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革反思五：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言说中，同时吸引中外人士发言，争论最热烈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话题，是有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所谓“两个文革”说是这样一种观点：与毛泽东在上层打倒政敌、党内清洗的文革相对应和平行的，还有一个在下层的人民的文革，这是一场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社会运动，它具有反官僚特权的性质。

　　“两个文革”说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在纪念文革发动30和40周年的1996和2006年的大讨论中，这个话题又引起热烈的争论。在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为数不少的人向往和呼唤着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文革”说对于这种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一些研究文革较深入的学者——如国外的李鸿永、陈佩华，国内的杨小凯（又名杨曦光）、刘国凯等，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他们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

　　陈佩华断定说：“1966年至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划的独立力量。”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1966年8月至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

　　社会冲突论者正确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发动和支持下反官僚的，这就需要对群众的反官僚的性质作仔细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带特征性的事件是群众起来批判斗争以前的官僚，但决不要忘记，他们批斗当权派的理由主要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至于官僚搞特权，欺压群众，那只是次要的理由。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动和利用以反对毛自己的政敌，还是反对执政党和现存制度？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我个人的经验和研究结果与这种论点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谓根正苗红的人，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被人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造反，他们一动就是“右派翻天”，“乘机搞阶级报复”。其次，造反派组织虽然不像保守组织那样搞兵统和坚持极端左倾的政治标准，但仍然用类似于文革前党的标准看组织问题，不太愿收留“有问题”的人或不满份子，因为怕被对立组织抓辫子，被说成“组织不纯”，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是按当时的标准，如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是否党、团员）推举的。这样的组织敢于在最高领袖号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级党组织进攻，却不会在本质上反对党。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党毕竟是由毛缔造和领导的。

　　可以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干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认识到毛实际上是官僚体制的缔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当时，恐怕没有人能认识到，如果毛发动的文革取得胜利，官僚体制将比以前不合理和残忍十倍。

　　刘国凯在2006年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清醒，如果一定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虽然，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但我承认，“两个文革”说至少具有以下明显优点。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官方关于文革的神话，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种神话，不论是文革时由毛的文革派制造，还是文革后由获胜的反文革派制造，都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第二，它力图对文革中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的行为给予说明，它正视群众分裂为不同派别这一事实，它把投身于运动的群众当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体，这便于说明文革中亿万人的热情，相互斗争，以及他们的思想随着文革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因而文革产生了其发动者始料不及的后果，等等；第三，它力图揭示文革爆发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这对于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国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两个文革”说的问题是它对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觉醒和反抗估计得太高、太早、规模太大、认识太彻底，这不是有无和对错的问题，而是对其程度的估量问题。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人们的觉醒和抵制要经历一个艰苦、漫长的探索和思想解放的过程，那些星星点点的，多半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火种，要到文革结束或接近结束时才变成可见的火炬。而今日中国人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已经不是，也不应该是对于“人民文革”的发扬光大，而是对于宪政民主理念的体认，这是中国人自文革结束至今30多年探索与实践的结果。（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