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飛行大隊的基地從成都轉移到南京明故宮機場。
接下來就是繁忙的不間斷的飛行。從9月到12月，四個月的飛行時間差不多超過以前全年飛行時間的總和。但一點也不覺得累，心中充滿了自豪：我們勝利了，揚眉吐氣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領空中翱翔了，再也不會冒險夜航了，心情無比舒暢。
航程範圍也擴大了，降落在從來沒在去過的大城市：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漢口、廣州、鄭州、杭州、台北，還飛到國境線以外，河內、西貢，還到了日本。
九月，在武漢、廣州、河內、西貢之間穿梭飛行。在武漢住在當時最豪華的賓館德明飯店，沒有電、晚上點蠟燭，悶熱難當，只好開窗睡，被蚊子叮了一夜。第二天馬不停蹄的趕到廣州轉飛河內，突然瘧疾發作，打了兩針奎寧。第三天到西貢，然後又回到廣州。那時究竟年輕，不把它當回事，沒有請假，也沒有休息，回廣州後，瘧疾居然好了。
10月3號去了一趟日本，押送漢奸陳公博回南京，陳公博是汪偽政權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由他接任偽政府代主席，8月25日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待了五十多天引渡回國。引渡的機場所在地叫米子，位於本州島西端，面臨日本海，飛機從米子直接飛回南京。陳自知末日來臨，在幾名武裝軍警押解之下，垂頭喪氣，面容晦暗，一言不發，押回後投進蘇州監獄，於次年6月3日執行槍決。
在台灣，先後到過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東、花蓮，這些機場的地勤人員全是日本人。有些年輕的日本雇員見到中國飛行員就圍上來索討美國香菸，那時我們身上總帶有幾包駱駝牌或Lucky-strike，當然不是自己抽（空勤人員都不許喝酒、抽菸），而是用來和這些日本人聯絡感情。日本人對中國空軍人員多少有些敵對感，在新竹機場曾經碰到一個魯莽的開加油車的日本司機，他以飛快的速度急馳而來，到了面前突然急剎車，差點把我們撞倒，看來他是有意這樣，很不友好。機場大樓內也有些年輕的日本女職員想上來同我們套近乎，但她們只會說日本話，無法溝通。招待所的服務員卻大部分是台灣姑娘，對我們特別熱情。我們剛到台北，晚上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兩位姑娘，笑咪咪地把一大包東西塞到我們手上就走了，打開一看是糖衣花生米，我們不明究竟，連忙去找她們。她們說：“你們遠道而來很辛苦，這是我們大家一點心意。”走在台北街上，也會碰到年輕的台灣姑娘主動為我們帶路，作義務導遊。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歡迎，這一切都使人感到溫馨。
那時的台北很小，市容蕭條，比起大陸的城市差得很遠。在車站的貨棚裡、月台上到處都是麻袋裝的一袋袋的白砂糖，堆得像小山，可見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還處於單一的農業經濟狀態，而且受戰爭的影響，物流不暢，使大量的物資積壓運不出去。
但台北也有它令人難忘的地方，一個是台北動物園。台北的動物園很大，即使花一天功夫，也很難遊覽它的十分之一。
台北還有一處極佳的休閒去處，就是北投大屯山溫泉公園。大屯山在台灣的最北端，如果說台灣島的形狀像一片樹葉，那麼最南端的鵝鑾鼻就是葉尖，大屯山就是葉柄。
抗戰結束，內戰開始
11月底，台灣任務告一段落，全隊轉移北平待命。在北平住在燈市口同福夾道盡頭（同福夾道是一個死胡同）一所大院內，這個大院是原日本的航空公司所在地，院子很大，像一個大花園，院內古木參天，亭台樓閣掩映。五十年代我再次來到這裡，這時北平已經改為北京，夾道依舊，大院也還是原來的樣子，門外有衛兵站崗。
到北平後，情況突然急轉直下。
從12月初開始，全部飛機投入繁忙的空投任務。空投，就是加滿來回油量，到達目的地後不著陸，將機上物資投下後立即返回。飛機在起飛之前已將艙門卸下，投下的物品上都繫有降落傘以免摔壞。空投的目的地是北平西北570公里的包頭，空投的物品主要是彈藥和物資裝備。包頭是國民黨在西北的一個孤立據點，它北面的百靈廟，東面的薩拉齊、托克托，東南面的偏關、河曲，南面的東勝都在共軍手中，對包頭形成大包圍，機場附近也有共軍游擊隊出沒，飛機無法降落，只能空投。
國共內戰前的國軍空軍。
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已經開始。
八年前，我放棄了大後方的舒適生活，義無反顧地走上抗日前線；今天，卻要捲入一場內戰，這完全違背我的初衷。
我向往藍天，我熱愛飛行，但我反對內戰。現在該怎麼辦？
只有離開，越快越好。
剛巧有一次去白市驛的任務，借此機會，溜之大吉，結束了四年來的飛行生涯。
回成都後，李玉聲托同事左耿將我的一部分行李帶到我家，從左耿那裡得知，我的出走使衣復恩很惱火。左耿說：“衣復恩本來要提你作通信長的，你真不該走。”
下棋講究“舉手無悔”，我已經走出這著棋，我不後悔。
對衣復恩，我感到歉疚，但是，沒有辦法，人各有志。我又想，現在兩岸開放了，如果有機會去台灣，我一定首先去看望他，但想不到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壯心苦憶年少時，憑欄笑指邯鄲道”。
安息吧，大隊長。（《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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