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节，立宪与革命的赛跑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狩猎”的清政府发布新政诏书，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痛定思痛。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大折腾之后，终于再次启动政治改革。

对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知识界在经历了1898年政治逆转后久已麻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诏书的意义，只有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不计前嫌，敏锐发现这或许是改变中国的契机。6月7日，梁启超化名“爱国者”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明白提出“预备立宪”的政治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将世界现行政治体制分为三种，即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立宪政体权力有限，专制政体权力无限。表面上看，无限权力对君主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达到目的，高效神速。其实从实际情形看，不受任何制约的君主，恰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可供缓和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君主伟大；失败了，则由君主承担全部责任。各级官吏都是君主的仆人，只领皇上发给的俸禄，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很不合算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指出，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总统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形态只消耗不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相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将人民与君主截然分为两个对立且不易调和的阶级，在这种体制下，君主视民众如草芥，人民视君主如寇仇。人民的日子不好过，君主的地位也时刻处在危险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最大的问题。

君主立宪则不然。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君主虽地位崇高，享有至上尊严，但君主权力受宪法、议院约束，君主发号施令和大臣任免，皆须经议院同意，这既最大限度保证了决策的失误，也有效遏制了政治野心家对大位的觊觎和争夺。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体制打通了君民间的隔膜，人民比较容易地向议院表达意见，议员在本质上说也必须代表选民利益，为选民说话。

据梁启超分析，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是历史必然，也是中国不能自外的唯一出路。中国当然不会也不能立即过渡到君主立宪形态，但中国必须要为君主立宪准备条件，制定路线图，争取十年或稍长时间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国创建一个牢固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后来“预备立宪”政治构想的最初形态。

梁启超不仅为中国政治发展开出一剂药方，而且天才般地设计出预备立宪的大致步骤：第一，皇上颁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帝国；第二，派遣大臣三人赴东西洋考察各国宪政、法律；第三，考察完毕，在宫中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案，征求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自下诏定政体始，以二十年为期，达成宪法之治。后来的预备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梁启超的这个方案。

就思想渊源说，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方案固然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但仔细分析，也与义和团战争后国内外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互为因果。经过1898年政治波折，1900年政治动荡，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更不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带领中国重新出发，步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他们在国内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革命宣传。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政治环境中，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策略就是用革命危险劝说清政府放弃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反过来，则以君主立宪防止革命。

马勇,《南都周刊》201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