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迷信延安，迷信的是整风模式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下）


　　我们看到，1956-1957年间有三个主体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蓝图，这就是毛泽东、党组织和知识分子。虽然三者的立足点都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但内容并不相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这时发动一场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现在知识分子已接受了马列主义，那么新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就不应局限在党内，而且要号召知识分子参与，形成大鸣大放的局面。

　　其实每当面临意识形态大变动时，党的高级干部都会想到延安整风模式。1956年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员报告，他已经联系延安整风。他指出当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反对教条主义，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是继五四以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陆定一还把毛泽东为延安整风所写的文章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介绍给知识分子学习。可以肯定地说，到1956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已经决定第二次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来确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这次整风应同一般整风相区别，要以延安整风为榜样。他这样说道：“整风，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头有一些，但是很不深刻，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个时候的整风”，接着毛泽东强调，今年开始的党内整风，方法是像延安那样。195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示中特别强调了该会吸收160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十分重要，认为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是一个重要经验。显然，利用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已在酝酿中了。

　　1957年4月27日，在毛泽东不断催促之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把延安整风称为第一次整风，并直接提出在新时期必须进行第二次整风。整风指导文件是毛泽东的两个讲话，整风目标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文件还指出，这次运动是党的整风，对非党员应该欢迎，但他们的参加必须完全出于自愿。4月30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的决定，并于次日发表题为〈为甚么要整风〉的社论，把整风作为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直至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仍强调要继续让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认为没有社会压力，共产党整风不易收效。毛泽东对赵超构提出“大鸣大放”的建议十分欣赏。党的整风运动迅速同知识分子中酝酿了近一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探索热潮相结合。在全国各高校和党政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学生很快也加入了鸣放行列，延安整风模式终于在全国推开了。

　　四、从鸣放到反右︰群体修身运动展开的逻辑

　　如果把1957年春的大鸣大放理解为毛泽东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那么围绕着反右运动两个颇为重要的疑难也就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鸣放向反右的突然转折。毛泽东在1957年5月初还为大鸣大放叫好，但到5月15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左派只占20%，中间派占70%，而1-10%的右派正掌握主动权，他们极力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警告右派︰夹紧尾巴，改邪归正，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为甚么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我们认为，离开延安整风模式就很难理解这一点。

　　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反对本本主义，让全党达到高度意识形态统一。在第一阶段，为了动员全体干部以巨大热忱参与整顿思想的运动，必须鼓励各抒己见的大民主。大民主的直接后果却与统一意识形态目标相反，这时就必须迅速找到斗争对立面，把万炮齐鸣的大民主转向批判对立面的斗争。因此作为第一阶段的大民主一定极为短暂。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从大民主迅速转向第二阶段的批判对立面就是先例。

　　1957年鸣放突然变成反右，只是1942年延安整风中大民主转向批判王实味之重演。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在1957年6月底去山东济南、上海等地视察鸣放运动途中，就一再讲到王实味。他十分明确地把处理王实味同正在展开的反右作模拟。早在1956年5月陆定一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就已经把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引以为鉴的反面例子。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共产党干部看来，这一模式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为曾鼓舞知识分子大胆鸣放而内疚，当有人说反右是共产党阴谋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早出了安民告示，这是阳谋。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甚么？〉的社论，一场围剿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几个月内，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从右派人数看来，它比延安整风时多得多，这意味着运动规模大了上千倍。延安整风时，共产党人数总共不到80万，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只有一万多人，而1957年全国已有1，270万党员，还有近500万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和鸣放。由于这次群体修身运动规模空前浩大，反右成为50年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巨变的转折点。

　　反右运动中第二个疑难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在运动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右运动前，毛泽东思想已从党章中删去，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思想再次成为全党全国的行动纲领。如果仅仅从毛泽东与党组织关系来看，这种变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整风一开始，党的很多干部特别是整个组织系统都不认同党外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反右似乎证明毛泽东的失算。据此，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因受到党内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反右。他指出，在政治局（包括候补委员）内部，至少有9人反对整风。而且鸣放一开始，电报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麦克法夸尔甚至认为在很多党的干部看来，毛泽东没有估计到整风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从而使他在党内作为能洞察一切的革命舵手的声望受损。而知识分子则因为毛泽东无法抵挡党的压力而对他在党内的权威发生怀疑。

　　那么，到底是甚么原因使毛泽东思想压倒“八大”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呢？我们认为，这也是由延安整风模式所规定的。我们知道，所谓右派言论大多都是想用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为了真正在思想上压倒知识分子，共产党唯有诉诸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这正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据毛泽东思想，当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时，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本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大多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立场不明确或不纯正历来是他们的阿奚里脚踵。指责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党的代言人，就可以使知识分子理屈词穷。故反右运动一开始，把知识分子打压下去的最重磅炸弹是工农大众参与批判。1957年6月10日，刚发出反右动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工农群众开始对知识分子言论大批判。〈工人说话了〉这篇社论把右派问题的本质直接归到知识分子的出身。它这样论证道：“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情，为甚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

　　由于反右斗争中，是从立场来确定划分右派的标准，这就使得它与1949年至1957年间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有不同的判别敌我标准。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必须把反右斗争的方式同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明确区别开来，必须避免两种已经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份子龌龊的私人生活。《通知》认为这两种作法都缺乏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教育和说服力，正是诉诸无产阶级立场和知识分子的出身。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甚么在反右斗争中，中共三令五申不准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共产党为了表明反右逻辑的自洽性和明确性，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是由于其阶级地位或出身使其立场天然和无产阶级对立，这是他们借整风向党进攻的根本原因。而工人农民由于出身好，即使说了错话也是受蒙蔽，不足以证明立场有问题。事实上，在反右过程中，最使知识分子胆寒的正是诉诸他们的出身。北大学生会对一个右派份子集团骨干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作了统计，证明右派份子中出身官僚资本家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5%，而且40%人有直系亲属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像林希翎的出身虽表面上无问题，但她父亲受过曾“屠杀过人民的刽子手”黄绍竑的训练，林希翎向党进攻也有阶级根源。至于当工人代表向知识分子宣称“……你们写字的稿纸，是我们造纸厂职工做出来的，……而你们自己，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只会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写反党反人民的文章”，知识分子更是无言以对了。这种把判别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放到言论之外的立场的出身成分，就会产生很显然的效果：知识分子陷于工农兵批判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会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批判。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以精英自居的优越感，他们的作风、习惯、性格也受到质疑而倍感孤立。一位右派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处境：“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气息。可以指责我的个人习惯、家庭生活，可以批判我那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

　　如前所述，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实味使党员接受了以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它迅速把运动引向检查自身道德立场是否纯正的修身，并导致毛泽东思想压倒本本主义。而在反右运动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逻辑。反右运动正是要证明，判别知识分子是否是马列主义者，不能看他有多少理论知识，甚至不能看他们是否用马列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必须看其立场是否纯正、是否工农化。这不仅是告诉知识分子，马列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立场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是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用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由于反右运动规模极大，以55万右派为活靶子的批判，使得对马列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理解不仅迅速普及全党，而且广泛地深入到工农兵和城市居民群众之中。

　　本来，1949年后共产党是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运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特别是1956年放弃新民主主义后，毛泽东思想已失去战争时期的地位。现在，“八大”决议不攻自破，毛泽东思想再次从马列主义中凸现出来，成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并且逐步成为指导亿万工农群众参加群体修身运动的经典。反右同样起到了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意识形态绝对权威的作用。

　　延安整风的结果是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达致全党的空前团结，从而获得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正是凭借这种力量，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由反右引发的全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也立即产生了类似延安整风第三阶段的结果，即使全党全民达到共识，毛泽东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蓝图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在总结整风的意义上，陈伯达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讲得很清楚，并再次突出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他说，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对整风的看法，“王说，整风的结果，搞出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陈伯达接着说：“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没有延安整风，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然后，他强调整风的意义在于“全国集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行动，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一个一个扫除掉、摧毁掉”。1958年，亿万群众万众一心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新蓝图的实践，中国开始了大跃进。

　　五、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自反右运动展开以后，无论是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内容，还是选择蓝图的标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确立了毛泽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舵手的绝对权威。在无人敢抗拒毛泽东意志的背后，正是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决议之上，具有绝对道德真理的含义。刘少奇的态度就很典型。1956年刘少奇是反对个人崇拜的，积极主张从“八大”决议和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而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反“八大”时的立场，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模式。正如麦克法夸尔所说：“在1958年人大二次会议上，刘讲到毛时又回复到他1945年向党的七大作报告时采取的高唱赞歌的调子。他以赞许的口吻回顾了过去3年毛泽东所有政策的创造性……按刘少奇的说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胜利，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革命运动”的到来，毛关于要更快地发展经济的口号已经迅速地深入亿万劳动人民的心中，并且已经转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

　　其次，在反右之前，共产党除了将苏联计划经济修修补补外，不可能有其它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反右之后，一种全民动员以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方案迅速凸现出来。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宣称︰“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个日益强化的政治学习运动在全体人民中展开，不仅是机关、工厂，连城镇居民区都进行了反右动员，干部公教人员的家属都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在群体修身运动中，来自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任何号召都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含义。全社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大动员和参与狂热。这种全民参与的先声，是发生于1958年初的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本来除四害同政治无关，和个人道德纯化修身更谈不上关系。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特别提出消灭“麻雀、苍蝇、蚊子、老鼠”这四害。1958年1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参观了一条以清洁卫生著名的小巷，接着在南宁会议上，又指示全国搞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顿时，全国响应，除四害成为政治任务，亿万人民出现了除四害的狂热。一位外国人曾记录他亲眼目睹的现象：“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妇女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一个年轻妇女正在临近的房顶上来回跑，她手里拿着一个竹竿，竹竿上拴着一个布条，一边跑一边拼命地挥舞竹竿。……在这个旅馆的高层楼上，穿著白衣服的妇女们正挥舞着单和毛巾，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这栋房子屋顶上。”

　　使用这种惊吓麻雀、苍蝇等使其乱飞最后精疲力竭而死的方法除四害，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需要全民动员参与才有效。它居然在1958年初出现，可见工农群众在政治学习中的动员程度。我们知道，正是在1958年春毛泽东写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句。毛泽东无疑是感到，千百万具有无产阶级道德的新时代圣人已经出现。这种史无前例的全民响应党和毛泽东号召的参与热忱，使毛泽东感到六亿人民中蕴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毛泽东终于通过第二次延安整风发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这就是利用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苏联那种由党的技术官僚控制利用知识分子参与的计划经济。

　　这种取代“八大”决议的用政治动员方式搞经济建设的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根据反右运动立场决定论的逻辑，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能掌握马列主义，也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搞经济建设不应依靠知识分子。在紧接着南宁会议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力号召党的干部破除对知识分子的迷信。本来，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时，不仅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甚至看重资本家的管理经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新模式必须反对的东西。毛泽东曾这样说道：“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甚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运动已显示出工农群众拥有极高的觉悟，利用人民政治热忱搞经济建设，就必须尊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用干部官僚控制下的指令经济。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他问，如果那样的话，“群众又应放在哪里呢？”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把反对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和打破干部控制的计划结合起来，新模式必定是不管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并视知识分子专家的建议为条条框框，在经济建设中推行高速度、高指针的大跃进。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5月中旬，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年内达到年产4，000万吨钢，在7年内超过英国，再过8年赶上美国。

　　第二，既然毛泽东把人民群众中无限的建设社会主义热忱当作主要动力，那么群众的劲可鼓而不可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必定是强调自立更生、重人力投入、不重视引进西方和外国的先进技术，故毛泽东主张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并号召群众以创造力来代替只有专家才能掌握的新设备和新技术。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认为工农业生产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批判马寅初，认为中国是人多好办事。

　　第三，为了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组织起来，必须改造现有的基层组织系统。例如在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组织规模太小，不易集中人力物力，于是毛泽东支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1957年7月《红旗》杂志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该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必须把一个个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具有数万农户规模的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组织，这就是“人民公社”。同样在城里，也应打破行业界线，把工农兵学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应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夏天，具有上述三个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迅速在全国推开，这就是长达三年的大跃进。姑且不论毛泽东的新模式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长远影响是甚么，但它的推行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有两千多万人在人民公社和共产风造成的饥荒中饿死。在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面前，中共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张退回到大跃进以前的状态，而毛泽东则把这种意见视为党内的修正主义。1966年毛泽东第三次运用延安整风模式，让全党全民认同他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群众运动模式再一次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人们常说，毛泽东一直迷信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其实，说得更准确一点，毛泽东迷信的是延安整风模式。他在自己一生中曾三次运用这种群体修身的模式，左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形态。第一次延安整风模式的运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权威，而第二次、第三次运用则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正是文化革命的幻灭使中国共产党决定告别群众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究竟是一种甚么关系？它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扮演甚么角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持久思考的问题。

　　金观涛、刘青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