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和亲朋好友：
衷心感谢大家放弃周末休假不辞辛劳赶来出席我父亲——费巩纪念像揭幕仪式。作为费巩的后人，我深感安慰并代表费巩家属向大家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我还要感谢仪式协办方福寿园集团领导及工作人员为<费巩纪念像>落成上海人文公园所给予的全力支持。
我更要向主办单位复旦大学以及复旦党委宣传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复旦是父亲的母校，父亲在那里接受了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正是复旦的教育，孕育了父亲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民族争自由，为社会争民主之路。复旦和父亲的诞辰同是1905年，父亲的遇害，又正是在去复旦讲学途中发生的。始于复旦而终于复旦，这是历史的巧合，也体现了父亲和复旦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可以说复旦是父亲的精神家园。由复旦来主办今天的活动，我有一种陪随父亲回家的感觉，感到万分亲切。
生前的父亲，对于我只是一个很遥远的记忆。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西迁，父亲把我们全家送到上海安顿好后，于1938年孑然一身追随浙大奔赴大西南时，我年仅三岁。1941年夏天至1942年底，父亲曾回沪探亲。那时我已懂事了。父亲在家的这一年半，是我童年中最快乐也是真正享受父爱的一年半。
在我记忆中父亲十分和蔼可亲，对我们既疼爱又严格。每天晚上空余下來不是陪母亲哼唱京戏，就是陪我和姐姐玩耍。可惜，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享受父爱，这对一个日夜渴望着父爱的幼女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就我对于父亲的理解和认知上，父亲对于我，远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
我寻找父亲的心路历程，始于文革动乱。1966年我家被抄，这飞来横祸却让我第一次接触到母亲珍藏的父亲的十六本日记，和数十本父亲遗著及手稿，还有他的衣物和他曾经使用过的笔墨用具。在此后的两年里，我反复阅读了父亲的所有日记，在心灵上陪伴着父亲走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七年，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清晰和高大。
1981年出版的《费巩传》一书扉页上写道“他的整个素质是一块柔韧的钢”，这是对父亲最确切的评价。是的，作为学者，父亲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作为教授，在学生面前他是一位亲切和蔼慈祥善良的长辈；而作为为理想而斗争的勇士，他却是坚强不屈，刚正不阿，内心充满了力量。
阅读父亲日记，首先让我感受到的是父亲的人格力量。父亲一生以荀子的格言作为处世为人的准则：“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父亲虽学贯中西，又有广泛的人脉，从政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但他却坚持绝不为官，教育救国的原则。 1940年7月，原浙大训导长被学生轰下了台，经广大师生提议，竺可桢校长“三顾茅庐”请父亲出任训导长。父亲则请校长承诺以“不参加国民党；不领取训导长薪俸，仍以教授身份出任，把每年省下的四五千元用于改善学生生活”为先决条件，遂同意就职。父亲在就职宣言中讲道：“训导长有人叫他警察厅长，但我决不会做警察厅长……我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他还指出：“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像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诺诺。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可以担负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父亲这样的训导长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半年后，他就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1943年至1944年,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不下十次来函劝说父亲回母校执教,并聘请为教务长等职。在父亲日记中详细记载着他的思想起伏,但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决不加入国民党，也决不谋求任何高位。最终谢绝了章校长的邀请，而同意张志让先生的建议，适时去复旦举办短期讲座。 “利少而义多为之”，父亲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一格言。
在父亲日记中我还感受到了父亲的学识力量。父亲从复旦毕业后即去英国深造，1931年学成归来后至1944年的十三年中，除教书育人外，他把大量精力化在著书立说上，在父亲的遗物箱中存有已出版及有待出版的著作达数百万字之多。这些著作多数涉及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父亲回国后先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后到上海中国公学，又在复旦大学任教。1931年秋，他的处女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由民智书店出版，该书提倡“民仆”制度，国家公职人员应废除私人举荐而采取公开考试，持真才录用，反对任人唯亲。1933年秋，父亲应聘任浙江大学教授。同年，第二部23万字的著作《比较宪法》问世，由世界法政学社出版，并纳入《世界法学丛书》、《大学用书》之中。该书对列强和新兴国家之宪政进行比较、研究，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以为我国改革政体作参考，引起国内各界关注。随后，《英国政治组织》、《瑞士政府》等专著也相继出版。当时父亲年仅28岁。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英年遇难，如果没有动荡不安的政局，他一定还会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父亲日记中我还深深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个斗士的力量。父亲是读书人，但他把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仅限于做学问，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造的行动者，反抗邪恶势力的勇敢斗士。父亲在被迫辞去浙大训导长后的日记中写到：“在毫无民主自由的独裁统治下，要当好训导长一职是‘不能也，而非不为也’”。这表明，父亲那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民主，人民的自由，必须对社会制度做根本的变革。这就促使父亲利用各种讲台和重庆的各种进步杂志，发表文章抨击时弊，宣扬民主与法治思想，甚至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是“名为宪政，实为独裁”。1945年2月7日,父亲欣然和洪森，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人，先后在郭沐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事后又痛斥当局威逼引诱签名者反悔的无耻行为。这一系列言行大大触怒了当局，最终于1945年3月5日在重庆制造了“费巩失踪事件”。在秘密绑架秘密关押后惨无人道地加以杀害並被毁尸灭迹。年仅四十。
父亲日记和相关史料给我带来的巨大震动，使我下决心，一定要设法保存好父亲的日记和遗稿，向世人介绍父亲的事迹，宣传父亲的精神。但这些愿望一直到文革动乱结束，才得以兑现。1978年9月l1日上海市政府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评选费巩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浙大校园内举行过多次大型紀念活动，并在全国多处建立了永久性的纪念物。在浙大建有“费巩亭”和“费巩铜像”，在重庆红岩广场“英名录”上镌刻有父亲的英名，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及吴江烈士陵园都有他的衣冠冢。
在父亲的遗作方面，六十万字的《费巩文集》已经出版，2007年北京法律出版社再版了《比较宪法》一书。父亲十六本日记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都表明，父亲七十多年前的学术心血，开始融入到当代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去了。
今天，能在父亲的第二故乡上海举行《爱国民主人士费巩纪念像》揭幕仪式，我想它不但是历史和人民给予父亲的又一次承认和荣誉，更重要的，它可以促使更多人去了解历史，了解费巩，了解费巩精神，了解费巩这一代人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解放所付出的代价和贡献，并对思考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之路，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有一位史学家、自由撰稿人名叫傅国涌的，曾经在上世纪末连续写过四篇纪念父亲的长篇文章。他在其中一篇中写到：“我为本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份子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我们长久以来对费巩的遗忘感到羞耻。费巩先生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不会流失在时间的河流中。费巩死了，但费巩又没有死，在经历长久的遗忘之后，他的人格精神、道德勇气和道义力量对我们的灵魂依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撼力”。
今天可以告慰的是，遗忘正在慢慢成为过去，记忆正在逐步复苏，哪怕有时路走得还很艰难，但父亲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费巩不只是属于一个家庭，更是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属于为了中国的未来而浴血奋战的先贤群体。只要先贤的精神和品质又回到我们身边，并且形成社会共识的话，一个真正自由，民主，文明和富强的中国就不会只是一个梦。
谢谢大家！
费莹如写于2013年08月29日
费巩烈士的女儿费莹如女士致辞。
费巩碑文
费巩(1905～1945)，字香曾，江苏吴江人，出身于苏州名门世家。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旋入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后，于1933年应聘浙江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其间著书多部，蜚声士林。是我国三、四十年代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费巩又是一位执着追求自由民主，刚正不阿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期间，出任浙大训导长，爱生如子，并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爱国行动、多次掩护学生逃脱军警搜捕。利用讲台和报刊杂志，仗义执言，反对独裁统治，宣扬民主法治。
费巩忧国忧民，坚持真理和正义，却为当局所不容。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拟搭轮赴复旦大学讲学时，于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当局秘密逮捕。嗣后引发轰动国统区的“费巩事件”。舆论一片哗然，各校罢课，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出面呼吁营救。
1946年1月，重庆召开国共两党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代表中共向国民党多次提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当局却于社会舆论所不顾，终将费巩秘密杀害，并毁尸灭迹，年仅四十。
1950年，周总理电示华东军政委员会派员前往慰问费巩家属，每月发给特殊优抚。1978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国庆60周年际，根据中央指示，费巩由江苏省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费巩的夫人袁慧泉碑文
袁慧泉(1903～1989)原名袁家第，出生于天津。系袁世凯唯一嫡出孙女，袁克定之女。自小熟读诗书。少年时便娴熟书法，并喜爱绘画，尤以国画见长。
1925年与费巩结婚。婚后始终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支持费巩出国留学和从事教育事业。抗战期间及费巩遇害后，在上海独自一人茹苦含辛，挑起伺奉长辈，抚养儿女的重担。解放前夕，曾不顾个人安危，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逃脱反动军警的追捕。解放后，曾连任两届上海市静安区人大代表。
1989年9月19日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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