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之命运）》陈伯达 范文澜著，冀晋日报社1945年12月出版
《中国之命运》版本之一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书是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代笔而成的（陈布雷是蒋著执笔者之一）。
先来看一下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的细节。30天发行15万册，用最好的纸张印刷，价格也极便宜，让百姓都买得起。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很快在中国发行100万册。这书国内赔本，卖的英文版权赚钱。
《中国之命运》共分八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 (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中国之命运》有两大论调。一是，全力宣扬中华民族所谓“固有的德性”，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过多地强调民族自尊，全书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与英美结盟后，废除了平等条约，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二是，国民党是抗战建国、民主复兴的力量和希望；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流露出反共的倾向。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说的很明白：
自（1942年）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定国民必须阅读，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引来三方面的批评，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主的批评和反感；来自中共的批评；英美西方大国也是二战同盟国的批评。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令对他报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而就在1942年，闻一多和长子闻立鹤谈时事，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抱有相当的信心，把他视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南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无独有偶，1943年，联大历史系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雷海宗指的美国汉学家是费正清。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3年5月，费正清昆明读了《中国之命运》。他发觉，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是一种侮辱。费正清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就这本书做了交流。
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这里的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老金（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现在蒋介石公然侮辱了他们。
费正清在阅读《中国之命运》的过程中，“感到十分骇然”，认定这本是“利用历史来达成政治目的”。因为《中国之命运》中有这样一个论调，“帝国主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费正清慨叹：“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对蒋介石感到彻底失望，有的远离国民党政府，并走上左的道路。而在蒋介石政府任职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呢。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家、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何廉回忆录》中说的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即使执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认为蒋介石用你，但并不信任你。
在中共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无疑是“反共宣战书”。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蒋介石的日记中称英美不满《中国之命运》：“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看来此书的出版，也招致英美方面的批评。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辗转迁移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原清华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后从昆明到重庆从政，任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参与将《中国之命运》翻译为英文的工作。浦氏回忆：“当时高级文武官长对实际执笔人，殊颇不满。??不平等条约固是国耻，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一切之堕落，皆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客观研究殊有问题。质言之，殊难折服盟邦在朝执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时犹需酌量，况在战时，又何况在需求协助合作之关头？”
蒋介石好不容易出版这样一本书，却引来各方面的批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新闻、出版、言论等方面的生态。至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大的影响，蒋介石无法预料。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
从西南联大教授的批评来看，蒋介石一书的《中国之命运》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到抗战胜利、内战顿起时，又失去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书里书外，连接着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风云。
刘宜庆，《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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