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桌前留影的宋慶齡，透過文字抒發情懷。
1957年12月3日，印度援華醫療隊愛德華博士追悼大會。左起：周恩來、陳翰笙、印度駐中國大使、宋慶齡。（取材自南方周末／周尚文供圖）
《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中國福利會編，東方出版中心。（取材自南方周末／周尚文供圖）
宋慶齡手跡：“He also told me that our CR
office is short of cadres, due to the holocaus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參考譯文：「他還告訴我，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的《中國建設》缺少幹部。」（取材自南方周末／周尚文供圖）
用英文寫給陳翰笙 多著墨時局
最 近出版的《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東方出版中心，2013）是一本難得原始文獻，書中收錄了晚年宋慶齡十年間親筆書信159封，其 中，有近100封是「文革」中後期給陳翰笙的私人信件，宋慶齡內心世界，從中可見一斑。這些信件中，對時局、對親友、對自身處境，都坦陳自己的看法，一些 信箋還寫上「密」和「閱後請銷毀」的字樣，但陳翰笙深知這些書信的價值，冒著風險將其保存下來，為後人留下這筆可貴的文化財富。
陳翰笙與宋 慶齡的友誼，始於1927年莫斯科期間，此後，兩人保持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密切交往。抗戰伊始，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保盟），陳翰笙受邀擔 任保盟中央委員，負責對外宣傳，後又在宋慶齡名下的「中國工合」組織中任執行秘書。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創辦《中國建設》英文雜誌，陳翰笙應邀擔任雜志編 委會副主任，主持編輯工作。長期以來，陳翰笙以其淵博學識、精美文筆撰寫許多時評文章，也曾為宋慶齡代擬不少重要文稿。可以說，他是宋慶齡的得力助手，也 是唯一能在工作上緊密合作、思想上推心置腹交流的摯友。
「文革」初期，陳翰笙遭幽禁，宋慶齡聞訊後立即向周總理求助，使陳得以釋放。這本書收錄的，是從1971年起，即從「文革」中期起到宋慶齡逝世十年間的書信。
需要說明的是，書信不同於日記，時疏時密，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活動軌跡，但這些書信，透露出晚年宋慶齡憂時傷世之情。書信往來，是宋慶齡與外界交往的重要渠道，她的信件，都用英文書寫，主要是習慣於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思想，看來倒不是有意避人耳目。
宋 慶齡晚年，一直病痛纏身。腰腿傷痛，行走困難，還有那惱人的蕁麻疹和眼疾，常年困擾著她的生活。「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紅衛兵叫嚷要衝擊宋慶齡在北京 的府邸，身為國家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內牆上的畫和架上的工藝品，換上毛主席語錄。她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文革」的種種不理解和鬱悶。
1971 年9月5日，宋慶齡致函陳翰笙，這是收入本書的第一封信，信中開頭就說：「親愛的朋友：言語無法充分表達我看到你的手跡時的釋懷和再次聽到你的消息時的高 興。我最後給你的一封信一直沒有得到回復，我開始懷疑是否發生什麼事了。因為現在，生命就像燭光一樣閃爍跳躍，突來的一陣邪風會把它徹底吹滅。」「文革」 乍起，風狂雨驟，這是她最擔心的，因而當看到陳翰笙的來信後，欣慰之情就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了。
挺周總理：我就是總理幫又怎樣
在與共產黨的長期合作中，宋慶齡對黨的領導人充滿了敬意和信賴。這裡，有兩個事例值得一談。
「文 革」初起，是周恩來把宋慶齡寫在「保護幹部名單」的第一位；造反派將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慶齡父母的墳墓掘開曝屍，消息傳到北京，宋慶齡悲痛欲絕，周恩來立即 下令將墓地修復。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離世，宋慶齡抱病參加了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和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追悼會，不料，傳來上面對她的微詞，宋慶齡再也無 法承受，在臥室大怒，說：「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麼樣？！我不幹了，我回上海養老！」1月27日她就回到上海。
「四人幫」粉碎後，宋慶齡有了對周恩來表達感情的機會。1978年4月，宋慶齡得到一座周恩來的雕像，她在信中說：「我覺得這座周總理的半身像做得非常好，這位藝術家捕捉到了他慣常的表情，所以我即將把它連同信一起送給鄧穎超大姐。」她對周恩來一直抱著深深的懷念。
1977 年12月，某單位要求宋慶齡寫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她寫信給陳翰笙，徵求他的意見，並簡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說：「我想我可以寫一篇短文，談談我對他作 為一個普通人的看法。我認為他是我有幸遇到過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誨引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我們必須忠實遵守。（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為 什麼不一舉斷絕他和江青的關係，以防止她製造麻煩？）」奇怪的是，在後一封信中，她寫道：「人民文學出版社昨天讓我吃了一驚。在數月前拒絕了我的《追念毛 主席》一文後，昨天下午打電話說，他們現在想要把這篇文章編進他們的回憶錄。」這件事，當然也不能歸咎於出版社，他們無非秉承了某個長官的旨意。
批江青：故主席的那位缺德老婆
眾 所周知，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為，宋慶齡對她有敏銳的評論。1974年6月，有一個美國人訪問宋慶齡談及協助其拍攝一部有關中國的電影，可是，「後來我被 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該觸犯她！」同年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慶齡遇見江青，信中說：「江青從天津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她希望我們所 有的人都穿襯衫和裙子，可我認為我們目前的這種服裝風格看上去並不舒服。」這是「文革」期間宋慶齡在私人信件中對江青這個「風雲人物」直截了當的評論。 「四人幫」粉碎後，可以公開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因此，宋慶齡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稱江青是「我們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1977年5月），並 說「康生是江青企圖奪周總理的權的幕後策畫人」（1978年12月）。
另外，宋慶齡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說：「唐明照三天前來看 我，說他將去聯合國六個月，擔任我們代表團的秘書長。他還告訴我，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的《中國建設》缺少幹部。」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動 亂」、「浩劫」，是中共11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事，在1972年的書信（雖說是私人信件）中竟然使用這樣的語句，是令人詫異的。宋慶齡使用的是 「holocausts」一詞，翻譯還算貼切。她用這個詞描述「文革」，是耐人尋味的，雖則很難認為敘說者當時已經對「文革」持有鮮明的否定態度，但至少說明他們對「文革」中大批幹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慮和不解。
宋慶齡給陳翰笙的最後一封親筆信，是1981年3月2日，此時距宋慶齡辭世不滿90天。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整理
最 近出版的《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東方出版中心，2013）是一本難得原始文獻，書中收錄了晚年宋慶齡十年間親筆書信159封，其 中，有近100封是「文革」中後期給陳翰笙的私人信件，宋慶齡內心世界，從中可見一斑。這些信件中，對時局、對親友、對自身處境，都坦陳自己的看法，一些 信箋還寫上「密」和「閱後請銷毀」的字樣，但陳翰笙深知這些書信的價值，冒著風險將其保存下來，為後人留下這筆可貴的文化財富。
陳翰笙與宋 慶齡的友誼，始於1927年莫斯科期間，此後，兩人保持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密切交往。抗戰伊始，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保盟），陳翰笙受邀擔 任保盟中央委員，負責對外宣傳，後又在宋慶齡名下的「中國工合」組織中任執行秘書。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創辦《中國建設》英文雜誌，陳翰笙應邀擔任雜志編 委會副主任，主持編輯工作。長期以來，陳翰笙以其淵博學識、精美文筆撰寫許多時評文章，也曾為宋慶齡代擬不少重要文稿。可以說，他是宋慶齡的得力助手，也 是唯一能在工作上緊密合作、思想上推心置腹交流的摯友。
「文革」初期，陳翰笙遭幽禁，宋慶齡聞訊後立即向周總理求助，使陳得以釋放。這本書收錄的，是從1971年起，即從「文革」中期起到宋慶齡逝世十年間的書信。
需要說明的是，書信不同於日記，時疏時密，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活動軌跡，但這些書信，透露出晚年宋慶齡憂時傷世之情。書信往來，是宋慶齡與外界交往的重要渠道，她的信件，都用英文書寫，主要是習慣於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思想，看來倒不是有意避人耳目。
宋 慶齡晚年，一直病痛纏身。腰腿傷痛，行走困難，還有那惱人的蕁麻疹和眼疾，常年困擾著她的生活。「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紅衛兵叫嚷要衝擊宋慶齡在北京 的府邸，身為國家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內牆上的畫和架上的工藝品，換上毛主席語錄。她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文革」的種種不理解和鬱悶。
1971 年9月5日，宋慶齡致函陳翰笙，這是收入本書的第一封信，信中開頭就說：「親愛的朋友：言語無法充分表達我看到你的手跡時的釋懷和再次聽到你的消息時的高 興。我最後給你的一封信一直沒有得到回復，我開始懷疑是否發生什麼事了。因為現在，生命就像燭光一樣閃爍跳躍，突來的一陣邪風會把它徹底吹滅。」「文革」 乍起，風狂雨驟，這是她最擔心的，因而當看到陳翰笙的來信後，欣慰之情就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了。
挺周總理：我就是總理幫又怎樣
在與共產黨的長期合作中，宋慶齡對黨的領導人充滿了敬意和信賴。這裡，有兩個事例值得一談。
「文 革」初起，是周恩來把宋慶齡寫在「保護幹部名單」的第一位；造反派將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慶齡父母的墳墓掘開曝屍，消息傳到北京，宋慶齡悲痛欲絕，周恩來立即 下令將墓地修復。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離世，宋慶齡抱病參加了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和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追悼會，不料，傳來上面對她的微詞，宋慶齡再也無 法承受，在臥室大怒，說：「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麼樣？！我不幹了，我回上海養老！」1月27日她就回到上海。
「四人幫」粉碎後，宋慶齡有了對周恩來表達感情的機會。1978年4月，宋慶齡得到一座周恩來的雕像，她在信中說：「我覺得這座周總理的半身像做得非常好，這位藝術家捕捉到了他慣常的表情，所以我即將把它連同信一起送給鄧穎超大姐。」她對周恩來一直抱著深深的懷念。
1977 年12月，某單位要求宋慶齡寫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她寫信給陳翰笙，徵求他的意見，並簡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說：「我想我可以寫一篇短文，談談我對他作 為一個普通人的看法。我認為他是我有幸遇到過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誨引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我們必須忠實遵守。（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為 什麼不一舉斷絕他和江青的關係，以防止她製造麻煩？）」奇怪的是，在後一封信中，她寫道：「人民文學出版社昨天讓我吃了一驚。在數月前拒絕了我的《追念毛 主席》一文後，昨天下午打電話說，他們現在想要把這篇文章編進他們的回憶錄。」這件事，當然也不能歸咎於出版社，他們無非秉承了某個長官的旨意。
批江青：故主席的那位缺德老婆
眾 所周知，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為，宋慶齡對她有敏銳的評論。1974年6月，有一個美國人訪問宋慶齡談及協助其拍攝一部有關中國的電影，可是，「後來我被 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該觸犯她！」同年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慶齡遇見江青，信中說：「江青從天津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她希望我們所 有的人都穿襯衫和裙子，可我認為我們目前的這種服裝風格看上去並不舒服。」這是「文革」期間宋慶齡在私人信件中對江青這個「風雲人物」直截了當的評論。 「四人幫」粉碎後，可以公開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因此，宋慶齡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稱江青是「我們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1977年5月），並 說「康生是江青企圖奪周總理的權的幕後策畫人」（1978年12月）。
另外，宋慶齡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說：「唐明照三天前來看 我，說他將去聯合國六個月，擔任我們代表團的秘書長。他還告訴我，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的《中國建設》缺少幹部。」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動 亂」、「浩劫」，是中共11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事，在1972年的書信（雖說是私人信件）中竟然使用這樣的語句，是令人詫異的。宋慶齡使用的是 「holocausts」一詞，翻譯還算貼切。她用這個詞描述「文革」，是耐人尋味的，雖則很難認為敘說者當時已經對「文革」持有鮮明的否定態度，但至少說明他們對「文革」中大批幹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慮和不解。
宋慶齡給陳翰笙的最後一封親筆信，是1981年3月2日，此時距宋慶齡辭世不滿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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