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1949年3月1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桥儿沟出生，后来姥姥邓耀珍说：“孙女在桥儿沟生，就给她取名『桥桥』吧！”

　　二女儿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与姐姐形影不离，分外亲热。习近平、习远平两兄弟小时候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好学上进，招人喜爱。

　　习仲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人。他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不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

　　齐桥桥穿过的衣服，再给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

　　有时候他也和孩子们一起去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

　　（习家）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齐桥桥上初中时，母亲齐心把炼钢时穿过的一件大襟罩衫给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钢花烫出的洞眼。齐桥桥穿过的衣服鞋袜再给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

　　孩子们习惯穿旧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不自在，因为同学们穿得都很朴素。以至于习仲勋后来给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好一点。”

　　习家人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烟头，他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

　　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不仅儿女们一直保持着，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习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习仲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车接过他们。孩子们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

　　有时孩子们吃冰棍花了钱，就没有足够的钱乘坐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路远累得走不动了，齐桥桥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车，为的是省钱。

　　为了不让学校知道女儿是副总理的孩子，让其改随母姓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

　　习仲勋坚持让齐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

　　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又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习仲勋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职务最高的时候，这时他对子女教育的要求更加严格。

　　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

　　他和前妻生有习和平、习乾平、习富平（习正宁）两女一男。女儿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

　　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乾平继续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然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

　　就在快要报到之前却起了变故，原来习仲勋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习正宁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仲勋深知儿子当年因他的牵连而在毕业分配时受了影响，但他这次还是让陕西省委做工作，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他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家的忧伤往事：女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

　　在文革中漫长的监护日子里，习仲勋有八年时间没有妻子和孩子们的任何音讯，更不知道他们的境况。

　　之前一次见面还是在1965年12月。那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妻子齐心，在习仲勋赴洛阳前专门请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后两人再没见面。

　　他惦念着齐心，齐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心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与习仲勋没有“划清界限”，被康生列入500人黑名单之中受到审查，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之久。

　　当时四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桥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安安到山西省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公社云冲大队插队，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上“五七”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到工厂当车工学徒。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齐心于1972年冬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希望能与习仲勋见面。周恩来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予以落实。

　　之后不久，习仲勋被专案组带到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方，齐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习仲勋，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没有见过孩子了，顿时热泪盈眶。面对两个女儿，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看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习仲勋离开家时，近平11岁，远平8岁，这时已分别是19岁和16岁的大小伙子了。

　　25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场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习近平：“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实在难以脱身，于是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写道：

　　自我呱呱坠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以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您这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

　　二是学父亲做事……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习仲勋传》编委会，《壹读》杂志摘编于《习仲勋传》（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