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的胡耀邦“谎报军情”

　　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从1966年5月底6月初，北京开始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到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组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动机并不了解，他们按照过去传统的工作方式，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面对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形势，无论是刘、邓等人，还是工作组的成员都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他们犯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又给毛泽东提供了进一步整治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口实。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

　　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一些学生发表了严厉指责工作组的讲话，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会上控诉了工作组的“罪行”。康生在大会上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引起群情激奋。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发言中介绍了江青等人7月25日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引起与会者的轰动和会场的混乱。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场宣布“罢海淀区工作队长周杰的官”。在7月28日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江青也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的官。[1]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在这几天之内，北京大中学校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几次讲话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预感到：工作组的末日到了。

　　海淀区的许多学校发生了驱赶、殴打工作组人员的现象。打得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长缪子玲。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在场的医务人员一边剪一边流泪。中央团校副校长马石江（海淀区66所中学的工作组都是由中央团校派出的）组织人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报告了因王力罢周杰的官而引发学生打、撵工作组的情况。马石江还让被打的工作组成员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三处告王力的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陈伯达还向胡耀邦发难，说胡是“谎报军情”。[2]

　　当时有红卫兵小报称：毛泽东为中央团校教师被红卫兵殴打事件报告不实，批评邓小平“谎报军情”。中央团校教师被打是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向邓小平报告的，邓小平告到毛泽东那里。后江青派人核对，向毛泽东报告“查无此事”，毛泽东才发了脾气。

　　1966年8月6日，江青等在天桥剧场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会后，还找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一些中学生谈话。据卜大华回忆，江青在谈话中指责团中央害怕群众，是胆小鬼，还谎报军情。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后来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所谓的“谎报军情”，并透露出当时的一些细节。

　　关锋在讲话中说：“现在的形势大好，运动在不断发展，这是本质，这是主流。我们不要被一些现象，一些假象所迷惑，不要被谎报军情的东西所迷惑。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谎报军情，说有50多个学生去批判他们，围攻他们，要求罢胡启立的官。他就要中央表态，说现在要不要纪律，罢官要不要中央批准。其实，当时的学生哪有今天这样激烈。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们提出议论，是不是谎报军情？可是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不以为然，就叫我和王力同志去。我们去看了看，果然是谎报军情。有什么围攻，就是几个人坐在那儿谈话，要求罢胡启立的官，并没有要求非答复不可。当时胡启立不承认错误，我当时批评了他，他就在学生面前反驳我，他说，这些错误都是右派搞的，自己没有错。在学生面前不敢承担一点责任。”[3]

　　文革初期的撤销工作组是一件大事。撤销工作组致使党对大中学校领导的中断，导致了学生运动的失控，“破四旧”、抄家、打人以及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发生，都与撤销工作组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工作组阻碍运动，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反映工作组被驱赶、殴打的报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也就很容易地相信是“谎报军情”了。在这之后不久，红卫兵杀向社会，开始“破四旧”，大批文物被毁，也有报告上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奉命去查，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文物毁坏并不严重”。8月20日,毛泽东也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4]

　　毛泽东是个大政治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在细节问题上他并不是很在意的。

　　（2006年10月11日）

       注释：

　　[1] 郑洸：《“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青运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 见《用火写在天空的生命——纪念马石江同志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

　　[3] 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1966年12月1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8页。

　　卜伟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