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哈佛鼓吹北大是世界最古老大学

　　胡氏说，廿三年前，一九三六年，他代表北大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的三百周年纪念。当时全世界各主要大学都有代表应邀参加。集会前一天，哈大校长盛会招待，入席时依各校创办年份依序进场。共有六百多人，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几位，差不多排到最后。北大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是世界各主要大学的小弟弟。翌日纪念会中，胡氏为六个应邀致词的来宾之一。他说，如果以中国古代创办大学的年份算，最早的太学创办于汉武帝时代，为公元前一二四年，迄今二千多年。那么中国的大学代表，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级的第一。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
　
　　这是胡适1959年12月27日下午在台湾对“中国教育学会”等六个团体所作的一个演讲，此处所用的是胡适日记里粘贴的剪报。这件事还有第二个版本。那是胡适1936年底回国以后，在上海的青年会所作的演说《海外归来之感想》：
　
　　在［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会中，到会的全世界学者［五］百三十余人［注：此处“五”字显然脱漏，哈佛认定的代表为546人；总参与学者为581人］。其中有曾受该大学学位者七十五人［注：哈佛的官方记录是9人］，本次给予学位者六十二人。讲演分文学、科学二组，在两个会场举行，演讲时每一人提论文一篇。每日讲演，在这七十五［注：哈佛的官方记录是七十一］位学者中，个个都是前辈，由大会发给每人小册子一本，上载每代表所代表学术机关的名次。我看到这名次排列就发生了最大感触。第一名埃及大学，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第二意大利大学，也有九百多年；第三法国巴黎大学，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国牛津；第六英国剑桥。至于本人代表的北京大学，则排在四百一十九号、南开四五四号［注：可能是手民误植，应为480号］。“中央研究院”于民国十七年成立，不过八年的历史，所以次序数字为四九九。说也惭愧，我们中国已具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
　
　　这都是老祖宗没有遗产流传……但诸位也不必悲观，因为中国名次以下，还有六位小弟弟。五［六］位中最出风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附设的高等研究所［注：501号］。虽则次序落后，然而它能吸收高等人才，如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氏，即在该所罗致之列。于是普林斯顿渐成为全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麻省大学之理工研究院［注：254号］则由理化学家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与安德逊（Carl Anderson）等任教［注：误。这两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师徒都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它们成立年纪虽小，学术人才之多，几居首位。所以我们中国固然老大。然如能急起直追、不悲观、不自倨，将来也许有好的现象。
　
　　胡适在哈佛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上的发言，还有第三个版本。那就是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实录》（The Tercentenary of Harvard College：　A Chronicle of the Tercentenary Year，　1935－1936）：
　
　　胡适教授幽默地提起了波士顿一家知名百货公司七十五周年庆的大广告：“我生日，你收礼。”胡适博士说：同样地，哈佛大学也是用致赠客人荣耀的方式，来庆祝它三百周年的校庆。他说自己就是要在次日拿到礼物［注：指荣誉博士学位］的人之一。他说他审视与会代表的名单，让他有着极大的感触。那就是，欧美大学的传统有延续性，中国的太学则没有。太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到了公元二世纪，太学已有三千名学生。可是那些太学今日何在呢？它们都消逝了。由于我们在组织、基金以及管理上都没有延续性，它们很容易成为内战跟人事沧桑的祭品。他说，来自东方的与会代表不但要与哈佛大学同庆，而且要把他们对这个欧美传统的价值的新体认带回国。
　
　　先说哈佛大学创校三百周年的庆典。这个庆典的活动从1935年11月7日开始。11月8日是创校者约翰·哈佛的诞辰纪念日。为期十个月的庆典的高潮是在最后三天，即1936年9月16日到18日。这三天的高潮是在最后一天，因为当天是“麻州湾殖民区议会”（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Colony of Massachusetts Bay）拨款四百英镑设立哈佛大学的前身的三百周年。9月17日，有一个午餐会。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做东，宴请全世界学界的代表。在这个午餐会上，有六位致辞的代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阿根廷以及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胡适是其中之一，他代表的是北大、南开与“中央研究院”。
　
　　在参加哈佛三百周年校庆的505个大学及学术团体里，中国有九个：上海的圣约翰大学（343号）、南京的金陵大学（383号）、北平的燕京大学（392号）、北京大学（419号）、清华大学（446号）、金陵女子学院（465号）、北京协和医院（467号）、天津南开大学（480号）、“中央研究院”（499号）。无怪乎胡适感触良深。中国的机构，排除胡适一向看不起的教会大学，都在四百号之列。胡适所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则几乎殿后，后面只剩六个学术机构。
　
　　胡适在提到排名次序时有点语焉不详。他在第二个版本里说大会发给与会代表的小册子上印有与会大学的排名顺序。这个顺序是庆典高潮三天的第一天举行开幕式时，代表的入场顺序。与会代表在“内战校友纪念堂”（Memorial Hall）列成六纵队，每纵队两行，从1号排到505号。然后，依次进入举行仪式的桑德司音乐厅（Sanders Theatre）。纵队里的代表在跨进桑德司音乐厅北门时，就先驻足。听到仪式司令唱出自己机构的名字以及成立年代的时候，才走上台，觐见校长。跟校长握手以后，再从另一头走下台，坐到指定的座位上。
　
　　胡适在这次庆典上到底说了什么话、是怎么说的？第一个版本是胡适在庆典廿三年以后所作的回忆，而且，那不是胡适写的，他用的是剪报；第二个版本是胡适当年返国以后所作的演讲；第三个版本则是哈佛大学的官方记录。这是胡适生涯里另一个“罗生门”故事。三个版本大同小异。最关键的歧异点，是第一个版本记载的，胡适说北大的历史可以溯源到汉朝的太学。因此，北大在哈佛的庆典排行里，“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级的第一。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
　
　　第二个版本是胡适自己撰写，第三个版本是哈佛的官方记录。一般说来，这两种资料错误的可能性比较低。当然，这必须排除刻意作假的情况。第一版是报纸的报道。我们知道报纸的记载是不大可靠的。不但记者可能报道错误，主编也可能闭门造车地改稿。比如说，第一版的记载说：“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几位。”这显然是错的。总共只有505个大学以及学术机构的代表参加，胡适不可能排在“五百九十几位”。当然，人的记忆也不可靠，胡适也可能口误。令人玩味的是，胡适日记里粘贴的剪报是《公论报》的记载。胡适是个勤于看报的人。同一天《中央日报》也有记载，只是没有胡适在哈佛大学“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的那一段。胡适为什么选了《公论报》而非《中央日报》，就可堪玩味了。安徽版的《胡适全集》所收的，就是《中央日报》的记载。
　
　　我推测第一个版本的记载可能是最正确的。胡适深谙演讲术，他知道演讲要成功，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摸清听众的喜好。历来比较胡适中、英文著作的人，不是批评胡适在中国人面前谈西方，在西方人面前谈中国；就是批评胡适在中国人面前说中国的不是，在西方人面前则称道中国。前者，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欺人不懂；后者，就是在西方人面前“为宗国讳”，在中国人面前“恨其不成器”。这都是过于简单化的批评。我们研究胡适的观点，不管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写的，都必须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但这是后话。胡适演讲的时候能够因观众而定其宗旨并选其语气，这是深得演讲术的三昧。
　
　　正由于如此，胡适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能够说得恰到好处。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排名殿后，对胡适而言，可能是一个钻心刺骨的经验。他在午餐会所作的致辞，本身就耐人寻味。表面上看，他说得再得体不过了。他颂扬西方大学赖以永续的组织和制度。然而，代表北大、南开、“中央研究院”的他，如果说要学习，就说他自己所代表的机构或中国需要学习就好了。可是，他偏要一杆子把整个“东方”－－包括排名从两百到四百多号的日本的大学（例如：庆应大学，245名；东京帝大，336名；早稻田大学，355名；京都帝大，417名）－－都拖带进去垫背。更有意味的是，他一面称赞西方，一面又很技巧地假借缅怀“中国太学今何在”，用他最喜欢说的“偷关漏税”的方法，把“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子孙不肖”的面子话给登上台面，硬是用“中国的太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这句话，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北大从419号的排名撑杆跳式地跃升至第一，把那在公元970年创校、排名第一的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Al－Azhar）大学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不一定阿Q，但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第三个版本－－《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实录》－－没有胡适“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的记录呢？这不难解释。当天午餐会六位代表的发言记录，有四位是照录，很可能是用发言者提供的稿子。法国法兰西学院代表的发言记录就是法文原文。当天的发言记录里，只有胡适跟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代表的发言是用新闻稿的方式发表的。胡适那“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的幽哈佛大学的一默、以及幽埃及大学的一默，很可能就被《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实录》的史官给当成即席的笑话抹去了。
　
　　共识网书摘，摘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日正当中，1917－1927）》（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第一章　“北大新星　造国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