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上篇之1）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毛氏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
  梁启超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约翰洛克

  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

  摘自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一，1949年后毛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绞肉机里，数千万百姓被虐死。唯1962——1965年间，毛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国内政治气候略有缓和，百姓稍能休养生息。那时虽然还是充满了争议和矛盾，却是值得怀念和研究的年代。
先说说何谓毛时代，这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关键是时间难以界定，往远处说，1927年朱毛井冈山会师，算不算毛时代开始？应该不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等都在上海，共产国际也未承认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往后说的比较多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说从此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而有人说毛在党内执政是1935——1976共41年。其实这也是讹传，遵义会议选出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洛甫），毛还称张是“明君”，毛泽东只是中央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经过毛的纵横捭阖，已确立了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时代算是正式开始了。其后1945年4月召开党的七大，只是组织形式的确认。但是，毛那时也只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里说一不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延安政权、汪伪政权、满洲国都是非法的国中之国。要说什么毛时代，还是为时过早。
  真正的毛时代开始，只能是1949年问鼎之后。但政治体制则是延安政权的延续，即从一个阶级的专政走向一党专政，再走向一个领袖的专政。朕即是党，朕即是国家，毛泽东成了没有名份，但实权超过任何一代帝王的皇上。其实说破了，这也不是中国特色，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是一个模式，对此从俄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普列汉诺夫，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南尼，都早有论证。

  而毛泽东又是把这种领袖专政，天衣无缝地对接到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佼佼者；也是把历代封建暴君的凶残暴虐阴险诡诈，缝上了马列主义外衣而大行其道的首创者。美其名曰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其实两者实质是一样的。一句话，罪恶的毛时代在中国，除台湾省以外，全面登场了。

  现在已有充份资料可以证明，所谓毛时代，就是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针指引下，依仗强大的专政机器，包括全面的舆论控制，在中国强制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不惜发动一次次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大搞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一体化。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甚至人的思维意志，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实则是统治集团所有。舆论宣传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民的思想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已经统一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了。

  事实正是从此亿万国民遭受一大二公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剝夺，人人皆是一无所有的两脚劳动机器，连脑海里的思维意识，也被严密控制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这么说，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每深入一步，中国人就向地狱的深层，继续坠下一步。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数亿农民整体沦为农奴，听任统治者对其疯狂役使，如驱使九千万劳力上山，砍掉中国85％面积的森林，为的是什么钢产量要超英赶美，结果炼出的只是一堆废渣，而古老的神州家园，却受到了彻底破坏，遗害至今。又为了什么支援亚非拉革命，要国人勒紧裤带，保障巨量的优质的农付产品出口，和毛泽东天量的巨额消费，不惜以反瞞产私产名义，掘地三尺搜括“余粮”，从而在风调雨顺的年代，活活饿死三千多万农民！

  这些都是毛时代的“丰功伟绩”，罪魁祸首当然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全国人包括党内的高官，都匍匐在脚下，成了他的奴才！而且还是如鲁迅所言，是求做奴才而不得的年代。

  为何会这样？毛泽东有三头六臂吗？非也！体制使然。体制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受监督不受约束，又要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铁律。同时又决定党管一切，包括官员任命、舆论一律、经济体制一律。全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乃至人的思想意识，最后都成了毛泽东的私产！如果不是毛的私产，能在数千万百姓被饿死的年代，为毛修建六十一处豪华行宫吗！那一处行宫不是耗资亿万！取行宫一角，或减少几个看门人，或少印几版红宝书，能给毛泽东做多少件睡衣，烧多少盘红烧肉？

  毛泽东为何能在中国如此橫行霸道肆无忌惮，一言以蔽之，都是权力不受限制不被监督惹的祸！权力就是毛的通灵宝玉，谁要对毛的权力有星儿点点的觊觎冒犯，不问你是谁，必定会死的很难看！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相关资料的部分解密，尤其是有识之士的探索研究，已经得多数国人的共识。即西方传来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中国带来的不是全民福祉，更不是什么人人平等幸福，而是一条祸国殃民的罪恶之路。

  今天我想换个思路，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撇开苏东巨变、越南改革，乃至朝鲜称帝都不谈。也不说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功过是非。回个头来，就说说毛时代的事，不说毛时代坚持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什么严重恶果。反过来探询一下，铁桶一般的毛时代，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那怕只是暂时偏离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句话要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有没有什么时候，毛泽东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和要打倒的走资派或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具体点说就是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们，治理这个国家，和一言九鼎的毛时代相比，有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尤其是那个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稍稍好了一点，还是更差了；因人祸大批饿死人是还在疯狂的蔓延，还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如果情况有所好转，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呢？还是撇开或是暂时背离的结果呢？

  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因为在1962——1965年间，确实发生过毛泽东短暂离开权力中心一事，而且毛退居二线之后，中国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又确实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研究1962——1965年国内时局变化的前因后果，可以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引发我们的思考：一是那场人祸大灾难，罪魁祸首或曰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抑或是各级领导人人有责，它关系到历史审判的公正性，并与当今社会前进中，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密不可分，那就是中共与毛能不能切割，切割了会怎样，不切割又会怎样？还有，血的教训教会我们该如何认真地面对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全民福祉出发，而不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是坚持它，修正它，还是彻底摒弃它？

  在说国内局势之前，先简约的说一点当时的国际形势。

二，国际形势：毛泽东对外依然奉行意识形态高于国家利益的错误方针。以饿死千万百姓为代价，耗巨资搞“三斗一多”输出革命，搅得多国神鬼不灵，也错过了二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很多国家乘机大发展的机会。

  1962——1965年间的对外方针，还是在延续毛泽东的错误政策。

  那些年总的来说，国际局势是相对平静的。虽说两大阵营冷战持续，但热战范围极小。朝战已停，台海炮战已近熄火。非洲、拉丁美洲的局部战争，本不干中国事，我们却以饿死国人为代价，用真金白银粮食去什么支持亚非拉，结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并未结交几个真朋友。天天髙唱什么打倒帝修反，坚持所谓的“三斗一多”，即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做坚决斗争，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支出只能多！比如所谓东南亚革命烈火，本是我们自己革命输出烧起来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是我们出钱出军火闹起来的，闹得人家鸡犬不宁。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年代，我们不干傻事，一刀两断了，游击队员纷纷走出丛林，该干啥还干啥，国内安宁了。2006年我去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广场纪念碑前，看到了纪念碑底层，是一叠一叠尸体塑雕。导游告诉我们，这是要告诉大马国人，从此之后同胞之间，再也不能互相残杀了；在印尼，我们支持共产党艾地和左倾的苏加诺，弄得断交几十年，大批华人商店被砸，华人被杀，到今天还是麻烦；我们誓做越共大后方，集中全国资源包括兵源，大批大批往南运，结果养了一群白眼狼。中越之战，他们垒防御工事，用的居然是我国援助的大米包；更不堪的是中越之战，我们竟然是为了支持最血腥、最残暴、滥杀了三分之一本国人，包括数十万华侨的红色高棉反动政权。而那个反人类的刽子手波尔布特，竟然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大屠杀后波氏到中国来，得到了毛的夸奨，说他一举消灭了阶级。这些杀人狂，正在受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审判，但至今未见我们主流舆论表态，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一贯正确？

  回顾二战后1945年至1965年，国际局势相对缓和时期。很多国家乘这个机会，积极疗治战争创伤，加快建设发展脚步，尽快地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最典型的要数二战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世界经济大恢复大发展的良机，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从而迅速崛起，一举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典型的代表要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所谓亚洲四小龙了。

  可惜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好良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国际关系上，一直是意识形态高过国家利益。天天抱着什么“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敌人时刻会来”这本经，在自说自话，尚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得罪人越来越多，国家资源损失越来越大。自己勒紧裤袋支援别人，还被别人当冤大头。干这种傻事的罪魁祸首，还是那个中国人的灾星毛泽东。传言有的外国飞机要飞中国，临时在机身上刷一行大红字：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就能得到大把大把银子。

  好在这种傻事也有干到头的时候。1976年那个祸国殃民的魔头毛泽东死掉了，什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渐渐黯淡无光了。新一代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对外实行韬光养晦不出头政策，断了那些早该断了的粮响和军火物资。网载金正日有一次来中国狮子大开口，长长的要求援助单子上，竟然包括有核潜艇等！邓小平批示：“一个子儿也不给！”金二气急败坏，也无可奈何。既保护了国家资源，又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为何不能坚持呢？现在干嘛每年要多少亿多少亿填这个无底洞呢？网载近些年我们又免去了非洲国家多少亿多少亿债务，又援助了那些国家多少亿多少亿。为何要这样，决策者还是对老百姓讲清楚好！

  不过，国际上的事再复杂，也不如国内的事，更和亿万百姓休戚相关。我们还是认真关注一下1962——1965年间，国内的时局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五十年前的国是，应该还是触手可及的。

  三，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大，可以说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交出手中的权仗。七千人大会在削弱毛的极权统治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但毛泽东不仅没有悔过认罪，且怙恶不悛，一直在窥测时机，准备全面反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是个分水领。往前三年，中共中央发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运动。从而造成人类史上空前的人祸大劫难，三千七百多万老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执政党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挑战，生死存亡，可能只是须臾之间。虽说这场人祸大灾难，毛泽东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一意孤行。面对全国各地的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凄惨景象，毫无怜悯同情之心，为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不惜对中国数亿农民，做彻底的掠夺，从而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贯彻三面红旗的决议，毕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出了纰漏，都推到毛一人头上，说起来也是不公正的。那些党的高层领导，具体点说，那些位列政治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们，在那一系列重大灾难面前，他们一个个究竟扮演了什么样角色？说的更实际些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之间，是意见一致呢？还是一开始就有分歧？还有在灾难发生和蔓延的过程中，特别是当灾难后果已突现，数千万百姓被饿死，已经充份暴露之后，常委首脑们，又都是如何对待的？

  要说清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因为很多资料未解密。只凭演绎推理，两边都可能是陷阱。往这边偏一点，就可能为已经从一党专政过渡到领袖专政的独夫民贼，二十世纪残害人类恶魔之首毛泽东开脱罪责，弄得错误罪责人人有份，从而无人对屈死的三千多万亡灵负责；往另一边偏一点，也可能只看到大独裁者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孽，而忽略了放过了对这场大灾难，也犯过不可饶恕大罪毛的同僚们下属们，而这些人之中，包括他们的后代，即所谓“太子党”、“红二代”们，有的至今还在扮演一贯正确的角色，妄图逃过历史的审判，继续享受极权体制带来的红利，成为权贵阶层的中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存在着这样的二难推理。在历史真相没有充份披露之前，在人们还大部分没有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和定式思维之前，这样的难题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內，困绕着我们，阻碍我们去发现真相，寻找真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寻找真理的路上，艰难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千人大会，是解开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乃至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这次大会起码可以吿诉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共产党从执政以来，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私有制，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一路走来，虽然阻碍重重，反对者甚多，有时会表现得很激烈，甚至血雨腥风，但执政者大体上还是自我感觉良好，主流舆论上，也一直在吹噓鼓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到了大跃进年代，由于全国全面的瞎折腾，执政者的疯狂掠夺，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几千万人饿死，纰漏闹大了。各级执政者，只要良知未泯，又未作恶太多者，已开始省悟到，这革的什么命，又在革谁的命？网传周恩来临终前，有所忏悔地邓颖超说：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会革成这个样子？1949年之后是天翻地覆了，最后谁受益谁受害呢？

  可以这么说，当时惊天的人道灾难，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政权的存废是须臾之间的事。就差有人揭竿而起了。深谙统治谋略的毛泽东，一再说那时的基层统治者，三分之一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其实毛泽东是过高地估计了那时的形势，他的僚属们，面对数千万善良百姓，在共产风肆虐下枉死，只要不是天良丧尽的各级官员，无人不知晓如此反人类的滔天罪孽，罪魁祸首非毛泽东莫属。中共如果要在中国继续执政，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毛割裂！毒蛇噬指，壮士断腕。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邪路，回到人类共同文明，遵守普世价值的光明大道上来，才会有理想的明天。弃毛或继续受毛的奴役，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未来。对此毛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尽管他依然想，继续牢牢地握紧手中的权柄，但在七千人大会当时的氛围下，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毛泽东是个嗜权如命的人，权就是他的命根子，要他交权和要他命差不多！他会老老实实拱手把紧握在手中几十年的权交出来？举个后来的例子：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人都知道毛钦定的接班人，已经写进了党章，又写进了宪法的林彪，居然背叛了毛，林的儿子林立果等居然搞了个“五七一（武起义）工程记要”，把毛臭骂了一通。毛感到不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又生了一场病，日子过的悽悽惶惶的，整天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这时摸透了毛心事的周恩来，凑到毛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主席，大权还在您手里！”毛听了马上精神了，又能威风八面了。到临终没多少日子了，起不了床走不动路了，半边口角直流哈喇子，语无论次辞不达意了，还狠抓权力不放手。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发言，我们对当时的时局，就会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其中我尤为关注的是彭真的言行，和刘少奇讲话时毛的态度。

  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党中央的错误：“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下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也好，彭真也好，作为中共的最高层核心领导成员，在那场人祸大饥荒中，对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都犯有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但是，他们在面对数千万枉死的骨肉同胞灵前，还没有天良丧尽，还知道自己罪责难逃！所以他们还能在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暴君面前，不顾自身及全家安危，做一点折冲樽俎，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罪恶的权仗，使苦难的中国人，在下沉到灾难的深渊中，速度稍稍缓慢一点，在暗无天日的黑幕里，看到一点生存的曙光。这样到有做历史结论的那一天，人们会做出公正判决的。

  当然不只是刘彭二位，在高层直至政治局委员，省部级领导之间，除了林彪紧跟毛并阿谀逢迎为毛开脱罪责之外，与会者大体上还是认识到执政者罪责的严重，嘴上不敢说，彭黃张周和三百多万右倾分子就是前车之鉴。但心目中和私下的议论中，多数人都知道了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只是因为和自身利益关系太密切了，不能也不敢表达而已。

  大会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基本认清了毛专制独裁的暴君本质，更了解到毛治国无能，只会大哄大嗡式的搞群众运动，结果是劳民伤财，国力式微，经济崩溃，环境破坏。毛和紧跟他的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张仲良舒同等，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比较务实，或也曾疯狂过的跃进派，在血淋淋的社会现实面前，转向务实的高层领导，逐渐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同。而这个认同非常重要，为毛退出权力中心，刘周邓陈等务实派，走上一线领导岗位，在1962——1965年的调整恢复期间，重要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

  唯有毛泽东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却怙恶不悛，一直怀恨在心。他在窥测时局，等待时机，全面反击。

  四，陈云、刘少奇与西楼会议。在刘少奇支持下，陈云在会上长篇大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收起了毛式的什么超英赶美的神话，实施艰难的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政策，努力解决国人的吃、穿、用问题。毛泽东治国无能，却对中国人吃了几天饱饭，恨的咬牙切齿！认定陈云等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1047页记述：“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七千人大会是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答案”。薄的记述和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会议主角是陈云，主持人是刘少奇。刘少奇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50——1052页）而刘的这些话，则是听了陈云的这一段谈话而说的，陈云说：“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累计有50亿元。”此言令刘周邓等中央领导异常吃惊。

  陈云在2月23日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长篇讲话，提出当前经济形式主要困难的五个方面：

  农业大减产。1961年比1957年粮食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家财力的承受范围；

  钞票发的太多，通货膨胀；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这一条有些不靠谱，是他鸟笼经济思想的局限，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化错误政策的继续。从统购统销到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直到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民受剝削最深最重，作为直接管经济的，陈云有错也有罪，这里不展开讨论。——笔者）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说到陈云提出的旨在挽救颓局的五项具体措施之前，先简约说一点当时经济的实际情况：

  1962年本是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最后一年。人们很关心二五计划执行得怎么样了？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是受到严重挫折？据2009年凤凰资讯—历史—国家记忆栏目披露，二五计划正赶上大跃进大饥荒，各年度计划都有过大幅度的调整，忽髙忽低，高低之差就像是过山车，比如工业增长速度，最高达51。8％，最低至—38。2％。前者当然是假大空的跃进计划，后者是牛皮吹破之后的报应。终于成为唯一没有公布的五年计划。

  但一些重要结果有记录：1962年与1957年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年平均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年平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平圴下降了5。4％。不过这些数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里面水分依然很大，不过也足以证明，经济确实大崩溃了，大批善良的百姓，正在以千万计的死去，活着的也是在炼狱里苦苦挣扎。远不是当今拥毛派们，还在鼓吹大跃进有什么十二大成就。

  针对当时的主要困难，陈云提出了六点解决措施：

  将1963——1972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前后两段，前为恢复阶段、发展阶段，约3—5年。后一段工业也应适当放慢速度；

  减缩城市人口，进行“精兵简政”；

  采取各种办法，回收过量发行的纸币，稳定物价；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集中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用奖励的办法，鼓励增加粮食、棉花、经济作物的增产；

  计划机关要充分重视农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会上周总理也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未完待續）

  茆家升，《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