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郭永凡
抗日戰爭勝利後,飛行大隊的基地從成都轉移到南京明故宮機場。
接下來就是繁忙的不間斷的飛行。從9月到12月,四個月的飛行時間差不多超過以前全年飛行時間的總和。但一點也不覺得累,心中充滿了自豪:我們勝利了,揚眉吐氣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領空中翱翔了,再也不會冒險夜航了,心情無比舒暢。
航程範圍也擴大了,降落在從來沒在去過的大城市: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漢口、廣州、鄭州、杭州、台北,還飛到國境線以外,河內、西貢,還到了日本。
九月,在武漢、廣州、河內、西貢之間穿梭飛行。在武漢住在當時最豪華的賓館德明飯店,沒有電、晚上點蠟燭,悶熱難當,只好開窗睡,被蚊子叮了一夜。第二天馬不停蹄的趕到廣州轉飛河內,突然瘧疾發作,打了兩針奎寧。第三天到西貢,然後又回到廣州。那時究竟年輕,不把它當回事,沒有請假,也沒有休息,回廣州後,瘧疾居然好了。
10月3號去了一趟日本,押送漢奸陳公博回南京,陳公博是汪偽政權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由他接任偽政府代主席,8月25日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待了五十多天引渡回國。引渡的機場所在地叫米子,位於本州島西端,面臨日本海,飛機從米子直接飛回南京。陳自知末日來臨,在幾名武裝軍警押解之下,垂頭喪氣,面容晦暗,一言不發,押回後投進蘇州監獄,於次年6月3日執行槍決。
在台灣,先後到過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東、花蓮,這些機場的地勤人員全是日本人。有些年輕的日本雇員見到中國飛行員就圍上來索討美國香菸,那時我們身上總帶有幾包駱駝牌或Lucky-strike,當然不是自己抽(空勤人員都不許喝酒、抽菸),而是用來和這些日本人聯絡感情。日本人對中國空軍人員多少有些敵對感,在新竹機場曾經碰到一個魯莽的開加油車的日本司機,他以飛快的速度急馳而來,到了面前突然急剎車,差點把我們撞倒,看來他是有意這樣,很不友好。機場大樓內也有些年輕的日本女職員想上來同我們套近乎,但她們只會說日本話,無法溝通。招待所的服務員卻大部分是台灣姑娘,對我們特別熱情。我們剛到台北,晚上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兩位姑娘,笑咪咪地把一大包東西塞到我們手上就走了,打開一看是糖衣花生米,我們不明究竟,連忙去找她們。她們說:“你們遠道而來很辛苦,這是我們大家一點心意。”走在台北街上,也會碰到年輕的台灣姑娘主動為我們帶路,作義務導遊。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歡迎,這一切都使人感到溫馨。
那時的台北很小,市容蕭條,比起大陸的城市差得很遠。在車站的貨棚裡、月台上到處都是麻袋裝的一袋袋的白砂糖,堆得像小山,可見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還處於單一的農業經濟狀態,而且受戰爭的影響,物流不暢,使大量的物資積壓運不出去。
但台北也有它令人難忘的地方,一個是台北動物園。台北的動物園很大,即使花一天功夫,也很難遊覽它的十分之一。
台北還有一處極佳的休閒去處,就是北投大屯山溫泉公園。大屯山在台灣的最北端,如果說台灣島的形狀像一片樹葉,那麼最南端的鵝鑾鼻就是葉尖,大屯山就是葉柄。
抗戰結束,內戰開始
11月底,台灣任務告一段落,全隊轉移北平待命。在北平住在燈市口同福夾道盡頭(同福夾道是一個死胡同)一所大院內,這個大院是原日本的航空公司所在地,院子很大,像一個大花園,院內古木參天,亭台樓閣掩映。五十年代我再次來到這裡,這時北平已經改為北京,夾道依舊,大院也還是原來的樣子,門外有衛兵站崗。
到北平後,情況突然急轉直下。
從12月初開始,全部飛機投入繁忙的空投任務。空投,就是加滿來回油量,到達目的地後不著陸,將機上物資投下後立即返回。飛機在起飛之前已將艙門卸下,投下的物品上都繫有降落傘以免摔壞。空投的目的地是北平西北570公里的包頭,空投的物品主要是彈藥和物資裝備。包頭是國民黨在西北的一個孤立據點,它北面的百靈廟,東面的薩拉齊、托克托,東南面的偏關、河曲,南面的東勝都在共軍手中,對包頭形成大包圍,機場附近也有共軍游擊隊出沒,飛機無法降落,只能空投。
國共內戰前的國軍空軍。
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已經開始。
八年前,我放棄了大後方的舒適生活,義無反顧地走上抗日前線;今天,卻要捲入一場內戰,這完全違背我的初衷。
我向往藍天,我熱愛飛行,但我反對內戰。現在該怎麼辦?
只有離開,越快越好。
剛巧有一次去白市驛的任務,借此機會,溜之大吉,結束了四年來的飛行生涯。
回成都後,李玉聲托同事左耿將我的一部分行李帶到我家,從左耿那裡得知,我的出走使衣復恩很惱火。左耿說:“衣復恩本來要提你作通信長的,你真不該走。”
下棋講究“舉手無悔”,我已經走出這著棋,我不後悔。
對衣復恩,我感到歉疚,但是,沒有辦法,人各有志。我又想,現在兩岸開放了,如果有機會去台灣,我一定首先去看望他,但想不到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壯心苦憶年少時,憑欄笑指邯鄲道”。
安息吧,大隊長。(《名星》第2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