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文人终无用：荣庆奉慈禧之命草拟立宪懿旨

　　1887年的一个暮春午后，天色晴和，山青无翳，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书生行至京城西直门外蓝靛厂北岛附近的养水湖，此地乃其表弟寓所。只见“湖阔顷许，南面上山，北种柳树，湖中宜莲与稻。湖北筑室三楹，窗轩面湖，后进为土洞，有陶渊明遗风。洞上平坦，可远眺，尽观本湖境；洞后为土山，过山，西为玉泉山，东望罗绮桥；北则昆明湖并草湖、西湖环焉。一望水乡，烟波浩渺，令人有出世之想。”美景助雅兴，主人不禁赋诗一首：

　　我有鸡足山，山下百重泉，
　　泉甘而土肥，宜隐且宜仙，
　　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

　　不过，这两位翩翩少年的归隐之志皆未能如愿。主人后来成为清末改革急先锋，先后出任两江、直隶总督，最后殒命蜀中，他便是端方。客人亦非泛泛，从小小京曹一路飘红，升至军机大臣，曾掌管刑、礼、户诸部。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重臣荣庆。

　　想必大家对于端方之事迹已是耳熟能详。但若是提及其表兄荣庆，估计绝大多数人会有雾里看花之感。这也难怪，荣庆此人一生“持躬谨慎”，故时人对其记述甚少，加之无文集函牍留世，《清史稿》虽为其立传，然仅有寥寥六百余字，令后人乏实据可考。因之荣庆虽位列中枢，其形象却长期模糊不清。

　　好在史学前辈谢兴尧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曾整理出版《荣庆日记》一部，对我们了解荣庆大有裨益。笔者近读该日记，另结合相关资料，试对其人其事略作勾勒。

　　一

　　荣庆(1859——1917)，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与那桐、端方并称“旗下三才子”。与那、端不同，荣庆进入官场，并非靠祖上恩荫，实凭个人过硬的应试能力。他于光绪九年(1883)会试中式，三年后又中进士，时年27岁，可谓少年得志。这在清末满蒙权贵中堪数凤毛麟角。也正因饱读诗书，荣庆具有一身的文人习气，嗜好风雅之事，这在其日记中比比皆是：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枕上得句：“卅年两度挂朝冠，万事浮云眼底宽。稚于无知仍课学，高堂幸健强为欢。无官梦觉心原泰，解事人稀语却难。松柏后凋曾自砺，莫教零落在初寒。”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画贾到，购洪北江铁线篆一联十元，祁文端联二十二金、张诗舲联一四元，陈希祖联一四元，翟文泉隶书联一三元，题赵次珊夫人书面帧。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晴朗，休息日，招抱冰老人，范孙、瑞臣两侍郎，……向咸东园雅集。或围坐清淡，或倚栏闲话，或临水，或据石。主宾直率，形迹不拘，极终日之乐。他日当倩林琴南图之，以志鸿雪，六钟客散。

　　宣统二年六月初六日五钟起，步至护国寺口，策车至万生园，步至咖啡馆，负柳阴，对荷花久坐。登旷然亭观秧田，折东行自如庄一带，路旁均有荷。

　　爱吟诗，好古玩，喜交游，乐山水，荣庆全然一副名士做派。然而极具文人范儿的荣庆，却既不出自显宦门下，更非富贾之后，他七岁丧父，家境凄凉，“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供职翰林后，荣庆之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曹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便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八日，他“以马馆百五并贽银百五还大德通。己丑(1889年)八月初一借款，其余二百，另为立据付息。负债累累，今始清二十分之一也。”

　　同时，由于出身寒素，无背景无后台，荣庆之仕途亦颇艰涩。据《清史稿》载，自高中后，他“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之时，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

　　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余载京官，荣庆堪称惨淡。

　　二

　　既然荣庆难入诸位势利上司之法眼，那他又究系凭何发迹？透过其日记，大致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办事认真。供职翰林院期间，荣庆多从事杂务，虽颇琐碎，但他却能做到一丝不苟，胜任愉快。一次，他负责监督发放薪俸事宜。援照先例，荣发现每年分发薪俸之数目，都存在或大或小的漏洞。于是他加以变通，“将应分名单，与银封外名签，有重复者两张，且均无承办者愔记，始知其弊之所在也。”后调至詹事府，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从此旧书可保无遗……将来归入不全、虫蚀、残缺各书，另簿存储，以免遗失。数年心愿今日始了。”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

　　其次，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都一律拒收：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平阴进学生张际华到，璧其贽，拒其请。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门人到六十余人，均壁其仪。

　　最典型的一次乃清末巨贪周荣曜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坚决璧还。事后回忆此事，荣还颇为得意，自认“当年不为所误，并非有先见之明，不过义利一关早觑破耳。”荣庆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

　　再次，善结人脉。朝中有人好做官，此话无论放在何年何月，似皆适用。1899年春，朝廷外放荣庆为山东学政，恰好不久袁世凯出任东抚，二人遂结识并来往密切：

　　十一月二十三日出西关，袁署抚前旌已至，即同毓中丞跪请圣安。袁抚小坐行，毓抚亦即行，与司道稍谈入阁。

　　十二月十八日慰亭中丞到，谒慈见子女。荐医李少庚，未服其药，少鲁入诊。

　　十二月二十日治公牍，午初封印……中丞馈慈人参鲜花，儿女辈服物。

　　母亲病重，袁世凯推荐医生、馈赠物品，实令荣庆感激不尽。不久，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如此殷勤周至的举动，怎能不让荣庆将袁视作至交。

　　并且，荣庆还通过袁之关系，投靠荣禄门下。荣赴鲁之前，遍览日记，未有一处提及荣禄，而返京后，“略相”、“仲相”便频繁出现在日记中。1900年夏，义和团与列强之间已是剑拔弩张，开战在即。荣庆此时力主解散义和团，与列强议和。五月二十三日，荣“闻郎岱(廊房)已开仗，陈仲相条陈以散拳民事，并以无与各国一齐开衅之理，仲相答以‘予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辩，视为叛逆矣。’洒泪而散。”短短数句，可知二人政见一致，且荣禄已将荣庆引为心腹，有意保护，以待重用。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荣庆便“奉旨署理仓督”。荣庆深知获此“不次之擢”，荣禄定于幕后出力尤多，于是致函坦露心迹，表示不负栽培，“惟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

　　至此，荣禄已俨然成为荣庆身后牢不可撼的靠山。

　　荣庆确也能干，任职仓督一年多，“以剥船盗米，改由火车迳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朝廷)皆如所请行。”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旋即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至1905年，荣庆晋协办大学士。仅仅六七年工夫，荣庆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升迁之路。这在晚清，实不多见。此时的他，才四十来岁，正值壮年，自然被人们寄予厚望。

　　三

　　然而，自从进入中枢，荣庆之政绩便乏善可陈，甚至令人侧目。

　　1903年10月，陕西道监察御史王乃徵曾上书弹劾军机处诸位大佬，之于荣庆，写道：

　　至如荣庆者，外貌轩昂，极似有才，胸中实毫无经纬。自上年充管学大臣，即以骄矜疏忽，为执事人讪议，本年充会试总裁，臣亦蒙恩派充同考官，偕赴汴梁。其衡文一切，本无学识。而自满自足，凌厉同官，无不怨愤。尤日与张英麟构隙，广众之前，互相嘲诟，无复大臣体统。

　　又八月下旬，在刑部尚书任内，以无礼之语，当堂斥辱司员，致秋审十数员，同日告假辞差。经侍郎沈家本遍诣代为谢过，其事乃解。旋即转升礼部，众谓其自求迁避耳。乃未久忽拜枢臣之命。

　　王氏之言辞虽不免激烈，倒也有理有据，绝非捕风捉影。“胸中实毫无经纬”，可谓一语道尽荣庆之本质。不妨再举一例，看看这位清廷重臣的作为如何。

　　1906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终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一时间，各派势力频频与之往来：

　　七月初八日，未正至外部公所，醇邸、孙、世、那三相、冶秋尚书、慰亭直督同本处公阅出洋大臣折件。申后归，慰廷来访，夜有所拟。

　　七月初十日，入值，邸已到……巳归，饭后眠起，所拟脱稿。

　　七月十一日，未初至外部公所，同阅拟谕，庆邸决定。

　　七月十二日，卯初见，与庆邸再谈……饭后与宝臣访慰亭夜话。

　　至于懿旨具体文字，看后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既然要“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却强调必须“大权统于朝廷”，那“庶政公诸舆论”岂非空谈？又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想必荣庆费尽心机、搜肠刮肚所草拟的懿旨，既没有体恤天下民意，也未考虑同袁、端间的哥们情意，完全是揣摩老佛爷圣意。根据“最高指示”办事，此即荣庆的为官之道。

　　四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慈禧相继殡天，这对身为满蒙权贵的荣庆而言，不啻天雷轰顶。他曾一度“神志昏迷”，疏于日记撰写。此后，政局急转直下，几位顾命老臣相继离世，更使其萌生大势已去、力不从心的感慨：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闻冰(张之洞)耗殊耿结，……为冰老痛，为吾道忧也。

　　十月十七日闻孙燮老(孙家鼐)仙逝，老成凋零，又弱一个！

　　十二月十五日入署，三大臣定分数，与范孙商课本。乔、林来酌，瑞臣亦到，严又陵又来商酌。暮前归，兹事重要心力为瘁。

　　自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至是年底，《荣庆日记》几乎通篇俱为追述早年蜀中生活及诸位故友情谊的诗文，丝毫不见其对时局政务的关注。一个刚过知天命年纪的清廷大臣，终日沉浸于往日回忆之中，不思振作，其心态之消极颓唐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进入覆亡倒计时。面对这一巨变，荣庆既无良方挽狂澜于既倒，又无认同共和之觉悟，只得“心如枯井”，作观时局。1912年2月10日凌晨，荣庆夜不成寐，颇为感伤的“和泪”写下七律一首：“枨触前情血泪涟，攀号有愿愧迟延。委衾幼主名空拥，大赉慈皇德可传。倾厦幸能支一木，偷生无补已三年。每逢人处都无语，惟有心中百感煎”。抬望眼，天色渐亮，“与三年前相似(光绪、慈禧去世之时)”。两日后，清帝宣布退位。他自然沦为前朝遗老。

　　1913年二月初八日，当听闻隆裕太后去世的消息，寓居津门的荣庆不禁撰诗志哀：

　　阳九厄中厄更多，觚棱北望感如何。我年未老心先死，不尽哀欢梦里过。

　　前清之所以厄运连连，终致倾覆，恐怕与荣庆在朝时的庸碌无为亦有关联吧？正值当打之年的荣庆，也唯有在梦中追忆曾经无限风光的前尘往事了……

　　王学斌，新浪历史  2013-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