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毛泽东的遗产

　　毛泽东无疑是超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做过的事和想做的事，很多是一般政治领袖做不到，甚至是想也不能想的。我想，在中国历史上，能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毛泽东在脍炙人口、言己之志的《沁园春·雪》中也只提到这几个人、而且还表露了不以为然之意。

　　从后人评价角度看，历史上的大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论好坏，容易盖棺定论，如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如法西斯魔首希特勒。另一类要复杂得多，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会随时代深人或变化，比如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我认为毛泽东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还大有深人、发展余地，我们的后人会有与现在这代人不尽相同的看法。毛泽东逝世前对自己一生功过作了一个高瞻远瞩、言简意赅的评价。他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被证明是一场大灾难和大悲剧，正是这场浩劫，才使中国人不得不对曾被敬如天神的毛泽东作出反思性评价。至于把国民党政权驱赶到台湾，则对中国历史意味深长。一是中华民族必须用极大的智慧和耐胜解决祖国统一的难题；二是在同文同种的台湾产生了一种现代化模式，颇具思考和挑战意味。毛泽东是手不释卷、博闻强记的人，他见识广博但不带书卷气。

　　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具有鲜明特征。第一，他对中国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了解和体悟既深又广，但对中国之外的社会、文化的了解则相形见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方面，他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儒家正统兴趣不大，而对民间知识和野史所知甚多。第二，他长于历史、文学，而疏于科学、经济。

　　毛泽东一生好学不倦，我想，他爱翻的是线装书，他从历史中提炼自己的政治智慧。正如共产党内一些熟悉他的老同志指出的，毛泽东的长项是战略策略、审时度势，在政治斗争中他得心应手，不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党内路线分歧、政见不同者，他都能应对得游刃有余，常收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请君入瓮之效。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常常诗性大发，以想像代替现实，以意志和感情代替政策。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有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他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时，《资本论》还没有中译本。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相当偏颇的。

　　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这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也包括思想、文化、教育、文艺、语言、社会心理也属于这个方面。

　　一些思维定势和心理习惯的影响，往往以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长期存在，比如看人论事，中国人往往不假思索地就说：“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三七开”还是多少开，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

　　毛泽东无疑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带领中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但这个出身于中国内陆农村的人，身上有不少前现代化和非现代化文化基因，比如反对科层制，蔑视规章制度，看不起教授，提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很不愿意了解和学习西方先进、有用的东西，理由是中国人本来大力学习西方，但发现“先生总是欺负学生”。其实，欺负和有没有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毛泽东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一笔精神遗产，就是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文化大革命”中有那么多人被动员起来，狂热投人，与憎恨特权有极大关系。毛泽东对于革命政党掌权之后脱离群众、贪污腐化有特别的敏感和极为尖锐的批评，这是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强烈怀念毛泽东及其“文革”中“群众运动”做法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笔遗产。我认为，对以权谋私必须认真对待这笔遗产。我认为，对以权谋私和腐败决不能掉以轻心，对群众的平等要求一定不要低估和忽视，对“均贫富”的冲动应有未雨绸缪的化解举措，当然，“文革”是决不能重演的。


　　徐友渔，《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