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像是一盤棋局
由於衣復恩和蔣介石的特殊關係，於是就有人傳說他是蔣介石的乾兒子，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衣復恩所以獲得蔣介石青睞，主要是由於他卓越的飛行技術，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始終沒有超過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他對蔣很尊敬，但從來沒有把蔣當作神來崇拜，這從他後來說出“什麼反攻大陸，不過是皇帝的新衣”這句話可以看出來。
大約是1943年春天，空軍總部給空運隊派來一位政治指導員。這位指導員一來就大抓軍事化，要大家每天按時起床，做早操，每星期一次紀念周，升旗、訓話，還集體學習“抗戰建國綱領”。衣復恩對此大為光火。一天，他把這位指導員叫來，當著大家的面把他訓了一頓，大意是說：我們這裡情況特殊，飛行人員出勤之後必須保證充分的休息，你那一套在我們這裡行不通。這位指導員到任不到半個月就被衣復恩轟走了，我至今仍然記得他那帶著近視眼鏡，畢恭畢敬地站著挨剋的那一副狼狽相。以後就再也沒有派人來。
衣復恩在工作上對人要求很嚴格，但他從來不干涉員工的私生活和業餘愛好。空運隊的成員中，飛行員中大學生多，報務員中中學生多，不少人有讀書的業餘愛好，當然大部分是讀文藝作品，往往有了好書大家輪流傳看，也有時看一些“旁門外道”的書，觀點不同的人碰在一起，也會大發議論，爭辯不休。
空運隊的宿舍是一排平房，兩個人一間，我和陳福住一間，左邊隔壁是劉漢沛和高學安，右邊隔壁是吳振麟和王慶祥。我們這一排全部是報務員，前面兩排是飛行員宿舍，那時我們都喜歡在床頭用圖釘釘幾張小畫作為裝飾，我也把一張魯迅的木刻像釘在床頭。其實我並不特別喜歡魯迅，但我很欣賞這幅木刻，它是一幀側面半身像，頭微抬，食指和中指間夾了一支香煙，線條簡潔流暢，神氣活現。有一天隔壁的高學安來串門看見了，問我：“你為什麼把共產黨的像釘在牆上？”旁邊的陳福立即回答：“魯迅不是共產黨，他只是一個作家。”後來吳振麟、王慶祥、賀瑞華也參加了進來，你一言我一語，爭得面紅耳赤，絕大多數都站在陳福一邊。高是一個有正統思想的人，但不是密探。隊上也有人看《新華日報》，趙昌燕就是其中之一，當然他們不會把報紙直接送到隊部，而是在家中訂閱，帶到宿舍來看。這一切，衣復恩不可能不知道。
蔣介石(左)與衣復恩。
趙昌燕後來跟隨一架起義的飛機去了延安，五十年代他參加了拉薩航線的試航，他的照片還上了《人民畫報》。
趙去延安大約是在1946年春季，我已離開空運隊之後。我有一個朋友廖仲孝，是空軍地面電台的報務員，他聽說趙昌燕的事，問我：“他為什麼要去延安呢，那邊的待遇也不見得很高吧？”在空軍中，像廖這樣不問政治的人占絕大多數，真正像高學安那樣的正統派很少。
1944年，衣復恩去過一趟延安。那一次是送周恩來總理從重慶飛延安，他很敬佩周恩來總理。他覺得周總理待人親切，善於辭令，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的飛機在延安待了兩天，在這兩天中，他訪問了延安的窯洞，見到了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還接見了他，和他握了手。
1949年12月10日，他駕駛著“中美號”（C54），載著蔣介石離開成都，回到蔣的老家奉化溪口，在溪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載著蔣介石在溪口上空繞飛一圈，然後飛到台灣。
作為衣復恩，他只能這樣選擇。正像我留在大陸一樣，作為當時的我，也只能這樣選擇。雖然這個選擇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我不後悔。正像下棋的人常說的：舉手無悔。
我父親有一句口頭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句話不對。我覺得，人生更像是一盤棋局，可以這樣走，也可以那樣走，但棋子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並沒有誰規定你非得這麼走，或非得那麼走。
不甘寂寞遺愛人間
衣復恩的晚年是寂寞的。
衣復恩1966年7月被誣陷下獄，1969年7月出獄，時間長達三年。他出獄之後離開空軍，下海經商，擔任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大陸改革開放後，他成為第一批登陸的台商，在廣東、陝西、上海投資辦廠，事業蒸蒸日上。到九十年代已經擴展為擁有50億資金（台幣）的十多個企業。他熱心支持大陸文教事業，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會”，把賺來的錢回饋大陸年青人。在河北、山東辦學校，在清華、北大設立獎學金。
衣復恩於2005年4月9日在台北辭世。享年89歲。按照他的遺囑，把他的全部股票捐給了文教基金會，以支持大陸文教事業。
我後來才知道，衣復恩多次回到大陸，去過杭州、黃山、南京。在南京，他去了夫子廟，長江大橋，還去尋訪了明故宮機場遺址，和他在南京的故居申家巷17號，當然，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衣復恩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不甘寂寞，他下海了，而且小有成就，但那些往日的回憶並沒有從他心中抹掉，他寫了回憶錄，他還對亞化的員工說：“我只會開飛機，不會別的。”
這就是衣復恩。（《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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