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8日 星期日

林彪有个战胜不了的“敌人”——专访林彪内勤楚成瑞


   楚成瑞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这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38年3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滩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和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重蹈西路军覆辙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三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启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发癔症,只穿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有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的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很高兴。1949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的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这可是其他野战军未曾享受到的特别奖赏啊!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四次想要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小路、水网洼地。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开始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一直把他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车,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员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到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的,都很高兴,人一多,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么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回来从车上下来,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有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一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林彪家里也准备,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

  后来没有去朝鲜,现在不少书里写的是林彪“装病”,不肯去朝鲜,这不对,林彪早就有病,因为打仗一直硬撑着,从东北撑到华中,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经毛主席批准才回北京治疗。回来是1950年3月,抗美援朝是1950年10月,相差半年多。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很重了。我记得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大家只得用担架把他抬进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头痛、腰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都不可以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员都给弄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住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好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句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不能坐也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候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的时候,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屋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屋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来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他躺在床上我就是他的统帅了。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是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做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来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慢慢让他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

  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他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详细,还出一些主意。

  这里就说说黄克诚。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的客车一块儿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都得停,损失不少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了南京,又拉到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杭州的大铁床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彻云霄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3分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影里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

  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1938年3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蒋霞,《当年事》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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