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上篇之2）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毛氏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五十年后，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楼会议，及陈云的讲话和采取的诸项措施呢？首先应确定这是一次救亡会议，一次赎罪与纠错的会议，然后才是治国方略进行重大调整的会议。远不是一些书本和文章中提出的，是什么发扬民主和关心国计民生，自我表彰的大会。大会缺少一项重要仪式，就是在会议开始时，应该全体肃立，为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默哀谢罪！因为在这之前的三面红旗运动中，主要因为执政党的罪过，才酿成如此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所有与会者，作为执政党的髙层领导，都罪责难逃，还不应该集体忏悔吗？

  评价这次会议的得失是非，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和角度问题。说白了就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全国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你别对我说，共产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谋私利！这句话你自己信吗？别说今天全国的财富70％都集中在只占全国0。4％人手里，前几年就有人统计过，在人均拥有七亿以上资产的三千多个亿万富翁之中，所谓的太子党红二代，就占了两千九百多人！就是退回去五十年，党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也从来不是一回事。比如对待四川李井泉的问题。李井泉饿死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一千万人，按一千条命换一命的比例，李井泉也应该被枪毙一万次！但是，案发后李反而荣升国家领导人，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此乃为何？因为从百姓利益看，李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但是从党的利益看，李不仅无罪反而有功，正因为他从四川老百姓那里疯狂逼粮，支援中央，才保住了中央危机四伏的政权，还不应该论功行赏吗？当个付委员长太应该了！对待另一个罪魁吴芝圃也是一样，吴在河南饿死了数百万人，信阳事件臭名远扬。吴芝圃本人检讨都说，他对河南省数千万人犯下了大罪，处以极刑也引颈就戮！而毛泽东则说你不要检讨了。后来吴芝圃死了，邓小平致悼词，说加在吴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都要推掉！你们说党的利益能和百姓利益一样吗？所以我们评价一项政策，一个人物，乃至一个政党的功过是非，要做到公平正义，永远只能以全国老百姓的福祉为唯一标准，而不是其它！

  当然，执政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出于种种原因，也并非永远都是针锋相对的，也有比较接近的时候。而这个时期，常常是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期。就罪恶的毛时代来说，似乎只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的短暂时期，中国出现过这两种利益比较接近的时候。所以说认真客观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七千人大会也好，西楼会议也好，都无关体制的变革，既不关一党专政，也不涉及什么言论自由，甚至没有否定罪恶昭彰的三面红旗运动。人民公社组织形式还在，只是强调了一下，核算应以生产队为基础。

  尽管如此，这两次会议在中共党史和建国史上，都仍有划时代的意义！划的什么时代？划的是毛时代毛泽东坚守的，政治上奉行的是列宁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以社会主义改造名义，实质上是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圴归公有的一大二公社会制度。而建国后的一切灾难，包括数千万百姓被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各种分子，被打倒被奴役被虐死，归根结底都是毛氏社会主义造的孽！都是毛泽东强制推行政治思想一元化，经济一体化，全体国民从物质到精神彻底贫困一无所有的恶果！

  两次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当然不会表达和议论到如此沉重的话题，那岂不是要宣布都得引咎辞职，整体下台，等待审判！但是，两次会议上，再也未听到有人说，跃进形势怎样怎样大好特好；也没人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如何如何的伟大胜利。直到刘少奇说出了，应该从中央，到各省、市、地、县、社都要建灾难记念碑，永志不忘。与会者除了少数如康生柯庆施等紧跟毛的死硬派，大部分人开始认识到毛氏社会主义，终于走到头了。不改弦更张，只有死路一条！改什么弦？当然只能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消灭私有制的治国方针，放百姓一条生路。实际上那也是凤凰浧槃，为执政党自己求一条生路。

  西楼会议和陈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具体措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没有说什么形势大好，没有说什么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没有做既往惯例式的阶级形势分析，未作什么敌情估计，更忘了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说阶级斗争贯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也没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马列斯毛从主义到思想到学说的灵魂。什么狗屁的灵魂，它真的比数千万百姓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更重要吗？！

  所以说，西楼会议的决策，本来就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宏图大业，只是一些救命的应急措施而已。一个原则为了救人，其他的事都可缓一缓，先让老百姓吃的饱一点，不饿死少饿死几个人；穿的多一点点，起码比一人一年一尺二寸布票多一点，不要让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用的也要多一点点，不要一户一个月就二两煤油，一入夜全村一片黑，和现在的朝鲜一样。别火柴草纸也凭票供应。这些都是陈云提出的尽量提高农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产量，解决百姓吃穿用问题的要点。没有大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毛泽东对西楼会议的言论、陈云的发言和大会决议的态度。因为谁都清楚，这些言行，和毛一贯的极左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毛当时虽说是退居二线了，他这种强人，真得就会认罪悔过认赌服输？

  当然不会！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一结束，第二天毛即乘专列拂袖而去，离开北京视察各地，强调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要提高“阶级斗争”意识，坚持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但他发现各地还是谈生产、经济居多，对于“阶级斗争”谈得较少。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毛是不服气的，毛同意“经济调整”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济调整”立竿见影。当年夏秋，许多地区传来粮食丰收的喜讯，国民经济的恢复看到了希望，市场物资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毛泽东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对如“包产到户”等有关宽松的经济政策则明显反感，对所有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同僚要么表情严峻，一言不发，要么提出严肃质疑；而对于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直截了当汇报，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的情况和感受，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的极大干劲，效果显著，可以尝试，毛则明确给与严肃批评，认为是刘少奇派来的“说客”，田家英在文革初遭到冲击，这便是一大罪状，田家英后来成为中南海干部自杀第一人……

数月后，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所谓“地也分了”其实是“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分歧已明确显现。在毛泽东看来：1962年，刘、邓等过于夸大了困难和错误，动摇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那些“调整”明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说到毛对陈云的态度，引一段小文，可以管窥一斑：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他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久久沉默不语。（《开国财头陈云》曹应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摘报

  总的来说，陈云的讲话，并没有超脱出他本人提出也一直坚持的计划经济，有人称之为鸟笼经济的窠舀，往高一点说，也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大一统框架内的一点改良措施，有的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人们还会问，如果毛参加了西楼会议，依然大权在握，会是什么结果？他能良心发现，放下一生的坚守，从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大道上往后退却？同意刘少奇陈云们的观点和措施？这种可能应该没有！尽管历史不能猜测，但我们可以从此次会议之前和以后发生的事件上，来考量毛的言行。典型的事例就是“信阳事件”了：河南省豫东信阳地区，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共产风的肆虐，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案惊中央后，据维基百科记载，毛泽东竟定性为：“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纂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于是决定民主革命补课，抓了以地委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一批地县级主要领导，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惧罪，和老婆孩子一家人一起跳井自杀，（毕妻在井中奋力托起12岁的儿子毕广增，得以逃出生天。）路宪文毕可旦等一班恶吏，紧跟毛泽东，罔顾治下百姓生死，犯的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死有余辜！但他们犯有一万条罪，就是没有反毛罪，他们可都是忠实执行毛极左政策的好党员好干部，毛大肆表彰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出现在信阳地区，那里也饿死人最多。

  试想以毛处理信阳事件为例，他如果主持西楼会议，毛会允许刘少奇陈云等务实派的所作所为吗？毛虽未参加会议，但一直在密切关注会议的全过程，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与态度。刘少奇那些话对毛的伤害是太大了。但当时毛知道他作的孽太大了，他的话已经没几个人听了，只能暂时都忍了。他装得像快死了一样，蛰伏在权力中心一旁，如以后江青所言，毛一直憋了一口气。但毛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不会就这么灰溜溜地退出历史舞台，他在等待时机，他要营造氛围，他要设一个大局，布下一个大套，把所有伤害过他，乃至只有一点不敬的人，都套进去了，要你们永生永世都忘不了，犯龙颜的結果，会是怎样？这是后话了。

  西楼会议后，恢复了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2月26日，国务院召开了扩大会议，李富春李先念陈云做了报告，都是西楼会议精神的延续。3月31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李先念陈云的报告，并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讨论、学习。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去武汉向毛汇报，毛阅后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

  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始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55页）。

五，邓小平与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小平对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积极的。反右斗争时邓虽是付帅，也罪责难逃。但1962年也曾敦促李维汉抓紧试行右派平反工作，后遭毛泽东一声断喝，戞然而止。改革开放后，邓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有功，但仍肯定了反右运动，大错！

  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和平反工作，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都不要“留尾巴”。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群众得到平反。右倾分子除彭黄张周少数人外，一风吹了，约三百余万人。

  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成为摘帽右派，笔者荣附骥尾。邓也曾指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抓紧右派平反试验工作，说毛这个人反复无常，说变就变。据《张恺帆回忆录》书中记载，刘少奇曾对即将来安徽主政的李葆华说，你到安徽把全省的右派全平反了。笔者等一群人，闻之雀跃，各所在单位，也确实在忙乎这件事。后来……后来杳无音信了。原来是毛泽东闻讯后，一声断喝：“给右派平反，猖狂至极！”我们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我们草芥一样的小人物，竟然会被那么伟大的领袖关心到了，太荣幸了。

  毛死后，邓主政，他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有功的。但依然肯定反右运动，匪夷所思，是否说到根柢上，邓和毛的利益，还是一致的。

  右派虽然未平反，但当时的政治气氛，比起毛在一线时，还是宽松了许多。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老百姓吃饱了几天肚子，毛泽东十分反对；老百姓多了一点点舒畅，少了一点恐惧，情绪安定了一点，你毛泽东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呢？几个月之后，那么咬牙切齿地全面反攻倒算！你老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心是铁做的么？为何那么样冷酷、冷血？

  周恩来、陈毅与1962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49年以来，全国知识分子，因毛定性为资产阶级，一直被打压整肃，灾难深重。56年双百方针召来的是引蛇出洞。唯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有几分真诚。在继后几年的恢复调整期间，脱帽后的知识分子贡献可圈可点。后来，又是毛泽东紧握阶级斗争的绞索，等待善良的中国知识界，集体陷落到文革的苦难深渊。

  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和继后的政府工作会议。是毛时代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均无记录，实是重大遗憾！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会议。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即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陈毅的讲话充滿激情，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议精神传达至全国后，全国知识界都很振奋。

  陈毅说建国以来，运动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挨整。但是，经过了十年、十二年的改造、考验，知识分子们依然和我们同心同德，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一家人嘛！在这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为诸位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着说着陈老总做了一个从头上取下帽子的手势。陈毅又说，从今天起你们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些话对一路挨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啻干空谷足音，闻所未闻，反应之热烈，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全场拥护的热烈气氛中，陈毅发现到会的新华社记者，有些惊讶地停下了手中记录的笔，陈老总马上厉声的说，为什么不记了？你们得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话记下来，明天就要一字不落地见报！

  广州会议消息公布后，全国反响巨大，知识界虽说依然疑虑重重，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而继后传来的利好消息，使人们相信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确有几分真诚。历史对五十年前的这次会议的评价，依然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也是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才会有的效果。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广州会议周恩来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召开的，回京后又受到一些左倾的高层责难，特别是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竟然一言不发。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坚持把广州会议精神，写进了当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也支持了这样做。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之前的9月24日，毛泽东刚刚在会上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对象，知识界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我们能说这两次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吗？

  当毛泽东处在权力中心，或曰大权独揽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从土改发端，为何要说从土改发端？因为毛的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历来是农耕立国，中国知识界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而农村中能培养出一个能脫离土地，立足于社会，乃至成为专门人才者，基本上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这些人在当地历来被视为成功者，本人和家庭都会受到社会的尊敬。而暴力土改一来，这些家庭整体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大批人被杀、关、管，永世不得翻身。而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不问你知识水平如何，从事何种职业，乃至有一官半职者，立即原罪在身，成为社会的异类，和历次政治运动挨整挨斗的重点人物，万劫不复。其中一些头面人物，如专家、教授类的，还被以土改工作组名义，派往土改现场，亲身感受暴力血腥的震慑。再要他们发言发文，称赞暴力土改的正确与必要，也就是要他们交出投名状，从此他们还会有独立人格和发言权吗？

  暴力土改只是个发端，紧随其后的思想改造、向党交心、抓胡风、批胡适、肃反、尤其是反右，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又脱了一层皮，全身骨骼脱去了一层钙，又脱去了一层钙，尤其是颈椎、腰椎和膝盖，从此头抬不起了、腰挺不直了、两腿只能发软发抖，还能算个健全的人吗？更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49年之后，都被严密地控制在各种组织和单位里，先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再失去人格思想上的独立，只是一群随极权者任意驱使奴役的羔羊，已久矣听不到他们独立的声音了。2007年我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说过，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可走：投靠、受辱、自杀！想投靠的人很多，成功的少；想自杀的人不少，真敢做的不多；剩下来的就是受辱了，那是无可奈何，主观上谁也不愿，又不得不接受的处境。

  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也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知识分子一路被摧残的过程中，他岂能了无干系。事实上他也正是多次极左政治运动的具体执行者。但是，也正如刘少奇本来就是大跃进的积极鼓吹者，庐山会议上也是打倒彭黄张周的急先锋，以后的大饥荒大灾难，刘也罪责难逃一样。后来刘少奇面对大饥荒数千万百姓被饿死，尚能坦言要担当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当面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并主张各级政府立碑记难，所以后人在讨论大饥荒大灾难时，认为刘还不算是良心丧尽如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法西斯匪徒，功过是非要如实评价。

  说起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情况要比评价刘少奇复杂得多。刘少奇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如他在自己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里所言，他和所有党员都是党组织这部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而螺丝钉是没有思維意识的。周在这方面和刘有些不同，周在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上，有时会夾杂一些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斯大林主义、非毛泽东思想的感情和人性因素，有人说是天良未泯。为何要这样说？固然周更多的时候，不得不对毛唯命是从、亦步亦趋，跟着毛干了许多坏事。对此后人一度为周解脱，说周的那些言行都是违心的。随着解密的资料愈来愈多，周受到的指责也愈来愈多，已经从“八级泥瓦匠”、上升到“帮凶”，再上升到“阴谋家”的趋势了。但是，知识界至今，依然对周还是保留一些理解和尊重，不是没有原因的。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周的人和事，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先放一边。

  还是先就事论事，说一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前后的事。1960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党中央曾制订了有关知识分子的三个文件；《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和《文艺八条》，那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制定的？那时大跃进的灾难已开始暴露，各地大批饿死人的信息，正不断传出。极左的言行已越来越不得人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虽然纠正不了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怙恶不悛，但总的趋势是极左之风有所收敛，三个条例的颁布实施，也是一个证明。从文革中三个条例被大批特批，和毛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是客观事实。如果一定要作什么路线之分，那毛代表的是极左思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动的；周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是先进的。它应是毛、周分歧的焦点所在，也是文革中毛往死里整周的根本原因之一。

  现在很多人指责周滑头，看风使舵，像是人品低下。其实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有时也是不得不审时度势的必要手段，如果贸然行事，不仅会事与愿违，还会招来严重后果。就拿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来说，试想在左风正炽，毛泽东像疯狗一样任意整人，气势汹汹之时，周恩来敢开这样的会吗，开了会敢令陈毅“大放厥词”吗？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的真面目已基本暴露，其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官心民心都期盼着早日从疯狂政治运动的噩梦中醒来，踏踏实实干点利国的实事时。其中如果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真情实意的参与，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头一条你得松一松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身上的紧身衣，使他们的日子过得自在一点，起码少一点恐惧感，才能干点正事。你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好，是在利用知识分子的宽容善良也好，只要能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办点实事，就是好事。

  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是反对周的这些举措的，但周也知道主要由于毛的罪责，国家即将崩溃，饿殍遍野，百姓怨声载道，各级官员大部分不愿再跟着毛去残害百姓的现实情况下，毛也会希望国家能富有一点，百姓和官员拥护的声音能稍稍多一点，所以毛就不会公开反对。所以周抓紧了七千人大会后的有利时机，召开了这次大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即使当年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又重弹什么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周知道当时党内党外官员老百姓，没有多少人会听毛的。所以周又顶着压力，坚持把会议精神，写进了政府工作决议里。

  广州会议之后，知识界出现过什么样新面貌，我一个基层人员，当然说不清。但舆论控制有所松动，还是能感受到的。比如我和一些文学爱好者，纷纷传递着又在报刊上，看到了北京文学天才少年王蒙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等人文章的消息。惹得我们几个摘帽右派也蠢蠢欲动，不仅相约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读书，还给当地报纸投稿，也感谢主持报纸付刊的解正中老师，这位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社下来的资深编辑，居然也连发了我和执友摘帽右派陈炳南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虽说毫无价值，但对身处逆境的我们，确是受到了很大鼓舞，至今依然怀念它。

  1962——1965这几年，虽说还是毛时代，毛还是党主席，党国体制没有变，一党专政没有变，党管意识形态没有变，甚至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还在各个角落的天空招摇，名义上中国还行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但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今天不带偏见研究毛时代的后来人，不能不承认，那些年中国发生的事，确是有着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变化。那不单是要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面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它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说的更直白一点，毛泽东执政以来，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消灭私有制成为执政者所有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究竟是幸福安康，自由快乐，还是深重的苦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力衰退、科学文化被贱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一句话毛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程似锦呢，还是危机四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这些看似严重复杂的问题，每一个出于公心，又敢于面对严峻现实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心中应该早有结论，因为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就是毛氏共产主义乌托邦，把六亿中国人中的三千多万人都弄死了，余下的穷到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全国85％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全国的全面恐怖”（胡绩伟语），这条道还能往前走吗？

  而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诸如农民们有了一点点土地使用权，马上就能见到农付产品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吃饱肚子了，小市场也流通起来了。随着一部分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放松，枓技文化阵线都有了复甦与发展。中国开始从大疯狂大破坏大饥荒的废墟中，满身疮痍歪歪倒倒地爬起来了，而且情况正在逐渐好转。建国以来，经过十儿几年的反复折腾，国力耗尽，民力也耗尽，国与民皆已疲惫不堪。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喘了一口气，像是活下来了。这能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吗？当然不是！这是坚持走毛氏社会主义大道，取得的成果吗？当然更不是！恰恰相反，这一反一复，正好证明，中国什么时候，毛离开了权力中心，包括毛死后能走出毛的阴影，中国的事就会好办一些，中国人也能活出一点人样来；同样的道理，中国什么时候彻底抛弃毛氏社会主义的歪门邪道，也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十三亿人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利益，废弃阶级斗争为纲，废弃消灭私有制，还利于民。也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研究这几年的国内时局，还可以给我们另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严峻的现实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是不可切割的，毛不能代表整个共产党，毛的罪责不能由整个共产党承担，各有各的账。所谓反毛必天下大乱，是个伪命题，不符合史实。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实为五人帮时，抓了毛的恶妇江青恶侄毛远新时，天下不仅未乱，反倒是中国最好的时期，那时全国也根本没有什么挺毛派。难道就因为现在全国贪腐日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全面垄断财富，民心浮荡，就要请回当时的国内第一贪，且妻妾成群的毛泽东吗？大批饿死国民时期，毛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兴建的豪华行宫别墅，每一处都是捆绑毛的历史耻辱柱，毛犯下的反人类滔天罪行，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请回毛泽东，只能是饮鸩止渴！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那几年，固然因为毛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由几位务实派在一线治理这个国家，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与适度的拨乱反正时机，国家和百姓的创伤得到有限的康复。但是，因为毛开创的党国体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毛本人又是权利熏心的恶人，冷血无情，且手段毒辣，阳谋阴谋玩的炉火纯青，毛很快又回到权力中心一言九鼎了，中国再次沦入共产法西斯的苦难深渊。

  茆家升，《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