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上）

　　一、1957：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今天，每当谈起中国近二十年的巨变——无论是经济起飞还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均把源头归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产党路线之转向。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熟悉中共党史的学者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只是回到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根据不搞个人崇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条文也从党章上删去了。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各种新办杂志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正酝酿着思想解放运动。刘少奇甚至指出，鉴于苏联计划经济只注重计划性的教训，中国还应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坚持“八大”路线，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年。但是，“八大”路线寿命不长。仅仅一年后，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推翻“八大”路线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因此，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从“左”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点，那么1957年反右则是共产党路线从“经济建设”转向左的阶级斗争的另一个转折点。

　　今天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时，都高度重视1957年的反右运动。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一直追溯到1956年。确实，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来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还是“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都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正是反右运动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判断，左的路线开始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越演越烈。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放在文化研究者面前：为甚么1957年会发动反右运动？为甚么反右运动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变化？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见解，认为1957年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是与当时苏联东欧解冻相呼应的自由化思潮。在鸣放中，民主党派首当其冲，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40年代末期，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高举人权旗帜在中国争取西方式民主，其声势之浩大，以致于马歇尔（GeorgeCatlettMarshall）也认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亡在民盟手上。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1957年春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自由主义者卷土重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反右也就不过是共产党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这种看法实质上同目前共产党官方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一致。至今中共只承认反右扩大化，并没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强调反右是一场资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文革后，几乎所有右派都获平反，很难说极个别人的言论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故此上述的结论就显得漏洞百出。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为自己辩护时，一方面承认自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更强调在1949年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们在鸣放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言论也大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达斯（NaranarayanDas）曾把右派的观点分成拥护政府和反对政府两类，他还列举了反对政府的15种观点。他认为右派份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

　　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这种观点来看反右，很难解释1957年春大鸣大放的起因。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入大鸣大放，他们是在共产党再三动员下才向党提意见的。如果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提意见看作向自己夺权，那么为甚么要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除非我们把反右理解为共产党为了铲除知识分子异己的阴谋，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由于阴谋论同1956年“八大”前后中国宽松活跃的党内外气氛不合，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过份简单化的看法。他们倾向于把鸣放起因归之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不满，即1956年后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为一个保守、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而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办法是从外部对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据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说，当时毛泽东对“八大”各项决议极为震怒，为了对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开展攻击，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始全党整风。李志绥甚至认为，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意见未涉及毛泽东，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会提早10年。这种用共产党高层路线斗争观点去解释反右运动的起因，无疑比“阴谋论”深入了一步，但显然过份强调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研究反右运动起因和共产党政治路线变迁机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长期被忽略，这就是某种中国特有的群众运动模式对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这种群众运动模式形成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它有效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治地位。而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第二次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正是它改变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心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绝对权威，从而扭转了“八大”路线，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二、延安整风的模式和功能

　　为了讨论群众运动与确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内在关系，我们在研究反右运动之前，必须先花少量笔墨来分析延安整风。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心目中，共产国际和精通马列的苏联留学生比农民革命家更具意识形态的号召力。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支配了党的意识形态，擅自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此后毛泽东与王明国际派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共党史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直到1942年前，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排除王明等国际派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使自己思想彻底笼罩全党的办法。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等国际派的项英阵亡，苏联留学生在党内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与此同时，苏联正好开始卫国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而当时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缩小，可以抽调大量干部参加学习。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留学生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机成熟，便立即发动一场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风对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奇妙功能，也很难明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为甚么要花如此长时间和这样大的精力去搞整风学习。如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将全党思想高度统一起来的群体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运用，战胜了国际派和其它反对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对全党的控制。

　　延安整风分三个阶段，历时近三年。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地向党和领导提意见。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讲话，宣布整风运动开始。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自己的墙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让全体党员在大批判中集体修身，纯化无产阶级立场。它以大批判和审干作为手段。在整风第一阶段大民主中，党员各抒己见，把对领导的不满一一发泄出来。它也就为运动第二阶段批判对立面准备了条件。1942年3月，整风运动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接着又办起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一时类似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吸引了延安各阶层的注意。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思想斗争的对立面，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5月2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端正无产阶级立场，解决文艺为甚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在端正立场的指导下，王实味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和动机不纯。6月，开始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因过去和托派有接触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细，10月初被开除党籍。

　　显然，一旦端正立场、检查道德动机是否纯正成为运动的主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必须落实到纯化每个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道德品质修炼。于是党员有了一整套如何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全新标准。整风运动也随即转入反对宗派主义的审干阶段。审干包括自我检查和群众评议，最后由党组织作结论。它要求党员重新交代、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党内工作经验，以达到思想上入党。随着审干运动深入展开，对党员的道德评判进一步变成一种抢救运动。即党组织通过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迫使有问题的党员悔过自新，把他从堕落的边缘抢救过来。审干、抢救运动足足持续了近一年。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党作出决议，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凡是经历过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人，对群众运动这三个阶段都一清二楚。令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为甚么可以用这种三阶段整风模式达到批判国际派、确立自己思想霸权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心目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道义。国际派大多为苏联留学生，他们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充分掌握着第一个权威来源。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儒家化，将其诠释为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识形态权威的第二个来源。通常这两个来源同样重要，很难争高下，而一旦动员全党投入整风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道德批判，就会助长第二个权威来源迅速压倒第一个权威来源。

　　必须注意，在儒家化马列主义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道德动机不纯正，学习再多的经典都是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而且马列主义的整个道德基础被界定为无产阶级立场，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党的干部）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阶级立场极易受到质疑，他们也无法判定自己的无产阶级道德性是否纯粹。这样，只要以批判对立面为手段的群体修身运动充分展开，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与运动批判对象相类似的问题，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中反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否纯正。这种以纯化无产阶级立场为主调的群众运动，会带来人们思想方式的两个重要变化。第一，运动吞噬了一切原属于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间，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已没有个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须坦白交代。外界（群众和党组织）的道德指责往往构成一种巨大精神压力，迫使每个个人成为群体一部分，并接受思想改造。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结合成团体的紧密关系和改造人内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诞生。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延安整风导致党员的自我空间日益缩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党意识形态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第二，由于运动中无产阶级立场的纯化成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于是仅仅引证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就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诠释——一种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事实上，正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原来在党内宣传部门颇有势力的王明一落千丈，最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而毛泽东思想权威逐步树立。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并用毛泽东思想来重写党史，这个党史的新版本迅速为全党接受。延安整风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写进了党章，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刘少奇在1945年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三、思考社会主义蓝图的三个主体

　　今天，延安整风已被视为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之滥觞。但由于延安整风已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就没有必要发动运动以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因此学术界大多不把中共在1949年以后发动的运动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研究反右运动。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成立的，但是1956年至1957年这两年的情况非常特殊。当时中共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与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类似的局面；毛泽东虽然掌握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意识形态蓝图）却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

　　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就是中国宣布于1956年提前进入社会主义。本来指导经济建设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中共中央预计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到1962年才能基本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要持续15年左右。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曾分析过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导致商品粮短缺，而不得不实行粮油棉花的统购统销；它极大地破坏了市场机制，以致私营工业在1954年后越来越难生存。另一方面，干部对农村基层的控制促使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浪潮迅速来临。可以说，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之快，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预料。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十分形象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来得太快而感到意外，他说：“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使大多数党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它对党的指导思想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中国共产党顿时失去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意识形态蓝图。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正统地位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必须重新确立经济建设蓝图。因此，1956年在中共党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在这一年，全党动员、中共领袖全体参加了经济社会调查研究。1956年3、4月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停止一切其它工作，专门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多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曾把这种每天听各部门汇报的疲劳生活比作“上地下、地下上”，即起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休息。他认为这是强迫受训，他对汇报者说：“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唯一一篇主要讨论经济发展策略的文章：〈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企图勾划出指导经济发展的新蓝图。

　　表面上看，取代新民主主义蓝图的方案是现存的，这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当时全社会都把苏联的今天当作中国的明天。至今，很多历史学家也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归之为采用苏联模式。但是正在毛泽东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关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北京，给斯大林式的苏联经济发展道路蒙上阴影。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以苏联为鉴戒”立刻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务实而每天忙于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很快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批判性继承，使计划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符合中国国情。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决议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对苏联经验的批判性采纳。

　　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八大”似乎开得很匆忙。虽然毛泽东参加了“八大”，但并不满意“八大”的结果。姑且不论“八大”决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在实际上毛泽东仍是党的最高领导，并保持对全党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但是“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却不是从毛泽东思想导出的。它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决定，基本上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中国版。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延安整风前对苏联经验权威的依赖。毛泽东似乎觉得这种对苏联经验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为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提供新的行动纲领。但是，十分明显，毛泽东一下子也拿不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方案。它表明了在1956年至1957年间，党的意识形态又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

　　这种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不确定性，同样反映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1956年以前，知识分子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根据是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的世界观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初，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无疑意味着一个全新时期的到来。在新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解决了，不仅资本家成为人民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属于工人阶级了。过去一味强调改造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再也难以成立。这势必激发知识分子的主人翁感和参与热忱。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

　　因此，从中国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内在理路看，即使没有苏联的解冻，中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也会激起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思考热潮。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前一个月，在1956年元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感慨社会主义来得之快出人意料的同时，还对1，8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党外民主人士谈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思索取代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所以1956-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同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有一个本质区别：苏联东欧的解冻意味着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怀疑，有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含义；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基本是相信马列主义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1957年开始鸣放前如此，即使是鸣放中最极端的言论也都没有改变这一基调。那么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是甚么呢？显然，批判斯大林和苏联模式黑暗面的暴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把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作为取代新民主主义的新蓝图。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甚么要在鸣放运动推开之前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毛泽东感到在对待“八大”决议的意见上，知识分子可能与他站在同一阵线。（未完待续）

　　金观涛、刘青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