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1日 星期五
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上篇之1)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毛氏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
梁启超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约翰洛克
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
摘自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一,1949年后毛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绞肉机里,数千万百姓被虐死。唯1962——1965年间,毛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国内政治气候略有缓和,百姓稍能休养生息。那时虽然还是充满了争议和矛盾,却是值得怀念和研究的年代。
先说说何谓毛时代,这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关键是时间难以界定,往远处说,1927年朱毛井冈山会师,算不算毛时代开始?应该不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等都在上海,共产国际也未承认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往后说的比较多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说从此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而有人说毛在党内执政是1935——1976共41年。其实这也是讹传,遵义会议选出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洛甫),毛还称张是“明君”,毛泽东只是中央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经过毛的纵横捭阖,已确立了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时代算是正式开始了。其后1945年4月召开党的七大,只是组织形式的确认。但是,毛那时也只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里说一不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延安政权、汪伪政权、满洲国都是非法的国中之国。要说什么毛时代,还是为时过早。
真正的毛时代开始,只能是1949年问鼎之后。但政治体制则是延安政权的延续,即从一个阶级的专政走向一党专政,再走向一个领袖的专政。朕即是党,朕即是国家,毛泽东成了没有名份,但实权超过任何一代帝王的皇上。其实说破了,这也不是中国特色,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是一个模式,对此从俄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普列汉诺夫,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南尼,都早有论证。
而毛泽东又是把这种领袖专政,天衣无缝地对接到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佼佼者;也是把历代封建暴君的凶残暴虐阴险诡诈,缝上了马列主义外衣而大行其道的首创者。美其名曰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其实两者实质是一样的。一句话,罪恶的毛时代在中国,除台湾省以外,全面登场了。
现在已有充份资料可以证明,所谓毛时代,就是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针指引下,依仗强大的专政机器,包括全面的舆论控制,在中国强制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不惜发动一次次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大搞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一体化。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甚至人的思维意志,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实则是统治集团所有。舆论宣传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民的思想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已经统一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了。
事实正是从此亿万国民遭受一大二公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剝夺,人人皆是一无所有的两脚劳动机器,连脑海里的思维意识,也被严密控制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这么说,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每深入一步,中国人就向地狱的深层,继续坠下一步。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数亿农民整体沦为农奴,听任统治者对其疯狂役使,如驱使九千万劳力上山,砍掉中国85%面积的森林,为的是什么钢产量要超英赶美,结果炼出的只是一堆废渣,而古老的神州家园,却受到了彻底破坏,遗害至今。又为了什么支援亚非拉革命,要国人勒紧裤带,保障巨量的优质的农付产品出口,和毛泽东天量的巨额消费,不惜以反瞞产私产名义,掘地三尺搜括“余粮”,从而在风调雨顺的年代,活活饿死三千多万农民!
这些都是毛时代的“丰功伟绩”,罪魁祸首当然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全国人包括党内的高官,都匍匐在脚下,成了他的奴才!而且还是如鲁迅所言,是求做奴才而不得的年代。
为何会这样?毛泽东有三头六臂吗?非也!体制使然。体制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受监督不受约束,又要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铁律。同时又决定党管一切,包括官员任命、舆论一律、经济体制一律。全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乃至人的思想意识,最后都成了毛泽东的私产!如果不是毛的私产,能在数千万百姓被饿死的年代,为毛修建六十一处豪华行宫吗!那一处行宫不是耗资亿万!取行宫一角,或减少几个看门人,或少印几版红宝书,能给毛泽东做多少件睡衣,烧多少盘红烧肉?
毛泽东为何能在中国如此橫行霸道肆无忌惮,一言以蔽之,都是权力不受限制不被监督惹的祸!权力就是毛的通灵宝玉,谁要对毛的权力有星儿点点的觊觎冒犯,不问你是谁,必定会死的很难看!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相关资料的部分解密,尤其是有识之士的探索研究,已经得多数国人的共识。即西方传来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中国带来的不是全民福祉,更不是什么人人平等幸福,而是一条祸国殃民的罪恶之路。
今天我想换个思路,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撇开苏东巨变、越南改革,乃至朝鲜称帝都不谈。也不说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功过是非。回个头来,就说说毛时代的事,不说毛时代坚持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什么严重恶果。反过来探询一下,铁桶一般的毛时代,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那怕只是暂时偏离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句话要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有没有什么时候,毛泽东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和要打倒的走资派或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具体点说就是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们,治理这个国家,和一言九鼎的毛时代相比,有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尤其是那个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稍稍好了一点,还是更差了;因人祸大批饿死人是还在疯狂的蔓延,还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如果情况有所好转,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呢?还是撇开或是暂时背离的结果呢?
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因为在1962——1965年间,确实发生过毛泽东短暂离开权力中心一事,而且毛退居二线之后,中国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又确实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研究1962——1965年国内时局变化的前因后果,可以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引发我们的思考:一是那场人祸大灾难,罪魁祸首或曰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抑或是各级领导人人有责,它关系到历史审判的公正性,并与当今社会前进中,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密不可分,那就是中共与毛能不能切割,切割了会怎样,不切割又会怎样?还有,血的教训教会我们该如何认真地面对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全民福祉出发,而不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是坚持它,修正它,还是彻底摒弃它?
在说国内局势之前,先简约的说一点当时的国际形势。
二,国际形势:毛泽东对外依然奉行意识形态高于国家利益的错误方针。以饿死千万百姓为代价,耗巨资搞“三斗一多”输出革命,搅得多国神鬼不灵,也错过了二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很多国家乘机大发展的机会。
1962——1965年间的对外方针,还是在延续毛泽东的错误政策。
那些年总的来说,国际局势是相对平静的。虽说两大阵营冷战持续,但热战范围极小。朝战已停,台海炮战已近熄火。非洲、拉丁美洲的局部战争,本不干中国事,我们却以饿死国人为代价,用真金白银粮食去什么支持亚非拉,结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并未结交几个真朋友。天天髙唱什么打倒帝修反,坚持所谓的“三斗一多”,即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做坚决斗争,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支出只能多!比如所谓东南亚革命烈火,本是我们自己革命输出烧起来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是我们出钱出军火闹起来的,闹得人家鸡犬不宁。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年代,我们不干傻事,一刀两断了,游击队员纷纷走出丛林,该干啥还干啥,国内安宁了。2006年我去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广场纪念碑前,看到了纪念碑底层,是一叠一叠尸体塑雕。导游告诉我们,这是要告诉大马国人,从此之后同胞之间,再也不能互相残杀了;在印尼,我们支持共产党艾地和左倾的苏加诺,弄得断交几十年,大批华人商店被砸,华人被杀,到今天还是麻烦;我们誓做越共大后方,集中全国资源包括兵源,大批大批往南运,结果养了一群白眼狼。中越之战,他们垒防御工事,用的居然是我国援助的大米包;更不堪的是中越之战,我们竟然是为了支持最血腥、最残暴、滥杀了三分之一本国人,包括数十万华侨的红色高棉反动政权。而那个反人类的刽子手波尔布特,竟然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大屠杀后波氏到中国来,得到了毛的夸奨,说他一举消灭了阶级。这些杀人狂,正在受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审判,但至今未见我们主流舆论表态,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一贯正确?
回顾二战后1945年至1965年,国际局势相对缓和时期。很多国家乘这个机会,积极疗治战争创伤,加快建设发展脚步,尽快地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最典型的要数二战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世界经济大恢复大发展的良机,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从而迅速崛起,一举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典型的代表要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所谓亚洲四小龙了。
可惜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好良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国际关系上,一直是意识形态高过国家利益。天天抱着什么“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敌人时刻会来”这本经,在自说自话,尚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得罪人越来越多,国家资源损失越来越大。自己勒紧裤袋支援别人,还被别人当冤大头。干这种傻事的罪魁祸首,还是那个中国人的灾星毛泽东。传言有的外国飞机要飞中国,临时在机身上刷一行大红字: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就能得到大把大把银子。
好在这种傻事也有干到头的时候。1976年那个祸国殃民的魔头毛泽东死掉了,什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渐渐黯淡无光了。新一代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对外实行韬光养晦不出头政策,断了那些早该断了的粮响和军火物资。网载金正日有一次来中国狮子大开口,长长的要求援助单子上,竟然包括有核潜艇等!邓小平批示:“一个子儿也不给!”金二气急败坏,也无可奈何。既保护了国家资源,又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为何不能坚持呢?现在干嘛每年要多少亿多少亿填这个无底洞呢?网载近些年我们又免去了非洲国家多少亿多少亿债务,又援助了那些国家多少亿多少亿。为何要这样,决策者还是对老百姓讲清楚好!
不过,国际上的事再复杂,也不如国内的事,更和亿万百姓休戚相关。我们还是认真关注一下1962——1965年间,国内的时局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五十年前的国是,应该还是触手可及的。
三,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大,可以说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交出手中的权仗。七千人大会在削弱毛的极权统治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但毛泽东不仅没有悔过认罪,且怙恶不悛,一直在窥测时机,准备全面反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是个分水领。往前三年,中共中央发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运动。从而造成人类史上空前的人祸大劫难,三千七百多万老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执政党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挑战,生死存亡,可能只是须臾之间。虽说这场人祸大灾难,毛泽东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一意孤行。面对全国各地的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凄惨景象,毫无怜悯同情之心,为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不惜对中国数亿农民,做彻底的掠夺,从而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贯彻三面红旗的决议,毕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出了纰漏,都推到毛一人头上,说起来也是不公正的。那些党的高层领导,具体点说,那些位列政治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们,在那一系列重大灾难面前,他们一个个究竟扮演了什么样角色?说的更实际些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之间,是意见一致呢?还是一开始就有分歧?还有在灾难发生和蔓延的过程中,特别是当灾难后果已突现,数千万百姓被饿死,已经充份暴露之后,常委首脑们,又都是如何对待的?
要说清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因为很多资料未解密。只凭演绎推理,两边都可能是陷阱。往这边偏一点,就可能为已经从一党专政过渡到领袖专政的独夫民贼,二十世纪残害人类恶魔之首毛泽东开脱罪责,弄得错误罪责人人有份,从而无人对屈死的三千多万亡灵负责;往另一边偏一点,也可能只看到大独裁者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孽,而忽略了放过了对这场大灾难,也犯过不可饶恕大罪毛的同僚们下属们,而这些人之中,包括他们的后代,即所谓“太子党”、“红二代”们,有的至今还在扮演一贯正确的角色,妄图逃过历史的审判,继续享受极权体制带来的红利,成为权贵阶层的中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存在着这样的二难推理。在历史真相没有充份披露之前,在人们还大部分没有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和定式思维之前,这样的难题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內,困绕着我们,阻碍我们去发现真相,寻找真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寻找真理的路上,艰难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千人大会,是解开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乃至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这次大会起码可以吿诉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共产党从执政以来,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私有制,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一路走来,虽然阻碍重重,反对者甚多,有时会表现得很激烈,甚至血雨腥风,但执政者大体上还是自我感觉良好,主流舆论上,也一直在吹噓鼓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到了大跃进年代,由于全国全面的瞎折腾,执政者的疯狂掠夺,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几千万人饿死,纰漏闹大了。各级执政者,只要良知未泯,又未作恶太多者,已开始省悟到,这革的什么命,又在革谁的命?网传周恩来临终前,有所忏悔地邓颖超说: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会革成这个样子?1949年之后是天翻地覆了,最后谁受益谁受害呢?
可以这么说,当时惊天的人道灾难,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政权的存废是须臾之间的事。就差有人揭竿而起了。深谙统治谋略的毛泽东,一再说那时的基层统治者,三分之一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其实毛泽东是过高地估计了那时的形势,他的僚属们,面对数千万善良百姓,在共产风肆虐下枉死,只要不是天良丧尽的各级官员,无人不知晓如此反人类的滔天罪孽,罪魁祸首非毛泽东莫属。中共如果要在中国继续执政,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毛割裂!毒蛇噬指,壮士断腕。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邪路,回到人类共同文明,遵守普世价值的光明大道上来,才会有理想的明天。弃毛或继续受毛的奴役,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未来。对此毛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尽管他依然想,继续牢牢地握紧手中的权柄,但在七千人大会当时的氛围下,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毛泽东是个嗜权如命的人,权就是他的命根子,要他交权和要他命差不多!他会老老实实拱手把紧握在手中几十年的权交出来?举个后来的例子: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人都知道毛钦定的接班人,已经写进了党章,又写进了宪法的林彪,居然背叛了毛,林的儿子林立果等居然搞了个“五七一(武起义)工程记要”,把毛臭骂了一通。毛感到不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又生了一场病,日子过的悽悽惶惶的,整天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这时摸透了毛心事的周恩来,凑到毛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主席,大权还在您手里!”毛听了马上精神了,又能威风八面了。到临终没多少日子了,起不了床走不动路了,半边口角直流哈喇子,语无论次辞不达意了,还狠抓权力不放手。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发言,我们对当时的时局,就会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其中我尤为关注的是彭真的言行,和刘少奇讲话时毛的态度。
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党中央的错误:“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下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也好,彭真也好,作为中共的最高层核心领导成员,在那场人祸大饥荒中,对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都犯有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但是,他们在面对数千万枉死的骨肉同胞灵前,还没有天良丧尽,还知道自己罪责难逃!所以他们还能在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暴君面前,不顾自身及全家安危,做一点折冲樽俎,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罪恶的权仗,使苦难的中国人,在下沉到灾难的深渊中,速度稍稍缓慢一点,在暗无天日的黑幕里,看到一点生存的曙光。这样到有做历史结论的那一天,人们会做出公正判决的。
当然不只是刘彭二位,在高层直至政治局委员,省部级领导之间,除了林彪紧跟毛并阿谀逢迎为毛开脱罪责之外,与会者大体上还是认识到执政者罪责的严重,嘴上不敢说,彭黃张周和三百多万右倾分子就是前车之鉴。但心目中和私下的议论中,多数人都知道了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只是因为和自身利益关系太密切了,不能也不敢表达而已。
大会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基本认清了毛专制独裁的暴君本质,更了解到毛治国无能,只会大哄大嗡式的搞群众运动,结果是劳民伤财,国力式微,经济崩溃,环境破坏。毛和紧跟他的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张仲良舒同等,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比较务实,或也曾疯狂过的跃进派,在血淋淋的社会现实面前,转向务实的高层领导,逐渐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同。而这个认同非常重要,为毛退出权力中心,刘周邓陈等务实派,走上一线领导岗位,在1962——1965年的调整恢复期间,重要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
唯有毛泽东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却怙恶不悛,一直怀恨在心。他在窥测时局,等待时机,全面反击。
四,陈云、刘少奇与西楼会议。在刘少奇支持下,陈云在会上长篇大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收起了毛式的什么超英赶美的神话,实施艰难的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政策,努力解决国人的吃、穿、用问题。毛泽东治国无能,却对中国人吃了几天饱饭,恨的咬牙切齿!认定陈云等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1047页记述:“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七千人大会是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答案”。薄的记述和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会议主角是陈云,主持人是刘少奇。刘少奇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50——1052页)而刘的这些话,则是听了陈云的这一段谈话而说的,陈云说:“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累计有50亿元。”此言令刘周邓等中央领导异常吃惊。
陈云在2月23日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长篇讲话,提出当前经济形式主要困难的五个方面:
农业大减产。1961年比1957年粮食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家财力的承受范围;
钞票发的太多,通货膨胀;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这一条有些不靠谱,是他鸟笼经济思想的局限,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化错误政策的继续。从统购统销到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直到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民受剝削最深最重,作为直接管经济的,陈云有错也有罪,这里不展开讨论。——笔者)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说到陈云提出的旨在挽救颓局的五项具体措施之前,先简约说一点当时经济的实际情况:
1962年本是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最后一年。人们很关心二五计划执行得怎么样了?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是受到严重挫折?据2009年凤凰资讯—历史—国家记忆栏目披露,二五计划正赶上大跃进大饥荒,各年度计划都有过大幅度的调整,忽髙忽低,高低之差就像是过山车,比如工业增长速度,最高达51。8%,最低至—38。2%。前者当然是假大空的跃进计划,后者是牛皮吹破之后的报应。终于成为唯一没有公布的五年计划。
但一些重要结果有记录:1962年与1957年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年平均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年平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平圴下降了5。4%。不过这些数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里面水分依然很大,不过也足以证明,经济确实大崩溃了,大批善良的百姓,正在以千万计的死去,活着的也是在炼狱里苦苦挣扎。远不是当今拥毛派们,还在鼓吹大跃进有什么十二大成就。
针对当时的主要困难,陈云提出了六点解决措施:
将1963——1972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前后两段,前为恢复阶段、发展阶段,约3—5年。后一段工业也应适当放慢速度;
减缩城市人口,进行“精兵简政”;
采取各种办法,回收过量发行的纸币,稳定物价;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集中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用奖励的办法,鼓励增加粮食、棉花、经济作物的增产;
计划机关要充分重视农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会上周总理也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未完待續)
茆家升,《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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