名字划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之中。到了“文革”前夕，他认定写了“格调低沉”文章的瞿秋白已经思想变节，“文革”中对薄一波等人刊登“反共启示”更是难以容忍。
　
　　时至今日，信奉这种“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的仍大有人在。如网民秋石客谈到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时就说，“同样的在长沙被捕，时间到了1927年，还是默默无闻的杨开慧，只不过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经过多少上层人士的多方营救，只因为杨开慧不答应活命条件－－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最后被枪杀”（秋石客《黑白分野的刘少奇》）。他完全不顾及刘、杨两人被捕时斗争形势完全不同。刘被捕时湖南军阀势力割据，各派政治力量的并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容易利用其间矛盾，动用社会力量营救出狱。杨开慧被捕时，国、共双方早已公开决裂，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调动10万农军攻打长沙，毛泽东已成为湖南、江西红色武装的著名领袖，国民党方面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他的妻子（杨被害时，毛泽东已与贺子贞结婚。但国民党方面并不清楚）。秋石客荒唐地将处境完全不同的两人被捕及其结局加以比较，反映其对历史的无知或有意瞒混。更重要的是他把“砍头不要紧，共产主义真”的理念绝对化，认定共产党员被捕后只有一死才不会背叛革命。这种看法何其荒唐！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当年指责刘少奇“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的“大左派”戚本禹本人，“文革”中被投入监狱后并没有表现出他所崇敬的“坚贞不屈”品格，为自己的“理想”自殉，或矢口否认所有指控，“把牢底坐穿”，而是乖乖交待了所有问题，认罪伏法，一直活到被释放出狱。
　
　　受“绝对化倾向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的影响，早在延安审干时，有关方面就奉行这样一条原则：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审查。可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也脱不了干系。比如，1927年9月5日，毛泽东从安源赴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在浏阳、铜鼓边界的张坊镇，被一帮团防队员扣留，毛泽东想用钱贿赂他们而被释放，但队长不同意，在押往浏阳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挣脱出来逃跑，跳到水塘里躲蔽到天黑（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148-149页》）。问题是此一情节是毛泽东多年之后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的，找不人为他作证。假如延安审干对象也包括毛泽东自己，就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当年许多干部都因为此类或大或小的经历“瑕疵”，备受折腾，自杀的事例并不少见。
　
　　五、“伍豪启事”成为周恩来的“心病”

　　1967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了，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清轻重，酌情处理。”“变节分子”就是叛徒。几天后，他又在会见外宾时表扬红卫兵抓叛徒“是有功劳的”。

　　红卫兵小将们欢心鼓舞，不久"抓叛徒"就抓到周恩来的头上。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因为事涉自己，加之又是在全国各地"抓叛徒"运动处于高潮的时期，周的反应很迅速。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这是向并不太了解中共党史，却在积极推动"抓叛徒"运动的江青做出解释。不仅如此，他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周所说的两位知情人中，陈云曾于1972年6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一天，他还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身为“抓叛徒”运动主要推手的康生对此说过什么。
　
　　十分注意晚节的周恩来显然认为送林彪及文革小组“阅存”的处置并没有还自己一个清白。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又讲到了“伍豪启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周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因为此时他正身处逆境之中。
　
　　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思潮。3月22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等。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o一六通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随之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o一六革命造反公社”。6月2日，又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o一六红卫兵团”。随后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从7月到8月，“五·一六”组织成员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8月9日，又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8月10日至11日，在毛泽东做出打垮“五o一六兵团”的决策后，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第一次提出打倒“五o一六兵团”的口号。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康生在会上提出，“五o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五o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不过，周本人并不认为“五o一六”组织能翻起什么大浪。9月16日晚，他在接见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说，“五o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参见李晓航《“首都五o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那么，“了不起”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伍豪启事”。“五o一六”组织反周仅仅是从其讲话中挑毛病，找问题，说他保这个，保那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周恩来处处紧跟毛泽东，与江青、张春桥相比虽然有些偏右，却并未与毛以及中央文革尖锐对立，毛本人也无意打倒他。但“叛变革命”的罪名却随时可以把他“打倒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是党内斗争的“利器”。不把这件事说清楚，一辈子不得安宁。所以，即使在9月1日的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康生、谢富治等人都明确表态镇压反周的“五o一六”组织，一向处事稳重的周恩来仍表现出少有的激愤，强烈反对有人利用“伍豪启事”问题“要挟”自己，说他们“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所针对的绝不仅仅是张建旗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
　
　　据吴法宪回忆说，有一次（有的材料称系1967年10月，吴没说具体时间，但表示在1967年冬之前），江青把杨成武和自己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你们现在不能看，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而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伍豪启事》（《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14页）。但接下来吴又说，许把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这是道听途说。
　
　　事实上毛泽东明确表态要晚得多。
　
　　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将刊登《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次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1967年底，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范海泉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启事”一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同年5月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接见会。接见间歇时，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谈话，讲到“伍豪等人启事”时，他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这番讲话能够从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环境看待所谓的“叛徒”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的。如果这些话能够在“抓叛徒”运动一开始时就讲，并且针对所有所谓“叛徒”案件，也许不会出现成千上万的人被隔离审查、投入监狱乃至迫害至死的凄惨景象。此前，刘少奇及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南方叛徒案、新疆叛徒案等已经搞得众多党政高级干部人人自危，即使周恩来本人在那段时间里也随时准备“出事”，甚至连牙具都准备好了（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1968年1月10日，周致信江青，通知她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其实是怀着焦虑的心情想通过她提醒毛泽东，请毛明确表态。果然，毛于6天后在北大学生的来信上做了批示，表明对周还是信任的。
　
　　1972年6月23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在已经打了麻醉药的情况下，强撑着把记录稿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让邓颖超向毛报告。
　
　　邓颖超在1989年4月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见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
　
　　两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件事，二者存在着因果关联。
　
　　1973年6月，周恩来对美、苏两国签订核协定之事表示怀疑，认为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指示“要好好研究”，外交部的同志就此写成《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认为防止核战争协定签订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对此表示异议，说是“放屁一通”。周恩来得知后，要求撤回刊登该文的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谈话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17日，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毛泽东汇报了基辛格访华情况，毛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等人到毛住处开会。毛泽东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江青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争辩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8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做自我检查，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参见陈东林《“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何不考虑让周恩来接班？》）。
　
　　与此同时，席卷全国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也令周恩来严重不安。运动的由来是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这一最高指示在全国传达后，到处都在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批林批孔”。据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姚力回忆，1974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带了20多个人来到中南海西北门，让人叫来周恩来，就在大门内，批判他搞投降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历史上真实的宋江不同，《水浒》中的宋江本是个文艺塑造形象，为他大动干戈，影射之意十分明显。所以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曾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参见秦九凤《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愿望为何落空？》，《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5期）。
　
　　“伍豪启事”是周恩来晚年一大心病。每当新的政治运动搅起历史沉渣，它就会被人提起，在党内斗争中派上大用场。直到去世，周恩来一直为此忐忑不安。
　
　　六、“抓叛徒”运动主要推手们的结局
　
　　“文革”中最搞笑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起劲地组织、推动红卫兵和专案组“抓叛徒”的人，最后自己竟然也成了“叛徒”。
　
　　据《人民日报》的老记者纪希晨说，（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第656页）康生在党内长期主管情报和审干工作，他敢于向毛泽东、周恩来揭发此事，相信不是空穴来风。当然，如果不是抱着1949年以后那套完全变了味的“叛徒识别”标准，仔细核对江、张的相关历史细节，能否得出这个结论，尚待研究。可在当时，这已是了不得的天字第一号政治问题。轻则立即“隔离审查”，重则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可毛泽东听说后，只是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同上书，第657页）
　
　　对“文革”新贵张春桥的情况，周恩来可能知道的更早。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谈到：（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其后，江青仍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又兼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顺便说一句，类似的情况还有陈永贵。毛泽东喜欢的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在抗战时期曾参加过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他当时还没有入党，不算叛徒，可算汉奸）。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中，也发现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此事1948年陈永贵入党时，在申请书表格中是填写了的，保留在昔阳县委组织部的档案里。“九大”召开前，山西要选陈永贵当“九大”代表。主持代表资格审查的69军军长谢振华因此找陈永贵谈了话，并将此事上报中央。周恩来批示：“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后来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向69军传达了毛泽东的话：“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于是陈永贵不仅当了“九大”代表，还当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因为代表资格审查的事，陈、谢结下“梁子”。1974年，时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的谢振华因为《三上桃峰》冤案被江青批判并整下台时，陈永贵一连开了4个月的会批判他，罪状之一就是“整”陈的历史问题“黑材料”。在山西，受此牵连的人无不倒霉。甚至在１９７７年初，还因为此事对王敏等２９人非法审查，住进“土监狱”的６人，进清查学习班的１７人，勒令“讲清楚”的３人。看管小分队三班轮番“逼、供、信”，市公安局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终身致残（参见范银怀《陈永贵过关记》，《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为这场“抓叛徒”运动最后谢幕的是康生。不过不是在他生前。下面是2008年《党史纵横》第1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出来的一件“文革”内幕秘闻：
　
　　1969年11月，公安部派人到上海公安局，出示一份由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处决对象是已被关押近30年，79岁高龄的卢福坦。他曾是中共“五大”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被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据说，卢福坦曾交待过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疏通才得以出狱的情节。1950年代初主政华东的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公安局调查康生，看到卢福坦有关其被捕叛变的报告，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1960年代，谢富治奉旨调阅饶漱石看到的这份档案原件，并做了相关记录。文革期间，台湾当局公布的一份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渠道传到大陆。康生得知卢福坦透露了自己1930年代的这件事，便与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参见王学亮《康生亲自下令枪毙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上述说法真耶？假耶？笔者无从判断。仅凭一个人的口供，未必能坐实康生叛变之事。这是今天在经历了“抓叛徒”运动造成的种种恶果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的清醒认识。而在当时，仅凭这个口供就足以立即把康生打下“十八层地狱”。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下地狱”的是卢福坦这个79岁的“老叛徒”！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第331页）。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