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忆江青对我的数次“问候”

　　1973年夏天，谢静宜到我家里来，说江青派她来问候我。

　　问候完了，就建议我写封信感谢，还不断有人来催。我当时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主席的，问候我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就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这封信交给了校党委。

　　1973年这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过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吧。

　　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

　　1975年他们曾来找我去看长沙出土的帛书《十大经》。他们有一个读书会，叫我去讲过一两次《韩非子》。他们写的有些关于批孔的稿子，有时也送我一份打印本。我当时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这些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放在一边。《论孔丘其人》初稿打印本也给我看过，我当时只认为是一篇考据文章，作为考据看，也算是用了些功夫，不过作为批孔丘，并没有很大意义。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组通知我进城开会。先到大批判组聚齐上车，也没有说开什么会。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进去一看，到的是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批林批孔班子。坐下以后，有人悄悄地对我说："等会儿领导同志来了，你说话别罗嗦。"我不知道他打这个招呼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次会是不寻常。江青等人和一些领导同志进来了，走过每个人面前时都握手。江青走过我面前时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王洪文首先发言，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以后进入漫谈。江青发言最多，也最拉杂。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凡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的特点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周亚夫打七国是阶级斗争，也是儒法斗争。漫谈将结束，江青又请叶剑英同志作总结。

　　叶剑英同志也讲了一段，大意是说，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会照当时的情形看，是江青主持的。她是这个会的主持人，也是主要发言人。因此我得到的印象是，江青是代表党中央向参加会的人布置评法批儒的任务。当时我认为，她的话必有所本，可能是毛主席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示，领导同志离开会场以后，有人说："今天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外，都出席了。"我的眼睛不好，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看起来他们都信以为真。

　　江青在要离开会场的时候，说："我在下面有几个点，最近要下去看看，你们也可以去。"隔了几天，大批判组将我叫去。到那里以后，谢静宜告诉我说，她们要出去一趟，问我的身体能参加不能。我说能参加。当时我想，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还没有出过北京，有机会下去看看也好。谢静宜说现在就要走，叫我回家拿着日用的东西，一起上火车站。她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

　　到了火车站以后，迟群、谢静宜已经先到了。她们让我走进一列"专车"，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问他们，他们也都说不知道上哪儿去，去干什么。上车等了一两个钟头，车还是不开，我就先睡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说，到了，都下车。下车到站上一看，原来是天津。坐上汽车，到了招待所，这才吃晚饭。吃罢晚饭，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有人传话来说，大家都睡吧，有话明天说。第二天早饭以后，传下来了三条禁令：一不准写信，二不准打电话，三不准上街。还说招待所有个小花园，在小花园转转可以，可不能出大门。

　　我和同来的人到花园转了一圈，江青来了，原来她住在另一个地方，只有迟群、谢静宜同我们一起在这里住。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王曼恬，也跟着江青来了。江青召集去的人开会，开会时她先同王曼恬说："听说你们要请我们吃饭，不必请了，就算是个聚餐会，大家都出钱，这几个钱我们都还出得起。"她问我："你的工资多少？"我说："三百三十五。"她说："比我的工资还多啦！"她又对王曼恬说："你看，聚餐费都还出得起吧？"

　　接着她就拉拉杂杂地谈起来，也没有说这次来有什么任务，来的人有什么工作，只讲她的历史。她说她小的时候念过私塾。在私塾里，学生有错，先生可以用板子打手心。那种板子又大又厚，挨起来可痛呀。可能是她挨过那种板子。后来她到山东大学，跟赵太侔、梁实秋学一点西洋文学。她说，梁实秋谈话很有意思。诸如此类的话，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让别人说话就散会了。下午，在招待所看了一部香港影片。电影还没有看完，我就觉得浑身发冷，打战，发高烧了。我的左腿有一个丹毒的病根子，想必是丹毒又发作了。迟群送我到医院，医生诊断，果然是丹毒急性发作，就住医院。刚进病房，又来通知，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医院。在那里一直住到6月底，家里人还不知道。后来有人先回北京，到我家里说了，叔明到天津来把我接回北京。

　　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对我进行了点滴治疗，躺在床上不能动。迟群来说："一切活动你都不能参加了，你这次到天津，就算参加会而不参加活动。"究竟是什么会，他也没说。后来听医院的人纷纷传说，才知道就在我进医院那几天里开了一个铁路工人主讲的批孔会。说是铁路工人主讲，可是江青讲的话最多。在发言开始以前，会场上宣布说，到会的有某某等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我这才了解迟群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原来这个会名义上是铁路工人召开的以批儒为目的的会，实际上是江青召开的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会。她叫我们这些人去，为的是虚张声势。

　　我躺在床上，身子不能动，头脑还是清楚的。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小靳庄的农民诗，我想农民还能写诗批儒，知识分子还不能吗？我就随口作了几首诗，让护士们写下来，越写越多，就成了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咏史》二十五首。

　　其中有一首的两句是说武则天的："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两句诗最受批判，说是捧江青做皇帝。我当时的思想，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的，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算是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

　　至于有些别的句子，有些人随意解释，例如这组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说："深谢耆年带路人。"这个"耆年带路人"明明指的是毛主席，可是有人竟然说指的是江青，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

　　在我离开天津的时候，我们原来同去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已先回北京了。我是由天津卫生局派了一位大夫把我作为病员送回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后，紧接着又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那时候身体还没有复原，只参加了一些大会，小组会都没有参加，只是作了几首诗，《咏史》那一组诗中有几首是在这个时期写的。

　　在会议闭会的那一天，当时的政治局又接见了。还是江青讲话最多，她还说，可以在报刊上另开一个专栏，发表对于评法批儒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后来并没有实行。接见以后，会议就闭幕了。在闭幕后回北大的路上，我对大批判组的一位负责人李家宽说："我以为还有个闭幕式哩。"他说："政治局接见就是最隆重的闭幕式。"

　　在这个会议上，《光明日报》的编辑找着我，说他们要发表《咏史》那一组诗，我叫他们去问李家宽。李家宽不同意发表，他说："对于历史上有些人的评价，还没有定论，如果先发表了，如果与将来的定论不同，那就不好办。"《光明日报》同李家宽交涉了好几次，最后拿了一个校样叫我看，并且说："决定发表了。你再看看。个别的字修改一下可以，句子不能改了。"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作的，他没有说。

　　除了《咏史》以外，还在我的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几首诗。有一首是我生日自寿的五律，起首两句是："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收尾两句是："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开首两句出于毛主席早年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主席这首诗虽未正式发表，这两句警句则流传甚广，我暗引了。我这首诗，起首是要学习毛主席对于人生的豪情，收尾是要跟随毛主席继续前进：这个意思首尾一贯，本不费解。所以"奔走在马前"是指在毛主席的马前。可是有人硬说是指在江青的马前，其根据是据说江青好骑马，而不管全诗首尾的联系。这显然是误解。

　　1976年唐山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校党委会派人来叫我起来，说江青来了。我赶紧起来，江青已经到了地震棚的门口。她进入地震棚以后，坐了几分钟，说："地震还要持续很久，你们都要住地震棚，你能带头，很好。"叔明问她身体可好，她说："在这个时期，好也得好，不好也得好。"一边说，一边就起身走了，外边已经聚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高呼："毛主席万岁！"她走了以后，党委会的人叫我写感想，我说等明天早晨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要，我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说：

　　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我当时始终认为，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来的，隔了一两天，党委会又派人来说，江青送来了两部电影，在五四广场放映，叫全校的人都去看。我心里想，江青大概是要学报上所说的一个公社领导同志那样，叫社员都去看电影以躲避地震。不过我们这个地震棚也就够安全的了。我对他说，我晚上出去不方便，不去看。第二天，两校大批判组中北大的人来说，江青又来了，叫我们去。坐上车，一直开到清华。原来江青先到了清华，在清华工字厅里边的地震棚里讲话。我进去以后，江青就问："昨天五四广场的电影，你去看了没有？"我说："没有去。"她说："昨天晚上宝坻确实有地震。"当时北大党委的领导已经先在那里，江青说："你们搭棚子还不是办法。"忘记是迟群还是王连龙说；"那您就下命令怎么办吧，两校的人都在这里，马上执行。"江青又说，她所以没有说看电影是躲地震，因为国务院不是这样说的。江青说完，就站起来走了。我坐的车也离开清华，开到朗润园大批判组。有人从里面出来对司机说："他不参加。"司机就把我送回燕南园。在清华谈的时候，有些摄影记者照了一些相片，后来学校把它放大张贴出来，这些都是新闻照片，并不是摄影留念之类的相片。

　　共识网书摘，摘自冯友兰：《冯友兰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